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毛泽东 毛泽东的“管鲍之谊”好友罗章龙的晚年生活
毛泽东一向骛高远,卑俗流,择友甚严,观毛泽东的一生,所结“管鲍之谊”者,罗章龙一人而已。毛泽东这一生,与天斗,与地斗,尤其是与人斗,倍感“其乐无穷”,却从未与他的这位忘形之友斗过。
“文革”时期,中共党内曾经历十次路线斗争之说盛行一时。若按时间排序,前三次的代表人物分别是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第四次便是罗章龙。
与毛泽东的管鲍之谊
1915年的夏秋之间,长沙的数所学校门前出现了一则征友启事,文情真挚地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征友人醒目地写作“二十八划生”。这个“二十八划生”便是数“毛泽东”。当时的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
不久,毛泽东就收到了数封回信,其中最令他注意的是一封署名“纵宇一郎”的,文辞别有风度,署名同样不凡。毛泽东一见欣喜,立即复书约晤,称“空谷足音,跫然色喜”。这位“纵宇一郎”,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长郡第一联合中学高班学生罗章龙。
第一次见面,就相见恨晚地敞开心扉,临分手时,毛泽东脱口而出:“愿结管鲍之谊。”
毛泽东一向骛高远,卑俗流,择友甚严,观毛泽东的一生,所结“管鲍之谊”者,罗章龙一人而已。
毛泽东这一生,与天斗,与地斗,尤其是与人斗,倍感“其乐无穷”,却从未与他的这位忘形之友斗过。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回忆征友广告的事说:“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三个半人响应。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以后转向了。另外两个青年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分子。那“半”个响应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
“后来转向了”。不知是毛泽东表述得巧妙,还是斯诺记述得巧妙,或许是翻译得巧妙,总之,“转向”的言外之意耐人寻味。
后来,尽管时势划开了“人民救星”与“齐民教授”,但无论是谁,那份私交依然深藏心。
1949年以后,毛泽东先是通过湖南省委的负责人问询罗章龙的情况。高校院系调整后,罗章龙去了湖北的高校,毛泽东几次经留武汉,都向当地负责人说起罗章龙,其间也不无问讯,有一次还认真向省委负责人提出,要为罗章龙盖楼度晚年。可好事偏逢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自己掀起的政治风暴,又吹散了他作为老朋友的一片好意。
罗章龙也是有心人。毛泽东的晚年,如日中天,被崇拜为神偶,罗章龙不愿以带“罪”之身,徒给“太阳”抹黑,所以他始终把这一段相知相交的“管鲍”之情深埋于心底,多年来守口如瓶,从不同外人提起。他周围的许多教师、学生,都不知罗仲言教授就是当年风云一时的罗章龙。
毛泽东(左四)与罗章龙(左六)。
中共早期党史的“活字典
罗章龙记忆力非常好,尤其对早期革命生涯的记忆“历历在目”。他养成了随想随记的习惯,信封上、报纸上都有他用笔记下的某个历史片段。有时夜半突然醒来,也会抓起笔来记录,之后又沉沉睡去。
至20世纪60年代,他将手书整理的全部稿件分订成十几册,当时无法印行,精心保存在家中。“文革”期间,罗章龙珍藏了多年的文稿,以及一些历史原版照片,被红卫兵抄家抄走,此后无踪无影,甚为惋惜。
1978年,在中南财经学院的罗章龙,表示愿在有生之年把亲身经历的党史情况回忆写出来,留给后人参考,希望有关方面能在工作上给予一些帮助。当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会同湖北省党校、湖北省革命博物馆、武汉大学等单位,特邀罗章龙主讲有关党史问题,历时一月有余。
罗章龙当时身体比较健康,行动自如,头脑清晰,声音洪亮,谈起往事,如数家珍,一点不像80多岁老人的样子。这年9月,他又应邀赴北京,参加由李维汉主持的大革命时期党史问题座谈会,直到春节才结束。
1979年6月,罗章龙奉调进京,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具体工作就是鉴定革命文物,接待来访的研究党史的同志,答疑咨询。在一些同志的敦促建议下,罗章龙在原有回忆的基础上,补充、整理完成一部《椿园载记》,此书约23万字,提供了生动、具体、客观的第一手党史资料,十分珍贵。《椿园载记》一版再版,胡乔木生前给予很高的评价。
罗章龙的晚年,被看成中共早期党史的“活字典”,许多问题别人说不清,却被罗章龙迎刃而解。他向组织证明,著名报人邵飘萍为共产党人;也使蒙尘的“二七大罢工”中的英烈张英韬得以昭雪。他还对他参加党的“六大”的经过做了详细回忆,大量揭露后来叛变的向忠发的丑恶行径。
罗章龙
死后陪伴着李大钊
罗章龙一生的著述颇丰,仅公开发表各类文章就有553篇之多,罗章龙的儿子罗平海也一直认为,父亲是幸运的,“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对他很照顾”。
1984年5月,罗章龙给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写信,申述自己在1952年以前一直是一级教授,1952年以后被降为四级教授,月薪196元。邓颖超把信转给胡耀邦,胡耀邦批示:“工资太低,要调到教授的最高一级,或地方干部的五六级。”
1991年7月,国务院给96岁高龄的罗章龙颁发了政府特殊津贴证书,表彰他在经济学和党史研究中做出的特殊贡献。罗章龙很激动,认为这是党和政府对他工作的肯定和鼓励。
罗章龙为抢救党的历史资料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与此同时,他的生命力也在逐渐衰弱。去世之前,曾三次病危。但他始终不忘自己的人生追求与信念,当革命博物馆的领导问他有无遗嘱时,他艰难地拿笔写下:“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事业。我的主义不变!”
1995年2月3日,罗章龙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罗平海先生曾说,父亲长期以来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希望身后陪伴李大钊同志,另一个是希望改变“分裂党”的结论。罗章龙有着一股湖南人特有的倔劲,一直希望理解,等待理解。
遵照罗章龙生前留言和家属意见,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新华社1995年2月21日发通电,充分肯定了这位革命老人在晚年为抢救和搜集整理党史资料工作中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人民日报》2月22日转发新华社电文600字,简要概述了罗章龙的生平,两者都回避了被开除党籍这一影响其一生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