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怀夫人李佩简介 郭永怀夫人李佩追忆钱伟长
获知钱伟长先生去世是在7月30日中午,第二天,也就是7月3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佩在北京中关村的家中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专访,回忆起她记忆中的钱伟长。
李佩是著名力学家,我国导弹、核武器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夫人。70年前,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同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回国后,钱伟长和郭永怀先后出任过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职务,并在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授课,两人不仅是同窗好友,也是相濡以沫的同事。
同船赴加拿大留学
李佩第一次听说钱伟长的名字是在1939年。当时,抗战烽烟中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辗转昆明,共同成立西南联大。李佩是西南联大的学生,钱伟长和郭永怀都是西南联大物理系助教,只是钱伟长来自清华大学,而郭永怀来自北京大学。
“我怎么知道钱伟长的呢——1939年春,学校公布有7人考取了中英庚款基金留英公费生,其中就有钱伟长、郭永怀和林家翘。他们3人都是专门攻读应用数学和力学的。本来英庚款规定,每门学科每年只录取一名留学生,但这次,他们3人考得一样好,因此,在重庆的考选委员会上,清华大学的叶企孙教授和北京大学的饶毓泰教授为他们力争,终于让英庚款基金会同意破格同时录取他们3人。”
1939年,共有22人考取英庚款基金会第七届留英公费。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赴英留学的行程一波三折。
“当他们在1939年9月乘船抵达香港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所有客船都被征为军用,英国也拒收外国留学生,他们只能被迫返回昆明。1940年1月在上海集合乘船转加拿大,但大家在船上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允许他们在横滨停船时登岸游览,他们非常愤怒: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
他们决定,绝不接受敌国签证,于是全体人员携行李下船、返回昆明;直到1940年8月才在上海乘俄国皇后号邮轮,于当年9月抵达多伦多。”
1940年9月17日,郭永怀、林家翘等进入多伦多大学,这也是该校第一次授受来自中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留学生。
他们3人都选择了应用数学系。多伦多大学有两位著名的应用数学教授,一位是英联邦应用数学的知名学者辛祺(J.L.Sygne),一位是波兰物理学家英菲尔德(E.Infeld),两位教授都是欧洲哥丁根学派的传人。大半年后,他们都获得了硕士学位。但当时,因为多伦多大学没有能够指导流体力学的教授,郭永怀和林家翘就向英庚款基金会申请,能否到美国学习。
基金会同意后,两人在1941年5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攻读博士学位,当时钱学森已经在那里了。钱伟长则是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才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跟随冯·卡门在美国国家喷气推进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
3人出国前,只有钱伟长一人已婚,夫人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孔祥瑛。抗战胜利后,钱伟长以“久离家园、怀念亲人”为由回国,成为清华大学教授。
李佩记得,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中关村北区她家附近,有一个微生物数学学科的二层小楼,钱伟长在这幢小楼里成立了一个应用数学研究室。“最早回国的那些人,如林鸿孙等,都到他那里去帮忙工作。”
“他当时一直在做学问”
钱学森1955年回国,和钱伟长共同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钱学森是所长,钱伟长是副所长;同时,钱学森又让钱伟长筹办自动化研究所。“另外,当时他们也在清华大学创办了一个钱学森力学班,钱伟长也在班上授课。我们于1956年回国。不久后,钱伟长被划成‘右派’,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清华力学班就让郭永怀接管了”。
李佩记得,在清华时,钱伟长就主张教授治校,行政部门因此对他非常不满,觉得他太霸道了。1957年6月6月,包括钱伟长在内的“六君子”发表对政治局面的意见,反对院长调整政策将清华改为工学院等;之后,“六君子”全部被划为“右派”;后来,中央考虑到华罗庚推广优选法对国家的贡献,不再将他划入“右派”之列。
“那时老郭继续委托钱伟长为《力学学报》审稿。当时有一个‘左派’学术权威对钱伟长的审稿非常不满意,质问郭永怀:‘你怎么可以让“右派”来审我“左派”学术权威的论文呢?’老郭说:‘我很清楚钱伟长的学术水平,在学术上没有左右之分,只有正确与否之分。’这么回答后,老郭仍旧请钱伟长审稿。”
在钱伟长被划为“右派”期间,李佩和郭永怀曾到清华大学照澜院钱伟长家里看望,“老郭对钱伟长说:‘现在人家不怎么批斗你了,也没有人打扰你了,你正好可以多做点学问。’”
“我确实觉得钱伟长在那段时间写了好些论文。因为有一次我到力学所,大概是在1960年左右,下楼时正好遇见他上楼去图书馆。我问老钱来这里干什么,他高高兴兴地说:‘我来图书馆查资料。’所以,可见他当时一直在做学问。”
念念不忘清华
1979年,中央撤销了将钱伟长划为“右派”的决定,在北京,李佩和几位好友决定以聚餐方式庆祝。李佩清楚记得钱伟长对她说:“我要感谢邓小平,是他解放了我。”
“而且,邓小平还对他说:‘你在北京树敌太多,现在上海工业大学正在物色一人做校长,我看你就到上海去吧。’”她回忆道。
事实上,李佩讲,上海工业大学当时确实想请钱伟长出任校长,但到清华大学了解情况时,清华表示:钱伟长已年过七旬,年纪大,该退休了。之后,上海方面越过清华大学和教育部,直接找到了邓小平。“钱伟长就这样到上海去了。”
在美国时,钱伟长、钱学森、郭永怀等多次探讨回国后怎样效力祖国,他们希望回去要办一个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留学。
50多年后,当钱伟长准备到上海时,他决定带两位力学研究方面的助手,最后将郭永怀在力学所的3位研究生之一戴世强带到上海。
1983年,邓小平亲自下调令,调钱长伟到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一职,并写明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在上海工业大学,钱伟长提出拆除“四道墙”的口号,即打破学校与社会之间、师生之间、科系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
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和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任上海大学校长。
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北京时曾跟钱伟长念过书,“所以钱伟长在上海实施教授治校等举措,都可以通行无阻。他以清华校训作为办学理念,主要是理工合一,因为上海工业大学本来是工科学校,他认为不妥,一定要既有理科又有工科。
其实,钱伟长的办学方针与当年的冯·卡门学派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思想也是钱学森的思想:以理带工,不管研究哪一项,一定要为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同时强调注重学生质量、培养好学生的责任在于教授,因此,一定要有好教授来指导学生”。
“今天的‘钱学森之问’,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办不好,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就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李佩说。
在钱伟长任上海大学校长期间,李佩曾经到过上海。她说:“我看见钱伟长在上海大学门口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刻着‘自强不息’,这其实是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可见,钱伟长对清华大学确实是念念不忘的。”
1940年8月,第七届留英公费生在俄国皇后号邮轮上。前排左起第一人为林家翘,第五人为钱伟长,后排右三为郭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