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新权威主义评述 1989年:《新权威主义述评》引发激烈争论

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看,新权威主义思潮首先兴起于上海。1986年初我到上海出差,见到学界的一些朋友,他们告诉我,上海的青年学子们现在谈论最多的,是精英政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集权作用,是东亚诸国和亨廷顿。这年年初,复旦大学政治系讲师王XX写了一篇文章,论述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政治集权作用,该文受到中央书记处一位书记的赞赏,推荐刊登在中共中央参阅文件上。

上海的另一位青年学者萧功秦,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过渡权威论”思想,反对改革的“浪漫主义”,成为“新权威主义”的“南派”代表人物之一。

在“新权威主义”阵营的“北派”里,领军人物是当时的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张炳九,他于1986年4—5月间,在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沙龙演讲”中,作了题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的系列演讲,提出了“半集权制”政治体制是导向多元民主的过渡性阶段的论点。

真正把新权威主义论战推到前沿阵地的,还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1月16日,该报在第12版刊登我为新权威主义举杯“壮行”的《新权威主义述评》一文,同时还刊登了荣剑的《“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的文章,甚至连编辑都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在我的文章里,荣剑作为新权威主义的支持者被引用,而他自己的文章则否定新权威主义的可行性。

更有趣的是,1989年后,他又转而赞成新权威主义。

我在《述评》一文里所表达的新权威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民主。为了顺利完成经济市场化改革,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政治上的集权,而且要运用它推进市场化改革。新权威主义并不反对民主改革,但民主改革应该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经济自由化所必须的秩序与稳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在《述评》里也把新权威主义称作“保守的经济自由主义”。

这一期的《世界经济导报》像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战争”,呛人的硝烟都弥漫到了邻国日本。当时,我的一个在日本留学的女诗友被向我炮轰的爆炸声吓哭了,慌忙赶回国内来看看,我即使被炸死了,尸体是否还完整。上海复旦大学副教授王XX访美回国,途经日本给我打电话,说所有接待他的日本学者都向他打听新权威主义的论战情况,问我能否做点简单说明。

要完整描述那场一边倒的思想战争的规模、烈度和影响范围并不容易,我可以做到的是,依据我手头所掌握的资料,列出两份名单,一份是参与批判的人,另一份是参与论战和报道的报刊媒体。

参与批评与批判的人有:曹思源、陈新权、丁宁宁、杜汝楫、范忠信、冯英子、高光、高放、顾昕、戈扬、郭苏建、黄万盛、黄秋耘、胡绩伟、韩树英、韩水法、姜先星、李泽厚、李盛平、李景鹏、李一蠡、厉以宁、黎鸣、刘晓波、刘东、刘在平、吕英寰、罗子桂、秦晓鹰、荣剑、邵燕祥、孙立平、沈大德、王器、王若水、王逸舟、万润南、吴廷嘉、吴知伦、肖国亮、谢云、谢泳、徐葵、许良英、远志明、杨春贵、岳麟章、严家其、于浩成、张显扬、张晓刚、张绪文、张宗厚、张明澍、郑永年、周文彰

参与报道或刊登讨论文章的报刊有:《世界经济导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文汇报》、《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理论信息报》、《经济学周报》、《羊城晚报》、《新观察》、《天津日报》、团中央《团的情况》、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室内交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室内参阅》、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新闻局《每日动态》、《求是》杂志内参《内部文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内部刊物《未定稿》、《参考消息》、新华社《参考清样》、美国《纽约时报》、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香港的有《文汇报》、《明报》、《信报》、《中报》、《香港时报》、台湾的有《经济日报》、《联合报》、《中央日报》、《中国时报》

这两个名单还可以加得更长,但已无必要。看一眼“围剿者”名单,可以发现两个特点:第一,当时政治思想界大部分泰山北斗式的人物尽在其中,有的是“老掌门”,有的是“新堂主”;第二,名单里几乎找不到官方体系里的任何代表人物,基本上是当时改革派阵营里的右翼思想家和理论家(尽管后来有些人的立场有所改变)。

这就说明,新权威主义论战,不是一场意识形态论战,也不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论战,而是改革派阵营内部稳健派与激进派之间的论战,双方争论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国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改革,是政治民主优先,还是经济自由优先的问题。

说是“论战”,实际上是“论”少“战”多,不少反对新权威主义的人与其说是在讨论问题,不如说是在宣泄愤怒,新权威主义者被他们形容为“德国纳粹”、“民主的叛徒”、“鳄鱼的爪牙”、“过街的老鼠”和“袖子里藏着铁钩”的阴险之徒,等等。

“当‘新权威主义’的提出者将他们的主张比喻为晨光微曦之中,拍打着翅膀已然穿过思想界森林的一个精灵的时候,从思想界的森林发出的应和远非是喝彩之声,最甚者要使之‘成为过街老鼠’。”

高瑜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引用的就是我那篇《新权威主义述评》的开头第一句:

“敏感的人或许早就觉察,有一个奇怪的精灵拍打着翅膀,已然穿过思想界的森林,它就是新权威主义思潮。”

不过,我当时被骂,心里还美滋滋的,因为我知道所有骂我的人都是我的同道,而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或佯装不知道,骂的人越多,表明向往民主的人越多(事后看,我过于乐观了,有些人并不是因为信仰而骂)。不知道我是他的同道的人,主要是不知道新权威主义,并非政治规范理论,而是政治改革理论。

因为这缘故,反对新权威主义的理由不外乎两条,一条是认为它“不可取”,是要“人治”,不要“法制”,要“民王”,不要“民主”,这显然是把新权威主义当成了目标模式;另一条是认为它“不可行”,既选不到新权威(“大家信服的邓小平已经半退休,而毛泽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李泽厚),即使有,也不能保障他“新”下去(“依靠一个开明的领导推进民主政治现代化,将受制于历史的‘或然性’”—王逸舟),这显然是把新权威主义当成了个人崇拜。

回过头来看,我承认那场论战的硝烟多过雨露,唾沫多过墨汁,情绪发泄多过理论创造,但是,它的历史性贡献是不能被抹杀的:它开启了非官方主导的理论与思潮平等竞争的先河;第一次用真正的中国话语讨论中国的问题。

注:《世界经济导报》因其他严重的政治错误,1989年后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