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知乎 我所知道的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
当孙中山先生任大元帅,挥军北伐入桂的时候,薛岳是当时陈可钰所部的警卫团营长。李济深兼西江督办处时,薛任副官长。薛性情暴燥,每一怒发,便动手打人。有一次持蚊帐竹追打勤务兵,由部内追打到街上,打至帐竹折断尽才罢,因而有薛老虎之称。
至民国政府组成,建立国民革命军,汪精卫、廖仲恺等以薛曾追随朱执信、胡毅生等有过贡献,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之变,薛也为孙先生出过力,效过忠,乃介之于蒋介石,投入何应钦所领的第一军(似是也当了师长,记不清楚)。1926年北伐,第一军由闽攻浙,继下淞沪,首入上海的是薛岳。
薛在第一军,虽然立过了战功,但干得并不得意,不但不得意,而且是失意。因为第一军是黄埔系的主要堡垒,非黄埔系出身的要插足其间,已是不容易,薛全凭汪的“左”派招牌撑腰,才能混进去一时的。但暴戾成性,早已不得众心,入沪后恃功傲物,大招人忌,又以行伍出身(薛虽读过黄埔陆军小学,但未毕业,又当过兵,故自填出身履历,是写行伍的),自鸣得意,更加使黄埔系人物看他不起,终被排斥而去。
及革命形势遂起变化,迄武汉分共,广州“清党”。
薛的所谓革命,当然是局限于旧民主主义的范畴中,离不开自私自利的轨道的,只好又投回李济深的当时的反共旗下,请予收容了。李既“清党”于前,自必防共于后,亟须增强扩大武力,薛的来归,正合使用。
于1927年夏末秋初之际,成立了新编第二师,任薛为师长。新二师所属的是邓龙光一团、黄固一团和陈公侠一团。邓龙光原是和叶挺奉张发奎之命回粤招兵,各自编成一个补充团的。叶团招补足额在先,已回武汉,升任第24师师长。
邓团因兵额未足,故暂留粤。李就因利承便,把他编入新二师,并升兼副师长。师的参谋长是罗梓材,参谋处长是孟敏,副官处长是吴飞,经理处长是黄国维,军医处长是冯某,政治部主任是戴振魂。这就是新二师的全班人马了。
我参加北伐至克武汉后不久,病重赴沪留医,这时正由沪到港。因为我在1926年~1927年间长期任广东省农业厅的主任秘书,陈公博当时既兼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书记长,又兼国民革命军的总政治部主任,此外的兼职更是数不清,恒一头半月不到厅,厅事无异是由我代行。
故在业务范围内,经常与当时的广州工代会和省农协会主持人刘尔崧、冯菊坡等有接触和往还,遂被所谓西南当局廉价地戴上了红帽子,列入黑名单中通缉,迫得留港。
新二师政治部主任戴振魂需要我相助,乃由邓龙光出名保证我,于是我便在薛部搞起政治工作来。不久,戴病,便由我代主其事。从此我就经常与薛直接发生接触了。每到师部,不时听到薛的拍桌声和骂人声,甚至手打脚踢,连参谋长也不例外。
参谋处长孟敏,更是薛的长骂对象。孟敏曾对我说过,如果没有奴隶性,在这里是过不得活的。但薛对副官处长吴飞态度又完全不同,十分谦虚,因为吴年老,是前辈。对我也还有礼貌,相见时总会握握手,别时也送出房门口,有时也会到政治部谈谈他的“革命”历史。
记得他谈过随朱执信先生搞绿林运动,怎样在山寨中当刂狗,吃狗肉,饮得烂醉,谈得津津有味。据说他这种态度,是尊重文人云。所以薛的对人态度,是因人而异的。不过暴戾横霸,乃其本质,谦虚和善,是他的作伪而已。
在当时,师部对人事的安排,有一件我认为是突出的,就是官佐中有了女性,是当经理处的金柜职务。此人姓方名基,就是薛之小姨呢。经理处还有一位女性准尉雇员,已记不起其姓名,是方基的助手,也可以说是方基的女佣。薛妻也常到经理处,无异是太上处长。大约这就是薛、方结合所签订的经济条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罢。其后经理处长黄国维是与方基结了婚的。连襟小姨,掌握饷糈命脉,新二师的家当,也就是薛妻方氏的家当了。
还有两事,也是比较突出的。有一天,薛到政治部来,直入我房中,拿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纲领给我看,要我替他参酌。是用红墨水写的,是他亲笔起稿的,共有二十多条。我看了不禁愕然。我问他,是否要仿效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做法?是否对孙文主义学会另树一帜?他都答不出所以使然。
我还说,定出纲领,总要写出个缘起来,用什么主意写缘起呢?他就要我代他想,而且说慢慢想也不迟。既然不是即办的,我只好接下了。当时我是连国民党也不加入的,散漫自由,成为习惯,搞组织是我最怕的事,故对此绝不感兴趣,一丢就丢下了。
他虽然追问过一两次,我答以还未想出主意来,以后他也不再提。大约一时高兴过了,以后也忘了。从这一事,可推知薛的夜郎自大,搞私人集团,搞核心组织,野心早已孕育于此时。
还有一件事,极端地表露了他的大权独揽,唯我独尊的企图。本来部队政工是有其一贯系统的。他当时是不把四军政治部看在眼内。政治部初成立时,他就吩咐,不要理睬李济源(系第四军的政治部主任,李济深之弟),人员是全部自行决定。
邓团和陈团,还没有政工组织,自不成问题,惟黄固团成立已久,团、营、连指导员皆备,怎样处理呢?薛就来一个考试,要他们考口试,考笔试,是个别出题目的。
薛还亲自参加监考。原来的团指导员关某,认为薛此举是侮辱,拒不接受。薛就以抗命罪名相加,把他扣留。其余的干事和营、连指导员都只好应考了。薛还检查了各人的履历,其中不少是黄埔生。他就不管口试和笔试的成绩如何,决定全部不要,以泄在第一军时被排斥的旧恨。
其中有个连政训员黄亮英,也是黄埔生,讲得不错,也写得不错。我以“人才”难得为理由,提出保留,而且说一扫光,也是不好的。经过再三的陈说,薛才答应。而全师的政工人员是好几十人的,薛的喼袋内又没有这种人才。
他只好介绍了一个,是他的乡村之妻的弟弟朱恶紫(朱原名慕紫,命名之意,原是仰慕紫气东来的,在白色恐怖下,犯了大讳忌,乃易慕为恶的),当了政治部的上尉科员,此外没再有人了。
弄到我们四处拉人,忙个不了,连当时在国华报副刊写小品文的“迫击炮”、“刀仔”(均是笔名)等都拉了来,才组成了班底。关某被押一夜,吓得家人心惊胆跳,以为不知犯了什么大罪,乃向李济源求救。李派了秘书张三民来调查。张是我的旧识,经过商量,由关写悔过书,才把他释放。好在李济源是个好好先生,把关调回军政治部任用,便算了事,没有因此闹出风波来。
新二师成立时是在广州,师部就设在省议会旧址上,大门是对正东较场。政治部设在东较场边的一所旧寺宇内。当时东较场还是行刑的地区,天天都闻到杀人的枪声,有时还是连珠般地响个不停。我和宣传科长张宗燧都在农工厅工作过。
当枪声过后,会去看看遗尸,目的是看看有无自己相识的人在此丧命到枉死城去。许多是头部中弹,血肉模糊,已看不出庐山真面目了。记得有两具遗尸,正是我在港教学时的学生,是因香港大罢工,在反帝的号召下,归来祖国的。
既不是共产党员,连国民党员也不是,还是由我介绍给刘尔崧安置在广州工代会属下的工会中,干些庶务工作,以维生活的,也竟然无辜丧命。与这两人遭同一命运的,何止恒河沙数?当时的所谓西南当局,在清党后诛连罗炽,滥捕滥杀,不管青黄黑白,一律加之红,真是冤气充塞天地间了!
我曾将这事情,向薛反映过,薛却无动于衷,反而说出那句丧尽天良的话来:“干大事的人,怎管得这么多的小事。”原来乱杀人是小事,薛的居心竟至于此。
新二师在穗的时间甚暂,不到一个月便开去韶关整理训练。刚到韶关,薛就要政治部办日报。在当时韶关的物质条件下,办一份日报,是谈何容易?自置印机铅字,更不是一个晚上能成功的。由印刷店承印吗?当地已有一间北江日报,再无余力承接这笔无法负荷的生意。
薛就直截了当,不管北江日报的主权谁属就接收过来。好在北江日报正苦经费无着,薛来接收,如释重负。欠下的帐,薛又不承认,印刷店迫得留下一笔永无可追的烂帐。更恐重蹈覆辙,要政治部先交印刷费,自行买纸才能重新出版。
从此,北江日报,便每天都有吹捧薛的文章或新闻了。如果一天没有的话,他看了就不高兴。那时主办该报的是总务科科长黄治平,每晚都为写吹捧薛的稿子而搜索枯肠,叫苦不迭。
连薛放一个屁也只好说它是香的了。至政治部对内的“精神讲话”,原本军政治部是有提纲发下来的,薛也认为不合意,说它空泛,要政治部自己另起炉灶,要以本师为中心内容。所谓中心,就是暗示薛的自己,就是要拿他的所谓革命历史和所谓武功与言行,作为模范,向士兵灌输;而且规定这些精神讲话,不只由连指导员向士兵讲说,还要分发给各级官佐阅读,企图从此骗取全师官兵对他信仰的确立和加强。
薛的专横作风,类如此的,是说不胜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