胡克:卓别林喜剧电影对中国早期电影观念的影响
提要:中国2040年代电影受到好莱坞电影影响,其中卓别林喜剧电影的影响是全面的,积极的。主要是帮助中国建立了喜剧电影观念。在中国电影早期,美国和法国滑稽喜剧的引进和广泛传播,成为中国滑稽电影的模仿对象,使中国电影人初步理解了电影,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卓别林喜剧。
在30年代受卓别林电影风格影响,中国基本形成了悲喜剧观念。在40年代前期,随着卓别林《大独裁者》的引进和评介,中国电影人也理解了政治讽刺喜剧的特点。此外,卓别林电影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美国电影 滑稽喜剧 悲喜剧 政治讽刺喜剧 卓别林
20世纪初中国电影在上海初兴时直接或间接受到美国电影影响,已多有论述,本文仅是对此论题的补充,探讨卓别林喜剧与中国早期喜剧电影观念的关系,特别是对滑稽喜剧、悲喜剧和讽刺喜剧电影观念的形成产生的重要影响。
对卓别林代表的美国滑稽喜剧的借鉴
中国电影观念的开端与滑稽电影自有不解之缘。
在现存史料中,对于20世纪初滑稽片在中国和美国电影联系方面的作用多有记述,
君里在《现代中国电影史略》的论述最为精要。上海拍摄商业电影始于亚细亚影戏公司。1909年,美国人宾杰门?布拉斯基最早在中国上海组建亚细亚影戏公司,在上海拍摄《西太后》、《不幸儿》,在香港拍摄《瓦盆伸冤》和《偷烧鸭》。这几部影片的详情无从知晓,
君里从片名上推测,《西太后》和《瓦盆伸冤》似乎是属于改良旧剧的系统,《偷烧鸭》则属于时装(清装)的滑稽电影。(1)这是中国电影兴起时的两种主要形态。
《偷烧鸭》是否真正属于滑稽电影,由于疏于考证,尚可存疑,但是对于拍摄于1913年的一批短片,则可以肯定相当一部分属于以文明戏所开拓的近代化的演剧形式为基础的滑稽电影。(2)此时,亚细亚影戏公司已经发生重要变化,1912年布拉斯基把公司转让给美国人依什尔与萨弗,1913年依什尔等聘请张石川任顾问,张石川又与郑正秋、杜俊秋、经营三等组织了新民公司,承包了编剧、导演、雇佣演员、摄制影片的工作,这意味着,亚细亚公司虽然仍属美国公司,但是其运作已改由中美双方人员共同参与,而其中的创作部分已由张石川等中国人承包。
在这种影响下,中国的智识分子学习了不少关于电影技术的知识,为以后土著电影的诞生种一伏线。(3)创作观念随之变化,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环境而选择中国本土题材,1913年秋,张石川、郑正秋等共同拍摄了《难夫难妻》。
如果以现代喜剧观念观照,《难夫难妻》起点颇高,不仅具有社会批判性,同时喜剧性也力避低俗,倡导高雅含蓄,故事从媒人的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4)作者用电影的方式展示出日常生活中的荒谬,似有现代主义意味。
可惜在电影尚处于婴儿时期,中国观众对于电影的种种表现方式非常陌生,尚未形成欣赏此类现代喜剧雏形的精神需要,迫使其夭折。此时,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合谋挤压,文明戏的进步的精神便为封建的治力所斩折,退而变质为一种与现实契机脱离之单纯的、描写悲欢离合的闹剧??只剩下消极的娱乐成分。
(5)之后,郑正秋暂时离开亚细亚影戏公司,也带走了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改良社会的人文精神。张石川娱乐大众的文化观念占据主导地位,他组织拍摄了《活无常》等十余部滑稽短片。
从亚细亚影戏公司的拍摄实践来看,张石川、郑正秋继承和发展了布拉斯基的创作思路,开创出两种喜剧电影形态,一种是以《难夫难妻》为代表的社会讽刺喜剧,另一种是《活无常》之类的突出娱乐性的滑稽短剧。前者显示了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试图关注社会,发挥社会启蒙作用,可惜只能一闪而过。后者的兴盛,有助于中国人比较直观地观察、体会、理解电影特性。
滑稽喜剧在欧美电影观念发展中曾经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
君里的解释颇有说服力。他认为:初生的电影是以承袭着戏剧的遗产而开始发展,同时一方面从滑稽的题材里慢慢产生电影之低级的、但独立的形式,这在各国影业史上是相同的。一九〇八年美国影业的先驱者便做过大规模的法国古典戏剧的介绍工作,??亚细亚的改良旧剧的出品,正和此次运动一样,产生于当时一般以为电影的表现形式只可借重戏剧的成果而成立的见解中。
反之,滑稽片是电影自然发展的产物,是纪录有趣味的活动之进步的形式,这便在一九一〇年前后的美国和法国开展过一个以动作为特征的素材之喜剧电影的时代。
动作喜剧最初脱胎于马戏丑角的滑稽表演(法国Max Linder的尝试),由美国山纳脱剥去其马戏的传统而形成有名的打闹喜剧电影。
本来马戏小丑的动作产生于马戏表演的力学的运动之中,但它一方面是以马戏所没有的莫利哀喜剧底小市民阶级的趣味为其表演的神髓。马戏小丑所惯用之掷饼、互殴、扑跌、追奔的动作在打闹喜剧里发挥物质错乱的力学,同时还相当接触到纯朴的人本主义的精神。
当时亚细亚滑稽出品的主题,例如戆蠢的小丑(俗称二百五)在娱乐场的人群横冲直闯,新娘遇白无常(这不吉利的鬼魂)的追奔,脚踏车将行人冲倒而引起互殴,失去钱票的店伙之翻箱倒榻的寻索,都是属于打闹喜剧一类之浮浅的人性的讽刺。(6)
这意味着,中国早期喜剧发展途径与美国和法国基本相同,打闹喜剧成为早期电影观念发展的主要环节,因为它可以产生电影之低级的、但独立的形式,而且,也体现了一定的人本主义精神。亚细亚公司的影片受美国山纳脱(今译塞纳特)的影响,体现了启斯东公司的打闹喜剧风格的精髓,以一种疯狂的破坏美学的表现形式,造成视觉的错乱或某种解放。
中国早期电影的另一重要制作机构商务印书馆从事电影业也具有明显的美国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削弱了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控制,美国文化资本乘虚而入。1917年由于一位美商投资电影受挫,将器材等低价转卖,促成上海商务印书馆拍摄电影的契机。
1919年美国环球公司摄制影片《金莲花》,借用商务印书馆的拍摄场地,也向相关人员传授了拍摄和制作经验。有关记载为:(美国环球公司)假本部摄影场摄片、洗片接片亦就本部为之、同人追随数月、耳濡目染、获益良深、工竣本部又购其携来之煤精灯大小数十盏、得此后遂不分昼夜可以工作、再聘陈春生君为主任、摄成《死好赌》及《两难》等片、所用演员大都为励志会游艺股会员、于新剧略具经验、故于表演上不觉过于困难也。
(7《) 中国电影发展史》认为,《死好赌》、《得头彩》与亚细亚影戏公司的《赌徒装死》、《店伙失票》几乎完全相同,都是一些滑稽打闹镜头的生硬拼凑,无论表演摄影都很粗制滥造。
(8)评价虽然不高,至少说明这批影片与亚细亚影戏公司摄制的滑稽短片一脉相承,都来自对于美国滑稽喜剧片的模仿和借鉴。
君里的论述比较公允,他认为,商务印书馆从拍摄新闻片发展到滑稽短片,是正常的、合理的,符合法国、美国等国家发展电影制片业的基本规律。他说:就剧本的取材言,当时商务出品的主题先后经过了初期电影发展之最合理的过程:从平凡而简易的新闻片起,随着是风景片,略有组织的教育新闻片,假借既成戏剧形式的京剧片,以至渐成为独立性质的滑稽短片。
这些滑稽电影有一部分是民间传说的翻译(如《呆婿祝寿》、《戆大捉盗》),从剧中人的粗率的性格去摄取笑科,同进还带着一些打闹喜剧的成分;一部分是浮浅的人情的讽刺,如《死好赌》、《清虚梦》、《得头彩》、《猛回头》等剧,写的都是一班为生活所苦困的小市民,似乎摇身一变而为清云得志的暴发户,但后来都依旧还原为一个幻灭的穷人。
这些电影和一部分卓别灵的早期出品《做富翁》、《大闹剧场》、《从军梦》一样,多是用梦的原素把他们的幻想建筑起来,它们蕴蓄着一般无法翻身的小市民之参透世情的哲学,同时,在电影的表现形式上,是以新奇的诡术摄影(Cameratrick,如用复摄法以制造梦境等)为吸引观众的营业手段之一。(9)
君里找到了这批影片在内容和表现形式方面的模仿对象,就是卓别林(即文中的卓别灵)的早期滑稽片,归纳其主要功能是造梦,这是很敏锐的。中国早期电影之所以主要选择美国滑稽电影为师,主要是,它不仅粗俗热闹,动作性强,而且具有让人沉浸其中,产生如醉如痴的梦幻感,可以使观众忘记或缓解现实生活中的痛苦。
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对于拍摄影片,郑君里作了如下描述:租借西人老罗的摄影场试摄新闻滑稽短片,完成了《大闹怪剧场》、《滑稽大王游沪记》、《劳工之爱情》等诸剧,由张坚(石川)导演,郑公(正秋)编剧,英人郭达亚摄影。
这些影片可以肯定说是受了战后美国开士东影片公司导演M.山纳脱之有名的打闹喜剧影响。特别是《滑稽大王游沪记》一片,不仅是摹拟开士东出品里的卓别灵的形像与演技,而且当时扮演卓别灵一角的英人李却?倍尔还是山纳脱导演《宾太平》( Ben Turpin,这对眼的小丑)的笑片时所用过的配角。
这部影片尽量搬演追汽车,与胖子打架,掷粉团,打碎食具,坐通天轿等跌扑的笑料;同样《劳工之爱情》也是用一水果商向医生女求爱的故事介绍了掷果,打伤赌徒的跌扑,为冷落的医生制造大批病人。这些打闹喜剧在营业上并不怎么成功。(10)
君里看来,明星公司早期的打闹喜剧受美国早期滑稽动作喜剧影响很大,直接借鉴了卓别林早期电影风格,由此可以推知,卓别林的形象在当时上海已为人熟知。单纯的模仿无法与成熟的欧美电影竞争,失败无可避免,但是应该看到,这对于中国早期电影观念的基本形成发挥了促进作用。
卓别林悲喜剧与中国喜剧电影观念的成熟
中国电影理论虽然在整体上落后,但是,在探讨与社会及社会心理有关的某些电影类型方面的理论观念却可能显示出一些特色。电影喜剧观念是其中重要方面。
在西方电影传入中国初期,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喜剧明星层出不穷,欧洲明星中声名显赫的是法国的林戴,受观众拥戴的美国喜剧明星比较多,有卓别林、劳埃德(即罗克)、基顿,以及劳莱与哈苔组合等。其中劳埃德、卓别林更加突出,后来观众与评论家的兴趣逐渐集中在卓别林一人身上,这并非偶然,卓别林的电影更具有社会性。
同时,随着卓别林等明星在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加强,中国关于电影理论特别是电影喜剧理论也有所拓展,卓别林等的实践成为触发理性思考的关键,由此入手探讨喜剧与社会的关系。
中国电影理论家对于电影喜剧的认识,最早是看重排遣苦闷的社会作用,适当加入讽刺,强调娱乐性。这正是早期卓别林电影的特点。
易翰如认为:我们日仆仆于烦恼场中、而欲得一物把胸中的积闷、洗濯一下、那末滑稽影片便是最适用的东西了、盖优美的滑稽影片、饱含讽刺、耐人寻味、直接可使观众忘却日间作事的艰辛、心神因此一爽、间接用滑稽的手段、来感化愚顽、针砭恶俗、这么看来、滑稽的影片、有益于社会、也不少啊。
平日肯潜心研究社会状况、实在是他们成功的最要条件。编制滑稽剧、极为难事、剧情既不可无意义、而表演又不能太荒唐、倘若不细心去研究、便易生背情背理的弊病。
(11)喜剧的作用并非简单地博得笑声,首先是解忧,排遣苦闷,是对于日夜奔波、精神疲惫的一种补偿,其次是发挥讽刺的效用,感化愚顽、针砭恶俗。他对喜剧社会作用的概括,既注重实际效果,又是理想化的。
张秋虫进一步提高喜剧的地位,认为,趣剧之价值、乃较悲剧为高、而感人之力更深且永。但是他同样认为这只是理论上的判断,在实践中难以实现,趣剧之弊、在无理取闹。滑稽影片之难、视寻常趣剧为甚、寻常趣剧、当可以插科打诨取巧、一入影片便失其用。(12)关键在于这种喜剧性易流于低俗,难以把握分寸。
从1925年起,一些电影评论在论及喜剧电影时,从对明星的崇拜开始转为对于艺术性的推崇。从单纯取乐,向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发展。
周剑云推崇卓别林和刘别谦:此非由于崇拜偶像之观念,良以刘别谦、卓别麟二氏之思想才力大有过人者在,故其导演之作品,亦能不同凡俗也。欧美影片,以布景宏丽,演员众多,服装新奇,炫耀于人者多矣。此类影片,虽亦足以取快一时,令人佩其魄力之雄厚,然而观后思量,殊无回味。
以视《三个妇人》与《巴黎一妇人》,以思想制胜,以情绪动人。不取铺张,专事白描,而能迂回曲折,耐人寻味者,焉能同口而语。两片写人类心理,鞭辟入里,针针见血,各有意境,未容轩轾。是真刘卓两氏思想之结晶,银幕艺术之上品。(13)把思想性与艺术性作为判断喜剧的标准当源于此。
从单纯看重视觉的滑稽到重思想内涵,是喜剧观念的重要变革。罗树森从创作角度论及创作滑稽影片的难度,他说:滑稽影片不是一种无理取闹的电影、要有一种讽刺的意思、从冷酷的表情中显露出很深刻、很热烈令人发笑的资料。
卓别林等人受欢迎是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既滑稽而复耐人寻味。受乐极生悲一词启发,作者认为,许多令人可笑的滑稽戏情、滑稽动作、都从那不幸或是悲哀中出来的、从这种反面显示出来的滑稽、愈深刻而耐人寻味、所以滑稽电影可以说是不幸悲哀戏剧的反写。
所以要滑稽电影耐人寻味、都要从反面着想、要从不幸悲哀的地方去着想滑稽的戏情、要注意剧情的合理、还要注意环境的变迁、社会的新潮和许多近代关系下、很深刻的描写。(14)可知,中国的国情与美国不同,对喜剧的要求也不同,中国人经受更多苦难,在欣赏喜剧的时候,需要适当的情境,从悲苦的心境中摆脱出来,才能进入欣赏喜剧的心态,这可能是罗树森提出滑稽电影可以说是不幸悲哀戏剧的反写的观点的社会文化原因。
这种概括已经接近卓别林的悲喜剧风格了。
到30年代初期,我国无声电影发展进入高峰,对卓别林及其电影喜剧的认识也深化,从娱乐性的滑稽喜剧向思想性强的悲喜剧转移。
镜波的《滑稽谈荟》论述道:却利卓别麟能博得智慧的、年老的、和稚子等底同声赞美。??也惟有他的滑稽永远不灭,??他的破靴、小发、蔽帽,和手杖而成的滑稽动作,是开始入影界后即取而沿用的姿势。他的动作,有创造力,大能感动观众。
他个人能使各地人士随其意志而笑而哭,他兼任导演编剧,主角,和乐师。??他在诙谐中,包藏丰富哲学思想,这更是他仅有的特征滑稽动作。出于自心,终较指定者为佳。(15)不仅强调它的滑稽动作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而且已经意识到,像他这样的全面发挥创造力,实际上就是电影的作者。
琼卿发现了卓别林的喜剧有悲剧因素,实际上是悲喜剧:人家都说卓别麟是笑匠,但是他的影戏却是笑中含泪的。在他主演的片中,很简单的,没有伟大的布景,没有紧臻(应为紧凑之误引者)的情节,还有他的女配角,也不是著名的,他的男配角都是低级社会中的人,他所采取的环境,常常是凄惨而可怜的,他的戏名义上虽称滑稽,其实细细观察,却是悲哀。
卓别麟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往往饰一个畸形社会中的弱者。一支破旧的帽子,一支八字脚的鞋子,一引清淡的面孔,就是偶作笑容,也是不自然的哭笑,他到底不失为一个清醒者,在感觉已经被事实所麻醉了的一般人们,他却用艺术的手腕把一部分人生的悲剧表演出来,让人们从娱乐中得到一种感触。
??无论那一张片子它的结局,常含着无尽的意味,使人追念不置,由此而知卓别麟的思想,委实值得敬佩哩。(16)
徐文炳不仅发现了卓别林喜剧的悲剧性,而且从阶级性的观念界定这种悲剧性,认为他的影片固然是能讨得劳资阶级同样的同情,但始终替全世界的贫苦者鸣不平,影片含有深刻意味。因此他能够在中国获得长期好评。他的论述是:以一部剧本,要想得到各种人的欢迎,本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只有真正的艺术天才,纯粹的民众艺术,总能博得观众们的信仰。看电影的人们,谁都知道却利卓别麟是谐剧界泰斗,他的长处,不仅是戴着旧礼帽,穿上破衣服,挟着怪手杖,踏上烂皮靴,造出种种滑稽的表演,以引得观众笑口扬眉而已,而在乎他能用诙谐的态度,冷酷的手腕,表演出人类一切的怪象,无限的悲哀,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悲哀。
他的艺术是哲学的,含着平民化的,能讨得劳资阶级同样的同情。
惹起妇孺男女同样的欢笑。在银幕上至今只有他一人而已。他的人生是悲观,他始终替全世界的贫苦者鸣不平。就拿他以前所主演的片子来讲,像《犬吠声》、《寻子遇仙》、《淘金记》等,都是描写贫人的困苦为背景。
他的最近作品《城市之光》,宗旨也是劫富济贫,而且含有深刻意味的。他的艺术怎不叫人钦佩呢! (17)这种浅近易懂的阶级性分析,具有一种民主观念,从一个中国观众的角度揭示了卓别林悲喜剧电影观念的社会本质。
从对卓别林的认识,中国电影批评家意识到,中国特别适宜发展社会喜剧特别是悲喜剧,也逐渐理解到悲喜剧的精髓。30年代,中国常规电影中经常弥漫着一种悲喜剧的格调和风格,如蔡楚生的创作,应该看作受到卓别林悲喜剧观念的间接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