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辉蒋介石 蒋介石“帮刘湘剿共”
四川省自清朝末年以来,逐渐形成了大小军阀割据的局面。据统计,从1912年到1933年,共发生大小军阀混战470多次。1926年下半年开始,四川大小军阀见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势如破竹,便纷纷派代表向国民革命军输诚,表示承认国民政府,同意军队易帜改编。
于是,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先后任命四川军阀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为国民革命军的军长,仍统率原部。四川军阀虽已易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其军阀本质没有改变,仍然为争夺“防区”地盘而混战不休。蒋介石多次想控制四川,但均未得逞。
1932年底至1933年初,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陕南入川,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红军粉碎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红军发展到五个军约8万人,各路四川军阀的统治岌岌可危。
红军刚刚进入四川时,蒋介石就向刘湘提出派“中央军”入川协助“剿共”,却遭刘湘的拒绝。但在连战连败的形势下,刘湘只得于1934年11月亲赴南京乞援。蒋介石高兴地对其亲信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当,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到达南京后,刘湘向蒋介石提出“三要”(要四川军政大权、要南京的财政支持、要武器弹药)。蒋介石表示同意,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并授权刘湘统一四川军政,要求四川大小军阀要统一受刘湘指挥;而四川各军军费和武器弹药由南京负责补充;更同意拨给刘湘500万元“剿赤”经费,并让刘湘发行巨额善后公债7000万元。
同时提出刘湘应“允许中央军入川,并同意蒋介石提出的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简称参谋团)入川,指导监督反共军务”,且所有川、滇、黔、康较大事宜“均可过问”。对此,刘湘也只好全盘答应。
1934年12月,蒋介石任命贺国光、杨吉晖为驻川参谋团正副主任。1935年1月,蒋介石派遣参谋团和上官云相等部“中央军”入川,督导川军围剿红军、“整顿四川地方”。1月16日,参谋团通电四川各路“总副指挥”,令他们固守原防,严密防范;为了杀鸡儆猴,参谋团于17日惩办了在乌江被红军击败后放弃防务,携同家眷、大批金银珠宝和烟土逃到重庆的贵州军阀、二十五军副军长兼川南边防司令侯之担。
刘湘在参谋团的帮助下,也发出一系列通告,限令各军把防区内的军、政、财、文大权交给省政府,并裁军整编。
不过,参谋团出的高招并没有给四川军阀的连战连败划上句号。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迅速突破了田颂尧部防线;中央红军在进入四川后,迅速突破了大渡河天险。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让参谋团的“谋略”全部落空。于是参谋团将田颂尧撤职查办,将防守中央红军的刘文辉记“大过”一次,所部“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
此后,参谋团为了剿灭红军,先是调集大军严密封锁,又在各地广筑碉堡,并强迫藏民地区实行坚壁清野,以达到“困死红军”的企图。但到了8月下旬,红军出其不意地穿过了茫茫草地,并全歼了企图堵截红军北上的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49师,打开了北出甘南的门户,致使参谋团的企图再次破产。
随着红军大部队离开四川,1935年10月初,蒋介石也离开四川,并提出参谋团已经不能适应需要,应改设重庆行营。11月1日,重庆行营成立,蒋介石任命顾祝同任行营主任,贺国光调任参谋长,杨永泰任秘书长。重庆行营辖区为川、康、滇、黔和西藏。
所有西南各省军队,重庆行营都以蒋介石名义进行指挥;所有各省区民、财、建、教都在其控制之内。重庆行营建立后,参谋团即行撤销,但蒋系中央势力相继渗透到四川军事、政治、财政、金融各个方面,刘湘的权力更是每况愈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