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明个人资料简介】王东明：中国有三个一百万亿 但是都死了
王东明（中信证券董事长）
王东明，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现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国家旅游局欧洲二处翻译，北京华远经济建设公司副总经理，加拿大枫叶银行证券公司副总裁，华夏证券公司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南方证券公司副总裁。
1995年6月至今历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
2005年8月，与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联手出资46亿元收购华夏证券后，2005年11月中旬，中信证券又全面收购金通证券，并代金通证券支付7.81亿元的债务。
由此，王东明被评为：“2005年度中国十大并购人物”。2009年，获得“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投资银行家殊荣
履历
1977年8月，国家旅游局任翻译；
1980年11月，就读于美国乔治城大学；
1984年7月，任北京华远经济建设公司副总经理；
1987年7月，任加拿大枫叶银行证券公司部门副经理；
1992年10月，任华夏证券公司部门总经理；
1993年8月，任南方证券公司副总裁；
1995年10月，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2年5月，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8月任中国中信集团分公司协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明在2014年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我觉得咱们国家的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银行的资金，所以现在中国的负债率比较高，企业的负债率都比较高”在谈到企业负债的情况时，王东明说。
以下是发言实录：
主持人：感谢万总提出了积蓄养老储蓄养老变成保险养老，在座的来自银行机构的对这个怎么看，因为大的金融市场结构来看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存款大搬家，意味着银行主体结构的调整。下面我们请王总，您来自知名的证券机构，现在资本市场这么火爆大家都很关注您谈一谈？
王东明：这个股市这个东西我就不谈了，这个跟大家都有关系，我想谈一下现在的题目是一个新的突破，怎么样进行金融突破，我感觉到尤其咱们面临的一个方面的矛盾。第一，我们的整个监管理念。第二，我们现在面对着以互联网3D、医药这些东西里面新的经济，我想举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这次阿里在美国的上市轰动了整个的资本市场界，但是中国来讲，有三个跟阿里上市一点无关的，但是跟在座很多人都有关系包括跟我，第一阿里这次上市跟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关系；第二，阿里这次上市跟中国的投资者没有关系；第三，是跟我们的中国的金融市场没有关系，跟我们的投资人也没有关系；这个里面我真的觉得这里有很大的问题提出来，阿里这家公司是民营企业，但是谁来支持他，从一个莫不惊人的公司发展成全世界最大的公司，是中国的企业和中国人，在座的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支持阿里发展，但是它上市了，它的最大股东软银的孙正义和雅虎，这次上市又是全世界各国的主要的基金，中国真正的意义上的投资基金在这里非常少这个是一个。
第二，我想举一个巨无霸的例子，就是中国的电信，和中国移动，中国移动当时发展起来稍微年纪大一点完全靠安装一个电话需要交五千块钱安装费，我们整个把这个建立起来，然后它到香港上市，中国老百姓给他提供支持都没有得到资本市场的好，我觉得这个里面你再看从实体来看，面对着新经济的公司几乎都没有在中国市场上市，面对着这一部分的大量的投资的基金几乎都是国外的，我觉得这个里面面临着，这个里面实际上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东西，这个里面今天蔡总，今天晓灵行长也在，这个跟我们的监管理念很大的关系，当时咱们说中国电信，就是现在的中国移动上市是由于我们的中国资金不足会压跨中国市场，但是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初，他用这个资金大量的支持铁路、钢铁、石化的建设，19世纪的美国初美国市场远远比20世纪末的中国市场应该差不了太多的，所以资金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好的公司现在陆续都到了境外，这个实际上还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像新浪也好，还有神州数码也好包括医药很多很多新业态，新经济的融资如果拿到咱们国家上市，我相信对于整个的创业潮，对于整个中国的年轻人的创业都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些都走了，我觉得很难想象，美国的微软，没有的苹果，美国的再早一点IBM，会在美国以外的活动尝试，这个根本不太可想象的，但是中国把这些优良的上市资源都送到美国了，这些东西真的觉得，以后新的经验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去中心化，不像我们以前传统公司金字塔型的公司，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都很严密，这个我们比较习惯的公司的模式，有一定的盈利基础，组织架构有很多，现在这些新的业态的公司有很多根本没有见过和听说过，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监管部门，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不太愿意跟着这个新出来的这些业态进行发展。
因为我一直认为市场的力量永远大于法律的力量和行政的力量，我这个意思大于并不是说高于，就是市场力量肯定走在前头，然后出现一些问题发生要跟上来规范这些市场行为，这些东西我觉得很重要，你得让市场发展，特别是目前的80后和90后的人，这个创业的潮现在我们自己在资本市场这一块我们自己感觉到很涌动，这个我觉得中国不乏这个东西，这么多的东西，实际上在民间的东西很厉害的，这种怎么样使得我们的政策可以给予他们的支持，我们资金可以给到位，这些东西真的按照市场的规律发展，比如说美国就是由于他也是金融危机以后，他觉得小微的经济必须得要得到支持的，所以去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工作法案，实际上就是放开了众筹的概念，让这种千千万万小的资金来支撑，那次98年的时候跟代表团去美国的时候，97、98年的时候美国投资基金超过了存款，咱们的存款大量爬在那里，但是贷款资本市场这一块市场没有跟得上，一个是创业的热潮很大，另外一个业绩监管的原因使得我们各种各样的政策资金没有搭上这个桥，对于监管的理念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咱们国家还有一个人民银行印钱，咱们M2每年都在印，什么东西都是在流动当中才能产生价值，现在一直说咱们三个一百多万亿，一个银行中资产超过160万亿，大量的贷款压在那里基本上死了。第二个一百万亿就是咱们国有资产这一块差不多七十多万亿，地方国有资产四十多万亿加起来一百万亿也是压在那里。
第三，就是我的流动资产差不多一百万亿，这些东西流动不起来，为什么我们现在觉得应该压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咱们国家的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银行的资金，所以现在中国的负债率比较高，企业的负债率都比较高，咱们的股权文化现在没有了，所以整个我大致算了一下自从有了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成立以来总共的股权融资大概有一万亿，咱们一年新增的贷款差不多超过10万亿，这一块造成我们的负债率很高，咱们国家现在总体来讲从90年代以后实际上经济一路往高走，这样高速债的情况下还过得去，但是经济逐渐下滑之后风险大规模下来。
另外大量的银行资产负债表压在那里，应该主要的通过证券化的方式，通过结构化的方式这种问题通过法律的支持让他逐渐出来，另外我们还有一百多万亿的机构和老百姓的存款，这些东西应该通过把这个存款逐渐变成投资型基金，原来的中投社保也有中的，也有一百多亿的，也有几个亿和几千万的各种各样的债权基金，并购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天使基金，各种各样只要独立他会在当中发生价值，他会把这个东西投进去，政府用不着自己审批这个，让社会把这个接管，才能使得把灯下黑都亮起来，通过市场无形的手接过来，这样在很大的程度上给监管解放和适度的问题，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市场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