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睦南道50号:张学铭旧居 市长园长美食家

无论是开始的睦南道,还是后来的常德道,对张学铭一生而言天津都是个重要的地方。尽管他的晚年是在北京度过,但张学铭却在天津做了很多颇具影响力的事情,也在这里经历了数次角色转换。

    天津市长:“天津事变”一战成名

张学铭早年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后又进入日本步兵专门学校学习,1929年由日本回国后就职于东北军。 1930年,经国民党元老吴铁城举荐,张学铭出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1931年4月,任天津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日本人策划的“天津事变”便在此后发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和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收买了流氓、赌棍、大烟鬼2000多人组成了天津便衣队,并委派李际春(日本电影明星、歌星李香兰的中国义父)和张璧(原北京警察总监)出任天津便衣队的正副指挥,在1931年11月8日和11月26日制造了两次暴乱,史称“天津事变”。

张学铭对日本便衣队的蠢蠢欲动早有察觉,他曾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天津治安形势和日军的活动情况。张学铭根据形势分析,说:“这次来北平之前,我们进行了研究,只有打,才是出路,不打是没有前途的。”返津后,张学铭遵照张学良的指示,会同河北省主席兼东北军第二军军长王树常提前布防,加强戒备。

11月8日晚,在日军的督导下,便衣队由日租界出发,袭击市政府、市警察局等处。由于张学铭早有准备,当晚就毙敌伤敌50多人,俘虏100多人。到11月9日凌晨,张学铭率队击退了便衣队的进攻,毙伤和俘虏600多人,余者狼狈逃回日租界。

张学铭粉碎日伪阴谋暴乱取得了重大胜利,而日本失利后,通过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向蒋介石政府抗议,南京政府在日本的所谓“抗议下”妥协退让,张学铭被迫辞职出国考察。

“七七事变”后张学铭一直想回国,但蒋介石不准许他抗日,于是只能辗转到美国。宋子文想出一个办法,可以让张学铭先到香港,再想办法回国。听从宋子文的建议,张学铭乘船到香港,没想到刚一下船就被日本人抓去。

人民公园主任:请毛主席为“人民公园”题字

1941年回国后,张学铭先到上海,后辗转回到天津。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张学铭又回到天津。1950年,张学铭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希望给自己一个读书的机会。不久,他进入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返回天津,任天津市人民公园主任。

1954年,张学铭委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致函毛泽东主席,请求为公园题字。同年9月19日,毛主席复函并附亲笔书写的“人民公园”四个大字。毛主席的亲笔题字及那封写给章士钊先生的信如今作为文物被保存在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信的内容是:“行严先生:惠书敬悉。

遵嘱写了人民公园四字,不知合用否?烦为转至张先生。顺颂日安。”得到毛主席的亲笔题字,张学铭十分高兴,立即将其制成匾额,悬挂在公园正门上方。这是毛主席为国内公园题写的唯一匾额。

张学铭在人民公园期间,不辞辛苦,到处奔走,为公园购进了不少珍贵的动物和奇异的花卉,使公园布局巧妙,山水相映,别具风格。张学铭后来被提任为天津市建设局副局长、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天津的市政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张学铭曾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5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等职务。

美食家:众多厨师的“上帝”

听戏和美食是张学铭的两大爱好,尤其是在美食方面,他更是地道的美食家。他的家人向记者介绍,因为早年周游列国,张学铭遍尝中西餐,所以他爱吃、会吃,而睦南道这座小洋楼里的餐厅,也在装修和实用上特别考究,是张学铭平日里最重视的地方。他常常在这里以美味佳肴款待亲朋好友。

据他的家人讲,张学铭喜欢吃、讲究吃,更喜欢自己下厨。张学铭家宴的菜单经常是他亲自推敲拟定的,很多国宴级的特级厨师都经过他的指点。逢年过节、迎送亲友,张学铭都要亲自到厨房掌勺献技。

同时,他也是京津两地众多厨师心中的“上帝”,因为只要经过他的指点,厨师的手艺定会大增。京津饮食业有名望的厨师及他们的专长、拿手菜,张学铭都能一一详述,甚至那些名师所烹调的拿手菜、主副料配比和调味品的投量以及操作工艺也都清楚。他能娴熟地介绍全国各大菜馆的主要特点及主要菜的烹调技术,详述当年津门的名馆、名师、名菜,连当时天津许多有特色的小饭馆、小吃店他也能品出长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