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宁复旦大学 复旦前校长创办中国版诺丁汉大学 推行英式教育
按:杨福家,复旦大学前校长,第一位出任英国著名院校(诺丁汉大学)校长的中国人,之后又回到中国办大学,在中国提供最具英国特色的教育。
到中国合办大学
钟楼、草坪与一群悠闲散步的灰天鹅——这里的确不像中国的大学。
位于中国经济最富活力的长三角地区,坐班车去宁波市中心约需45分钟,去新火车站只要20分钟。对那些来自海外的老师而言,这是个好去处——便于体会和研究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的经济,而且,与长三角几个更核心的城市相比,这个港口城市的空气质量良好。
2013年深秋的一天,下午是毕业典礼,前一天晚上,学校周围宾馆就已经客满。毕业典礼是学生们的家庭节日,每个学生可以邀请自己的两名家人出席。当日上午,校长杨福家开始在教师公寓暂住的一个房间里确认这次典礼以及之后一个工作周的准备和安排——平时,这位生于1936年的校长并不常驻校园。2012年底,他结束了12年的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生涯,但在这所他任期中建立的宁波诺丁汉大学,他还是校长。
这位高龄校长与学生们的沟通可以通过学校发达的邮件系统,在那个系统里,学生可以找到任何教师的工作信箱,给他们发信——这些信,可能是给发给某个教师,对他的讲课方式提出改进建议,也可能发给某个领导,表示对学校某项政策不赞同。
曾有报道说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因为学校的一个决定,一位学生给杨福家发信:“我过去崇拜您,现在对您失望极了……”这封信发出后,校方居然很重视,召开了两场面向所有学生的公开解答会。
后来这个学生又给校长发了封信,他说:“听您的讲座,给我最深的感触是您看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我从一个片面去纠结一个细节,没有全面地分析问题,忽视了大环境……”
2000年,决定提名杨福家为下任校长之前,英国诺丁汉大学征询了这位被提名者的意见。这位数次参加过美国“总统早餐会”的中国大学校长马上想起了哈佛校长鲁登斯坦(Neil Rudenstine)对自己职责的介绍。
鲁登斯坦说,“我作为校长,责任有三:一是在世界范围找人;二是在世界范围找钱;三是任免院长;其他事务均由常务副校长负责。”这类职责,让杨福家很犹豫。后来,有人向他解释:英国的校长(Chancellor)没有募钱的任务(英国名校都依靠政府),也不是日常工作主管,他才表示可以考虑这个任命。
2001年,杨福家正式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履新那年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他介绍了作为一个校长接触到的英国大学的管理制度的核心——“以权制权”。有3个委员会——董事会、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学校的日常事务多由3个委员会决议产生,执行校长负责执行,而校长是校董会的主席。这里管理制度的核心是“以权制权”,“学校的领导成员既有权,又无权,没有一个人有绝对的权力”。
2002年,在《时代》周刊评出的“英国五所最受欢迎的大学”中,诺丁汉大学综合排名排在第一。2003年,诺丁汉大学的两位教授分获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也是在这一年,诺丁汉大学开始考虑在中国设立分校。
事实上,这一年的诺丁汉大学已经是英国的综合性大学中招收中国学生最多的一个,它有过在马来西亚开设分校的经验。这一年的3月,中国教育部发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鼓励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考察了很多城市后,2003年10月,诺丁汉大学与浙江万里教育学院签署了在宁波建立一所分校的初步协议。第二年3月,包含多项细节的协议签署。在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有了很多中外合作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但由国外大学独立进行教学计划的中外合作大学,宁诺是第一个。
在2009年发表于《欧洲教育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杨福家与诺丁汉大学负责国际化的副校长柯丽婷(Christine T. Ennew)解释了宁诺建立的初衷:集合中英最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培养真正的世界公民——“扎根于本国的文化,又对其他文化感同身受”。
9年的时间显示,这个初衷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去年5月,英国高等教育保障署(QAA)在官网上公布了2012年年底开始的对宁波诺丁汉大学的评审报告,报告里说:“宁波诺丁汉大学采用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办学模式和标准,其学术水平以及学生的学习质量与英国诺丁汉大学一致。这里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是在中国可实现的最具英国特色的教育。”
毕业典礼
距典礼开始两小时,校园里开始出现身着各色礼服的教师,根据英国传统,导师们在这一天会穿上自己获得学位时所穿的学位服——数日前,一位经济系导师就在办公室里开玩笑,“我担心那天我会抢了校长的风头,我的学位服是金色的。”
钟楼的钟声传来,距典礼开始一小时。很多镜头对准了礼堂前身着紫红色博士学位服的周彤宇和他手里身着小博士服的婴儿——那是他10个月大的小女儿。在这场毕业典礼中,紫红色的博士学位服只有两件,一件是他的,另一件由来自越南的Wu Hong Thai穿着。这一年是成立9年多的宁波诺丁汉大学第一次授予博士学位。周彤宇是研究环保材料的工学博士,Thai则是研究中国银行业的金融学博士。
3年前,周彤宇从事建筑方面的工作,对建筑节能产生了兴趣,申请到了宁诺攻读博士学位,3年后,除了学位,他还因自己研究的一种节能材料得到一项国家专利。两年前,诺丁汉大学英国本部金融管理专业优等生Thai来到中国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这里有很多科研课题可作——“对英美的金融银行业的研究已经很多,中国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国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的银行业也在飞速发展。
”两年后,Thai提前收获了他的博士学位,他关于中国银行业的论文还登上了权威的国际金融期刊——《国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货币》。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戴着流苏帽的校长杨福家引用《双城记》的经典开篇为自己的致辞开场,他鼓励那些即将踏上这个不完美社会的孩子们,辨证地看问题,看到好的一面。校长退回主席的座位,执行校长开始宣读姓名,学生们依次与导师握手、拥抱,从自己导师手里接过学位证书,间或有兴奋的男生拿到证书后向着观众席的家长做一个V字手势——观众席上的家长们可以随便拍照,只要No Flash(勿用闪光灯)。
这场2013年的硕士生与博士生的毕业典礼,共251名学生,耗时两个多小时。
在这一年出版的《从复旦到诺丁汉》中,杨福家回想起初到诺丁汉时,发现英国的大学校长都亲自给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他说:回想自己在复旦时,只是让一个学生代表来把学位证书成捆地领回去,“我感到很惭愧,对不起学生。”卸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后,谈到这12年的收获,杨福家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核心的是对人的尊重。”
这所学校的特色是什么?一位前来参观的某国内顶尖高校老师总结道:“小班教学,英语授课”;这里的学生更倾向于用“英式教育”4个字来概括这个特点;而这里的老师则更倾向于把这个特点归结为“博雅教育”——一个规模不大,却精致小巧的“博雅学院”的实践地。
关于博雅教育,在北京大学出版的一本关于美国博雅学院凯尼恩学院的书中,那位毕业于凯尼恩学院的作者写道:在这里,“学生们在发现这个世界的同时也发现了自我。他们作出决定,有时候他们还会改变自己……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一位有音乐品味和爱好历史的律师,一位阅读诗歌和迷恋考古的建筑师,一位能写出富有说服力、清晰易懂的研究报告的科学家,一位迷恋外国语言和文化的实业家……”
在《从复旦到诺丁汉》中,杨福家专门辟出一章阐述:19世纪初,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在美国日益受到青睐,美国大学中的古典学科受到批评和攻击,出现了向实用教育一边倒的倾向。对此,耶鲁大学校长Jeremiah Day在1827年组织教授讨论应对措施,并于1828年正式发表了耶鲁报告。
报告指出:“我们培养的人,不仅要在专业上出类拔萃,更要具备全面知识并拥有高尚的品德,这样才能成为社会的领军人才,并在多方面有益于社会。
他的品质使他能够在社会的各阶层散播知识之光。”再后来,著名的哈佛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则提出: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心灵的陶冶,包括有效的思考、有效的沟通能力、作出适当判断的能力和价值判别的能力。并总结为:沟通是基础,有效的思考是核心,价值判别涉及广泛的应用,最终将所学用于实践,培养好公民。毕业典礼那天,杨福家说:我们要培养的是好公民。
一流大学的标准
人物周刊:我刚才在学校走了一下,很多老师都提到了博雅教育,博雅教育与通识教育有什么区别?
杨福家:博雅教育,英文叫Liberal Art Education,通识教育则是General Education,两者不同。博雅教育中,除了“博”,也就是广博的知识,还有“雅”,指的是做人第一,注重修身。我们从前常把Liberal Art College翻译成文理学院,或者是人文学院,我觉得这其实是不恰当的,应该翻译成博雅学院才好。
应该说我是去年10月份才参观了真正的博雅学院。虽然之前参观过几十次美国的各种大学,像哈佛、耶鲁那种,但直到去年那次参观,我才真正看到了博雅学院。我们当时去了威廉姆斯学院,在美国最权威的大学评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中,威廉姆斯学院排在博雅学院的第一位,在那份排名中,哈佛大学大学部只能排到第十名。
人物周刊:他们是按照怎样的标准进行的排名?
杨福家:它们比的是哪些大学最能满足学生需求,而不是比学校的名气。标准是5项:学生对学校的满意程度、毕业生的成功程度、学生负债情况(国外大学很多学生是靠贷款读书的)、本科生在4年内的毕业率、学生所获的奖项。然后这些标准进行细化,就成了:学生毕业后在各自领域中的表现、大学学费、学生得到的财务补助和负债情况,以及毕业生对其所受大学教育的评价和对往后人生的帮助等。
威廉姆斯学院的一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一位学生入学后,其数理能力非常好,物理实验做得非常漂亮,但老师发现他拼命地选法律课程,就问他:“你这方面那么强,难道你要把法律作为你的专业吗?”他说:“我来威廉姆斯读书借了很多钱,每年5万美金学费,我只能靠学法律,等毕业后来还。
”结果校长采用了一个措施,将学生学费全部还给他,而且此后不需要再交学费,并鼓励他选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为什么校长能这样做?因为这个学校有一个高达150亿美金的基金会支持学校的运作。类似的基金,哈佛有300多亿美金,耶鲁有200多亿美金。
在威廉姆斯学院,任何学生,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学生,只要家庭困难,都可申请助学金。他们有一半的学生获得助学金,平均获得2.5万美金,为学费的一半。很多美国学生在大学毕业后都负债,威廉姆斯是全美高校中学生负债最低的学校之一。
威廉姆斯学院的杰出校友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和歌手王力宏。王力宏18岁进入威廉姆斯读书,毕业时,中文与音乐是他的两个专业方向。威廉姆斯校长Adam F. Falk为这位歌手校友感到十分自豪,认为他的音乐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显示出中西文化的精华。
人物周刊:那什么是一流大学的标准?
杨福家:看一个大学是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一方面要看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是否会得出“这个学校改变了我的一生”的结论。我最近10年才认识到两条“一流大学”的标准,一条是这个,另一条是:大学是否能给教师足够空间让他非常安心地做学问,没有任何压力。
我问过耶鲁大学校长莱文:你们怎么这么有钱?对方的答案是:校友捐的。校友为什么捐?就是因为这所大学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我在宁波诺丁汉的头两年,收到的学生来信就超过了我在复旦做校长6年收到的学生来信数量。他们在信中很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学校改变了我们的一生。
人物周刊:还有个问题,我在诺大看到专业还是分得非常细,并没有出现博雅教育中学生进校不分专业的情况。
杨福家:这是英国与美国大学教育的不同。美国大学里,你碰到一个哈佛一年级的学生,问:你是什么专业的?他回答说:我没有专业。而当时在中国很重视专业,我做复旦大学校长后的第一个暑假遇到一件麻烦事,一位学生家长来找我说:“我的孩子要念的是‘国际经济’,你为什么让他念‘经济’?”在家长看来,“国际”两字极其重要。
而英国居然比我们分得还要细,你去看他们的专业,居然会有国际经济in Genman、国际经济in China。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跟博雅教育真是毫不相关呀。后来我才明白,除了专业,他们其他处处都在做博雅教育。英国人认为,学生在中学接受了7年的博雅教育就够了,所以一进大学,他们就分了专业。
我在诺丁汉大学参加授予学位仪式已经一百多次了,每次都为学位证书上念到的琳琅满目的专业名称而惊叹。美国则认为7年博雅教育是不够的,于是开始做6 2。6年中学,大学前两年不分专业,实际上,大学后面两年也很淡化专业。
所以耶鲁大学在本科毕业之后,设置了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例如商学院、医学院等10个学院,再有研究生院。哈佛等一流研究型大学也是如此。专业学院百花齐放、各显神通,但大学本科就是给你最基础、最广博的知识。
我做校长时,和执行校长讨论过英国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可能改过来了。但后来他把医学院做试点,老的医学院无法动,就新建一个医学院,第一次招生90人,都是大学毕业后才能申请。没有想到的是,有1500人申请,而且报名者和录取者一半以上都不是念理科的。这在国外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我访问过哈佛大学医学院,他们也是如此,一半以上是文科(含艺术)生。
大学的重要课堂将是小班课
人物周刊:在复旦担任校长时,您就曾要求名教授给本科生上大课,现在,您怎么看这种大课?
杨福家:我读大学时,一级教授给本科生上大课,那时一级教授得由国家评,非常少见。我本科毕业的时候,研究原子核物理的一级教授带我做本科论文,这让我对原子核物理产生兴趣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后来我当校长,就要求所有的博导、最优秀的教授都去上本科生的课。
当然,这是我最初的认识,我这几年正在慢慢认识到,大课不等于最重要的课程,现在的网络课程正在慢慢取代这种大课,过几年,大课也许会慢慢消失掉,而大学的一个重要课堂将是小班课。
我可以这么说,我做了这么多年复旦大学校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对教育不太懂。在英国做了12年的校长,我才发现小班课是个重要的课堂。我年轻时小班课一般是习题课,由助教来讲,但在英国,听了几堂小班课,我才发现,小班课不是我们理解的习题课,小班课上师生互动、相互讨论,没什么问题不能问,没什么答案不可以争论。所以,以小班为主的勇于争议的课堂,也是博雅教育的应有之义。
人物周刊:您又提到了博雅教育,那上述那些博雅教育还有什么要求?
杨福家:除了那里的第一课堂,让我感触很深的还包括国外的第二课堂,这个课堂包括:多方参加社会实践、社团活动以及科学研究工作。如进耶鲁大学就读,你必须参加过社团,那里是培养领袖的地方。我问耶鲁大学的莱文校长,你为何能培养那么多领袖。他说:“我有250个社团,就有250个小领袖,将来一定能产生大领袖。”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顿以及很多大学校长都毕业于耶鲁,因为它重视大学的课外社团。
最后一条,也是同样重要的一条:一个大学要以育人为主,教师必须把育人放在第一位,大学教师的主要责任不是发表文章。
人物周刊:您刚才提到过,英国把博雅教育的工作放在了高中7年,可否谈谈,跟您心目中的理想大学相匹配的中小学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
杨福家:中学就开始文理分科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12岁以下我认为全部应该实行全科教育,之后就可以进行分流了,不过这种分流不是文理分科,而是有些人就进中专或者将来的高等职业学校,接受职业教育了。六十多年前,我高中毕业时,职业教育与普通中学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只是偶然的因素,我放弃了已经报名的、非常难进的高等机械专科学校,报考了普通高中。
但今天,几乎只有“差生”才会去报考职业学校,我们几乎完全忘记了先辈提出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1997年,我应邀参加全美高校领导会议,在那次大会上,哈佛大学的一位领导就讲:如果所有的大学都是哈佛,这个社会就崩溃了;如果我们培养出的学生都拿诺贝尔奖,这个社会也要崩溃了。要有个完整的概念,我们要让所有的同学都快乐地发挥自己的特长。
现在的情况,把大学还要分成一本、二本、三本,这是个极大的错误,很多三本院校的家长脸上都没光。这些都需要改过来。这样的后果,比如,在这次经济衰退中,美国大学生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而同样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深重的德国,失业率只有5.4%,是发达国家的第二低。这种低失业率就得益于德国合理的教育结构,他们有非常发达的职业教育。
(参考书目:杨福家著,《从复旦到诺丁汉》、《追求卓越》;P·F·克鲁格著,《美国文理学院的兴衰》等)
【记者眼】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毕业生
去宁波诺丁汉大学采访校长杨福家之前,我在知乎网看到关于这所大学的一个热门问题:这所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中国分校“打着名校的旗帜,是名校的质量吗?”各种答案中,支持率最高的是个长达5000字的回复,提到了这所大学简单而强硬的录取条件(一本线,英语成绩115分以上)、更关注学生的校园环境(宿舍楼数目多于教学楼)、学生在校期间很多的海外学习机会、本科生的导师制,以及,允许甚至鼓励争议的“校园价值观”。
作者甚至特别提到了图书馆里那个全靠顾客自助付费的“无人售卖自助食品角”。
在宁诺的教学楼地下咖啡厅——顺便说一句,那是个真正称得上咖啡厅的地方,据说是外籍教师们一定要坚持的——我见到了答案的提供者,潘宁羚,宁诺国际传播系大四学生,回答问题时,她上大三。潘宁羚选择宁诺的原因是远房表哥的极力推荐,那位表哥是宁诺的第一届学生。跟她同龄的一个表弟目前也在宁诺读书,“是学制2 2土木工程的学生”,现在已经在英国一年多了。
这个小麦色皮肤的姑娘在知乎上还回答过的另一个问题是“智利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她曾经作为交换学生去智利生活过一个学期。这个女孩在智利的历险经历包括:一下飞机,几乎没有听到一句英语,在网络上跟她联系的房东原来并不会英语,他们之前在网络上的对话靠的是谷歌翻译……不过,她很快适应了,“西语突飞猛进”。
这是个热爱各种新鲜事物的女孩,除了去智利做交换学生,她还曾在暑假孤身一人去印度的一个艾滋社区做志愿者,在国际青年社团AISEAC的宁诺分部中,她负责“学生市场的宣传和产品的包装”——百度百科上说,AISEAC是个专门组织大学生参加跨国实习和文化交流的国际青年组织,“致力于在全球将有潜力的年轻人培养成具有全球化视野的领导者”。
除了这种外向、热情的姑娘,在那所校园,我还见到了潘宁羚的系友,略显腼腆的林超男。大三那年,这个姑娘为尼泊尔的一个小学募资建了个科学实验室。她的募资平台不是大众媒体也不是自媒体,而是众筹平台“点名时间”。
她在那里创建了一个筹款项目:“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建一个小小科学实验室”;目标:添置四套科学实验器材;所需资金:5000元;回报:在喜马拉雅山上为捐赠者寄出明信片,以及全程的汇报和影像。这个简洁的筹款书,只用了3天就筹到了所需的钱款。
跟两个大四的姑娘谈起毕业后的打算。潘宁羚希望转修计算机,“参与大学社团的活动,主要涉及到宣传、包装,但后来发现,对产品本身我无能为力,我希望让自己也去学一学怎么参与到产品的制作设计中。”目前,她正通过在学校蹭课以及在线课程自学数学、算法和编程,从零开始补课。
而林超男的愿望是去国外“学个公共政策方面的专业,看看他们的NGO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回国做NGO”。她认为,国内总觉得NGO是跟很传统的慈善概念连得很紧的东西,但“从定义上来说,NGO是关注政府、商业涉及不到的那些领域”。
在这所学校里,老师们喜欢提到“博雅教育”这个词,两位学生却完全没有提到“博雅”二字。问她们,这所大学与中国其他大学的区别在哪里?一个回答:“英式教育”;另一个补充:“自由。”据说,这个自由表现在:给你充分的自由度,你可以自己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去平衡有限的时间。
临走时,我问两个姑娘,学校的导师制,作用有多大?潘宁羚的答案是:导师的作用“很大”,她转行的打算是与导师做了深入的沟通后,获得他的鼓励与支持才做出的决定。而林超男则认为:不是很大。对她来讲用途更大的是学校的邮件网络,她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想要咨询的老师,然后给他们发信,而来自本专业的“导师”,于她而言,意义已经不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