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讣告和悼词起草前后zt
周恩来总理逝世已近28年。在周总理病危之际,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的周启才受中央之命,起草了讣告和悼词。周总理病逝后,他又列席了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两个文稿的会议,亲眼目睹了在总理丧事问题上的斗争。现在,他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写出来,为世人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汪东兴纪登奎召开会议1975年11月中旬,汪东兴和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小范围会议,到会的有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郭玉峰和副部长郑屏年,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内容是根据中央指示,安排准备周总理的后事。要准备的有:起草讣告和悼词;拟定治丧委员会名单和遗体告别、吊唁活动、追悼大会等初步方案。讣告和悼词由我执笔拟出初稿,治丧委员会名单和遗体告别等事项,由郭玉峰和郑屏年拟出初步方案。
完成时间暂定十天,越快越好。
总理患膀胱癌的消息,我是在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会议期间听总理亲自讲的。当时我是大会会务组的负责人之一,总理到天津代表团看望全体代表,谈话最后讲到自己的病情:“经医生检查,我膀胱上长了一个东西,现在正积极治疗,问题不大,请大家放心。”这次听了汪东兴、纪登奎的讲话,才知道他病得如此严重。在中办秘书局,我白天要承办中央和地方诸多必办事项,只能安排每天凌晨一点至四点来完成这项重大任务。我先动笔起草了讣告。讣告是悼词的缩写,悼词中其他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对周总理的评价,在讣告中就要确定下来。讣告完稿后,我接着起草了悼词,两个文稿共用了八个上述时间。
完成起草工作后,我报告了汪东兴,他指示:“两件文稿由你亲自封存和保管,什么时候用,等通知。”
围绕讣告和悼词的斗争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上午10时许,汪东兴电话通知我,要我携带讣告和悼词初稿,同李鑫同志一起进行修改。我俩先修改讣告,因为下午政治局会议第一个议程就要讨论。李鑫对讣告个别语句做了一点修改后,我安排专人把修改稿送到中办秘书局印刷厂,要求下午两点以前印出交给我。下午三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我将讣告印件分发给到会成员,小平同志指示我在会上读一下。汪东兴考虑到小平同志耳背,示意我坐在他右侧后面读,以便他听得清楚。
总理讣告是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名义发布的,全文约一千字左右。经过讨论,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这时小平同志问汪东兴:“悼词准备好了吗?”汪东兴说:“在总理生前准备了一个初稿,正在修改。”邓小平说:“那就等修改好了另找时间开会讨论。”
接着讨论治丧办公室提出的周总理治丧委员会名单,遗体告别、吊唁活动和追悼大会方案。在讨论中,“四人帮”十分猖狂,他们极力压低周总理的治丧规格,对治丧办公室提出的有关治丧方案和建议横加斥责。如治丧办公室提出请外地的李德生、许世友、韦国清和赛福鼎四位政治局委员来京参加总理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的建议时,江青、张春桥厉声责问:“你们什么意思?是不是还要把京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都叫到北京来呀?”当治丧办公室提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吊唁活动,时间安排五天,人数安排六万时,“四人帮”极力反对,硬是把时间压缩为三天,人数压缩到四万。
周总理讣告和治丧委员会名单,报经毛主席批准后,1月9日在全国各大报纸头版登出。举国上下顿时陷入极度悲痛。
李鑫和我集中全力修改总理悼词初稿。悼词修改完,中办秘书局将印件在会前分发给了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成员。1月12日下午3时,由邓小平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总理悼词和追悼大会有关事项。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周恩来的逝世,给当时已身处逆境的邓小平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他忍受着内心悲痛,为安排好周总理的丧事,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悼词成为了斗争的焦点。
会议开始,邓小平就采取主动出击,使“四人帮”处于被动地位。他说:“总理悼词文稿,我已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大家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请讲。”接着,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相继发言,表示同意悼词文稿。江青在会上以所谓“路线问题”对周总理进行恶毒攻击和诬蔑,妄图贬低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和丰功伟绩,但除王洪文、姚文元跟着帮腔外,其他人对她的“发言”不予理睬。
张春桥对悼词中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特别重视,他想从悼词中抹掉它,但如果在政治局会上公开提出必将遭到痛斥,因而采取了一个卑鄙的办法。
当讨论悼词即将结束时,邓小平再次发言说:“对悼词文稿,我再提一点具体补充,加一个字,印件中1922年总理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应是总支部书记,加上个‘总’字,符合实际。大家没有新的意见,悼词文稿政治局通过。个别文字修改后,报请毛主席审批。”并指示我们改后先送邓大姐过目,看邓大姐还有什么意见。散会后,我和李鑫走到大会堂北门口,张春桥从后面赶上来对我们说:“悼词号召向总理学习那部分,不必那样展开写,不必写得那样实,你们改一改,压缩一下,笼统写几句虚的话就行了。
”我们听后一愣。他又说:“你们听清我的话了吗?”我们心里十分愤怒,不软不硬地说:“听清了。我们是做具体工作的,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我们无权做任何改动。您的意见也没在政治局会上提出,现在要我们做这样重大的改动,我们不能做。如果您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将修改意见向政治局提出,政治局如果同意,我们就改。”张春桥听后,怒气冲冲地走了。事后我们把此事报告给汪东兴,汪东兴说:“张春桥反对悼词中这几段向总理学习的话,他不敢在会上提出来。你们把他顶回去,做得对,我支持。”
谁致悼词成为争论焦点
这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由谁来给周总理致悼词。开始“四人帮”反对由邓小平致悼词,江青提出由王洪文致悼词,王洪文认为自己不行,张春桥也感到王洪文不够格,提出请叶帅致悼词。
叶剑英带着怒气说:“给总理致悼词,应该是小平同志!他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无论从规格上还是从资历上,小平同志给总理致悼词是最合适的。那个提议我给总理致悼词的意见,我认为不合适。”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四人帮”最后也没再提出反对。粉碎“四人帮”后,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给总理致悼词这件事时,邓小平说:“四人帮”开始反对我给总理致悼词,是有阴谋的。他们见反对不成,又同意我给总理致悼词,也是有罪恶目的的。当时他们看我政治上快不行了,要下台了,我一下台,通过我给总理致悼词的声音也就再出不来了。
通过这次政治局会议,有关总理丧事的两大重要问题——悼词和由谁致悼词,均以“四人帮”的失败而告终。会后当晚,李鑫和我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对悼词的个别文字进行了修改。印好后我给邓大姐秘书打电话,请她报告邓大姐:“总理悼词今天下午政治局通过。我马上派专人将印件送过去。”次日上午,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大厅值班,邓大姐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悼词我看过了,很好,我没意见。请转告小平同志。”这时悼词就要进入最后的报批程序,我和李鑫又通读了一遍,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涌上了我们心头:“四人帮”在政治局会上讨论悼词时,曾恶毒攻击周总理不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在悼词中加上一句“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悼词报经毛主席批准后,“四人帮”再敢在路线问题上诬蔑周总理,就有尚方宝剑制他们了。
可是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我们无权加上这句话。
考虑再三,我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汪东兴,得到了他的支持,叫我们带上悼词印件去小平同志家里,当面向他报告,请小平同志定夺。我们赶到小平同志家中,向他汇报了我们的建议。小平同志看了一遍改好的悼词印件,亲自提笔在“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话。并在悼词首页写上“请主席审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
毛主席于1月14日圈阅同意了这份重要文件。
作者:周启才
附:周恩来的病中嘱托
28年后的今天,我的姑姑王海容谈起了当年病中的周总理用微弱的声音,向她和唐闻生作出庄重嘱托的事。那是1975年12月的一个深夜,电话铃声将姑姑从梦乡惊醒。电话是周总理的警卫打来的,说总理有事叫王海容和唐闻生去一趟。此时的总理因癌症动了几次大手术,显得精疲力竭。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有些话一定要作出交代,他要对历史负责。
姑姑清楚地记得,在305医院,周总理脸色苍白地仰卧在病床上。简短的寒暄后,周总理面色凝重地对王、唐说:“主席讲‘江青有野心’这句话,你们都听到过的,当时你们在场,你们要做历史的见证人。
”总理讲这番话时语调不高,语气却很严肃。王海容和唐闻生不由得相互对视了一下,感受着这句话里沉甸甸的分量。总理还想说什么,但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了,于是便挣扎着去取水壶。二人急忙拿过水壶送到总理嘴边。见总理已很虚弱,王、唐含着泪,默默地退出了病房。
“江青有野心”这句话,王海容和唐闻生曾两次听毛泽东讲过。1974年下半年,当周恩来与邓小平加紧筹备四届人大时,江青也在加紧“组阁”。毛泽东看过江青那封大有组阁名单意味的来信后,当即回信警告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此嘱。”并又添了一句:“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但江青置若罔闻,她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找来,让她们向主席转达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要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王、唐转达江青的“意见”后,主席当即对她俩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自己做党的主席。”
同年12月,四届人大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周恩来和王洪文前往长沙,毛又一次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当时在场的除了周恩来、王洪文以外,只有王海容和唐闻生,所以她们成了这段历史的重要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