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关根儿子 丁关根子女 丁关根子女仍健在的中共元老及遗孀近况

2018-04-23
字体:
浏览:
文章简介:元老指政界年辈资望高的人,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共元老或他们的遗孀是指具有70年以上党龄或进入过中央政治局的老党员.如今仍健在的中共元老或他们的遗

元老指政界年辈资望高的人,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共元老或他们的遗孀是指具有70年以上党龄或进入过中央政治局的老党员。如今仍健在的中共元老或他们的遗孀已屈指可数,他们中有的人仍关注着时局,有的人则置身于事外,远离政治。

汪东兴(左)与毛泽东研究工作

汪东兴不满当下社会风气

汪东兴1916年生于江西,1932年入党,随后参加了红军,历经长征与抗日战争,从1947年开始一直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并长期掌管8341部队。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1980年,他因种种原因辞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如今,现已90多岁的汪东兴,赋闲在家,不过每年到了毛主席逝世的日子,汪东兴都会去纪念堂献花、瞻仰,没有耽误过一次。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写回忆录,即《汪东兴日记》,此书成为研究党史上诸多重大问题的重要史料。汪东兴对当下社会风气不满,他觉得“时代是退步了”,人都“钻钱眼里了”。汪东兴前段时间也关注利比亚问题,他说:“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打人家国家还特别有理。”

万里全家福

万里不问政事

万里1916年出生于山东,1936年参加革命并入党。此后一直在地方工作,建国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安徽省委书记等职务,1982年进入中央政治局,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年万里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在80年代末,一直是改革派官员的代表人物之一。

1993年,万里主动要求,经中央批准离休。离休后的万里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2006年,万里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下来之后,现任领导对我是很尊重的,有些重大活动,还一如既往地请我出席,他们还没有忘记我。但我毕竟已经退出领导岗位了,现在已经不是领导了,而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普通群众,应当有这种自知之明。”离休后万里更多的是打打网球、桥牌,极少涉及政治。

邓力群

邓力群仍致力于理论研究

邓力群1915年出生于湖南,1936年入党。曾长期从事理论工作,是党内资深理论家、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曾为刘少奇秘书。建国后曾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中央委员、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被选为中顾委委员。1990年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

离休后,邓力群仍然致力于理论研究,前些年,他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体现了他的思想主张。2006年,邓力群出版了一本自述。他在前言中写道:“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李锐

李锐给《炎黄春秋》当顾问

李锐1917年生于湖南,1937年入党,曾给高岗、陈云当过秘书。建国后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因支持彭德怀而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文革”爆发后被关入秦城监狱8年。

1982年开始,李锐先后担任中组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等职务。离职后李锐主要从事党史方面的研究,他先后出版了《庐山会议实录》与《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此外李锐还担任了在萧克支持下创办的杂志《炎黄春秋》的顾问,他与另外两位仍在世的中顾委委员于光远(党内经济学家)、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是这份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乔石

乔石的低调值得尊敬

1983年6月,时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乔石开始担任中办主任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84年4月,乔石仕途一路看好,先是出任中共政法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然后又继续高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后又转任人大委员长,成为当时仅次于江泽民、李鹏的第三号人物。乔石自1998年退休以后,就基本上淡出了公众视野,可谓是彻底退休。即使是在纪念长征60周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奥运会开幕式、建国60周年,建党90周年,以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和换届的全国人大会等重要场合,其他退休的常委都曾有出席和露脸的,却独独不见乔石的身影!虽然令人不胜牵挂,但比起有的领导人退而不休和爱出风头,乔石的低调都是值得尊敬的,可谓是退休领导人学习的榜样。

乔石是国家重要领导人,法制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重要影响力,乔石的清廉是有口皆碑的,在知识分子中和民间形象良好。在如今高干子弟多经商常传出丑闻的时代,如某前高官的女儿围着LV围巾出席政协会议遭到批评。乔石夫妇则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夫人郁文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亲侄女。乔石的子女也是全靠自己创业自立,从不利用父亲的权力,乔家的子女也都很低调,名不见经传,从未传出其和特权经商等沾上丝毫关系。今年6月,《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一书由长安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了乔石1985年至1998年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有关“民主与法制”的重要讲话、报告、谈话、文章共102篇,约44万字,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老爷子能在国家需要的时刻,勇敢地站出来就民主与法制发声,真是难得,在此博主祝福乔老爷子健康长寿!

李先念夫人林佳楣

林佳楣在中共建国元老功勋的遗孀中算是非常活跃的一个,经常四处走动,发表些看法。老太太敢言、直言的高调性格在高层中可谓“小有名气”。实际上,中共建国领导人和开国功勋很多都有不止一次婚姻,经过延安和解放后进京的两次普遍性“再婚”后,和最后一位妻子的年龄相差很多,比如林佳楣就比李先念小15岁,年龄悬殊更大,活得比老头子老爷子长得多的更是比比皆是。

也因此,在中共领导人和开国功勋们去世后,形成了一个甚为可观的遗孀兵团。这些老太太见多识广,和毛主席、周总理都时不时见面,有说有笑,不当回事的。不仅如此,因为老子的关系,她们的子女和亲朋多是方方面面有头有脸的实权派人物,加上“近亲繁殖”的很多,在党内形成了一个根基和势力强大且盘根错节的群体。

老太太们有上一代开国元勋的光环罩着,下一代的实力撑着,所以很多别人不方便说的话她们敢说,别人不敢碰的事她们敢碰,为自己的子女争名夺利那更是“当仁不让”。这些都让后来小字辈的领导人甚是头疼,却又得罪不起。一般她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满足”。

关于林佳楣的泼辣风格,有一言令京九改道和拒绝搬出中南海的故事。

中国著名的将军县、也是李先念故乡的湖北红安县是革命老区,也是有名的贫困县。修建京九线时,因红安地处大别山腹地,本来按计划不过麻城和红安。对于要照顾将军县的声音,当时的铁道部部长说,如果京九过麻城和红安,将会多损失200个亿,而且也不会有什么经济效益。传闻说,听到这个答复的林佳楣非常不满,说难道红安200个将军就不值200个亿,铁道部部长听到后只好修了。

此外,按照中共惯例,在中南海办公的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干部的配偶和家人可以居住在中南海,如果这位领导人或者高级干部去世,配偶及其子女应该搬离中南海,由中央办公厅或其它相关机构根据领导人或者高级干部的生前级别在中南海外安置条件非常好的住宅,一般不是知名的胡同四合院就是西山等高级别墅楼。这样以维持中南海以办公地点为主而以生活区为辅的传统。实际上,很多领导人和高级干部的遗孀也很自觉,不需要中央办公厅的人催着搬家。但林佳楣自李先念去世后至今,不顾风言风语和指指点点,一直“违规”居住在中南海。

宗海仁在《朱熔基在1999》一书中这样披露:朱镕基上任后,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根据指示决定调整办公楼,调整方案是:一,腾出离任的原国务院领导办公室;二,腾出已故中共元老李先念遗孀林佳楣及其儿孙们居住的大宅院,并将其改作朱镕基办公室。说到这里,还得铺开一点说,李先念遗孀林佳楣及其儿孙们居住的那套住宅,是七十年代末汪东兴为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建造的。华国锋下台时,李先念立即将在西皇城根南街九号的住宅对换给华国锋,自己搬入了华国锋的住宅,并且一直住到今天——在他过世七年之后,他的老婆和儿孙们仍然住着。因此,到国务院第一、二、三会议室开会的人们,或是在北区办公的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经常能看到儿童在院内学骑车或玩游戏的情景,这多少让人有点哭笑不得。中南海,真的象对老百姓所宣传的那样神圣吗?

当调整办公室的信息传来后,我们都很振奋:新总理创造新气象了,北区成为大杂院的日子即将一去不复返了,大家都认为这事若能办成,朱镕基果真不同凡响(是的,此事在香港或在西方根本不值一提,但在中国仍称得上举足轻重!)可是,两个月过去了,我离开的那天北区依旧,事隔半年后重回中南海,国务院领导人办公室的调整是否真的按原计划实现了呢?坐在中南海边的长椅上,平视着波光涟漪中乾隆御笔的“太液秋风”亭,我的同事感叹地说,“难啊!”

托李先念的福,林佳楣和她的儿孙们依然住在这个称之为“北院核心”的大宅院里,依然有解放军战士为她们一家三代守护;自觉的人倒有:宋健、彭佩云、陈俊生。然而,共产党仅凭自觉能行吗?难道只能凭良心约束自己吗?这使我想起了最近一些省份的领导人在分省级干部住宅时,将够标准的原住房退出来给新提拔的省级干部住,而自己住更新更豪华住宅的情景,也许他们认为这太正常,也许他们就是从中南海获得的启示,所以“三讲”时,他们中谁也没有检讨,对他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件不足挂齿的事呀。可是,全国这样的情况远不只是一个省、几个人呀!

除上述几人外,仍健在的几位党内元老还有:开国中将方强、张震、曾思玉、范朝利;前政治局常委宋平,唯一健在的中顾委常委张劲夫等人。

附录:

仍健在的原国家领导人(含中央军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