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与张中行的女儿 女儿细说张中行:父亲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和遗产
事实上,时至今日,女儿们并不清楚父亲真正的想法。“看不出他有什么委屈,他也从来不在我们面前叫苦。”张文说,“他的很多事情我们是从他的书里了解来的。”
遗产和遗言
“父亲经常说,我把你们几个养大了,不容易。解放前,父亲的工资一发下来,母亲就马上去买粮食;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父亲还去广化寺给和尚们讲逻辑和英语。”年近古稀张静对童年生活片段印象深刻,当时张中行一人挣钱养活全家8口人;别家的小孩扎着羊角辫、缠着父亲到胡同口买糖葫芦时,9岁的张静已经开始晚上帮父亲校对文稿;平日不下厨的父亲过年时会买上半斤饺子皮,亲自拌肉馅,这都是些弥足珍贵的幸福时光。
解放前夕,物价飞涨,张中行一个朋友的太太拿着刚发的工资去买了两袋面,回家的路上三轮车把面跑丢了,这位太太怕婆婆骂,不敢回家,张中行对她说,“你告诉婆婆,你托张太太买面,是张太太把面弄丢了。”“他家的婆婆曾因此对母亲有过意见,但父亲宁可自己苦一点,也要帮助别人。”张静说。
尽管生活艰难,但张中行与妻子李芝銮仍同甘共苦半个多世纪,“他们1936年结婚,父亲一直说母亲善良、贤惠、诚恳”。张中行曾写过“添衣问老妻”的诗句,对人言:“吃饭我不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
母亲李芝銮去世时,女儿们没有将此事告知张中行,“父亲经常问起母亲,我们都说母亲在医院输液,启功先生曾说父亲很聪明,不可能不知道,但启功先生仍要我们不要捅破这层窗户纸。”张文至今不清楚父亲是否知道母亲去世,“或许是老人心里不愿意相信罢了。”
“父亲对我们没有正襟危坐的教育,我们从小的环境都是很自由,很民主,很平等。他很喜欢天文,当年常给我们讲讲星空的英文小故事,我们坐在他旁边听。”回忆童年生活,张文语意欢欣。
张中行与李芝銮有4个女儿,长女张静1954年考上河北医学院,毕业后留在了张家口;二女儿张文就读于北大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三女儿张采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新疆,直至退休才回北京;最小的女儿张莹从北大化学系毕业后经历“上山下乡”,后来才调回北京。张静甚至猜想,小妹妹张莹学化学没准是受大妹妹张文的影响,“反正不是受爸爸的影响。”
“我们全都没有做跟文学相关的事情,父亲也跟我们说,你们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张采有时候开玩笑说,好多人想办法把子女调到身边,但是我父亲从来没想过这个。”这个问题,也成为日后张静被询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你爸是名人,你怎么不回北京?”
在张静的印象中,性格温和的父亲唯一一次发脾气是,她从河北医学院放假回来后翻看妹妹们的小人书,“父亲他训了我一顿,‘都是大学生了,还看小人书,多少好书你不看?!’他平常不批评我们,但不好好读书就不行。”
张静后来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每次来京看父亲,张中行总对她说,“你呀,说真话,说实话,给老百姓办实事,别想当官”,啼笑皆非的张静只好回答,“我们不是官,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性情中人张中行习惯每晚喝一两白酒,喜欢听京戏,最爱听老生的戏。他有一个习惯,吃饭时不会把饭粒掉在桌子上,总是吃得干干净净。这并不是张中行节省,而是在农村的生活让他深知“粒粒皆辛苦”。
但在女儿们的印象中,在待人处事方面,父亲非常慷慨。“比如有个中学生给他写信,说很喜欢他的书,但是没钱买。他就非常高兴地把书寄给他了。他总教育年轻人,希望他们生活向下看,学问向上看,多读书,读好书。”张文说。
在女儿们的眼中,父亲张中行平生淡泊,疏于名利,没有给她们留下任何遗言和遗产。
“他最喜欢的是看书、做学问,身体很不好的时候他还在看《聊斋》,他说要学文言文就要看《聊斋》,读完《聊斋》,文言文也就过关了。”张文说。
虽然重病,但张中行仍给北京解放军305医院内三科主任陈士良赠送亲自签名的书籍。在陈士良的印象中,住院的半年间,张中行4个女儿轮流在侧陪伴,身体情况稍微好一些时,坐在轮椅上的张中行常由女儿推着在医院的走廊里小憩。2006年1月7日是张老的生日,他也是在医院度过,但那天他格外高兴。
从没在女儿面前提及杨沫
张中行的女儿们说,父亲从来不在她们面前提杨沫。“很多人劝说他去澄清,他的回答是‘那是小说,不是传记’。”张静告诉记者,父亲和杨沫有个叫徐然的女儿的事情,她们还是从报纸上知道的。
张中行为外界关注的还有他与杨沫的一段感情。1931年,张中行与杨沫相识,在张中行的回忆中,杨沫“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杨沫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谋自立,托人请张中行帮忙,到了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之后二人鸿雁往来,1932年春,杨沫从香河回到北京,就和张中行同居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
年轻时的张中行曾送给杨沫诗:“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
但这段恋情维系了4年多,到1936年,二人劳燕分飞。
上世纪50年代,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出版后,舆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即张中行,张中行的答复是“没有在意”,最多只说“杨沫糊涂”,数年间一直缄默。
“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张中行能揭露杨沫的“罪行”,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看后大为诧异,甚至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
张中行曾谈及二人分离,说“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实“道不同,不相为谋”。念及旧屋,又说“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依然繁茂……‘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感叹物是人非,欲语泪流。
杨沫去世后,其子女曾请张中行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意外拒绝,“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在张中行的心中,今日杨沫早已不复往昔。
曾经有一次,张中行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生前,有记者采访张中行,询问他躺卧病榻思考最多的为何物,张中行回答“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记者又问“您一生中您最不能原谅的人和事是什么?”张中行回答:“借助运动来整别人的人不能原谅,损人利己的人不能原谅,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原谅。”
记者再问张老“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张老作答“男女之情”,记者不解而问“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张老仍答“男女之情”。
“父亲年龄大了,我们的心里也隐约有了感觉。有时一想,几十年时间一晃而过,父亲竟不在了!”张静这样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