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大师 哲学大师冯友兰:文化要像女排那样“冲出亚洲”
实说冯友兰大型电视专题片《世纪哲人冯友兰》是目前第一部关于冯友兰的访谈实录,本书即是其文字版。书中收入了23位著名学者关于冯友兰的访谈,他们大多是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现在都是术业有成的学者。他们深情地回忆了与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交往的故事。
口述人:杨振宁(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化口吃为妙语
记者:您第一次见到冯友兰先生是在什么时候,他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杨振宁:我第一次见到冯友兰先生是在1929年。那一年我父亲就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我们一家搬到清华园来,当时我七岁。冯先生是早我们一年到清华大学当教授的,他是我父亲的同事。
他的长子叫冯钟辽,是我的小学同学,比我低了三个年级,当时常在一起玩。后来我们都去了美国,有段时间我住在普林斯顿,也就经常见面。冯先生的小女儿叫冯钟璞,笔名宗璞,我就更熟了。1944到1945年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教书,宗璞是我一个班里的学生。所以我跟冯先生一家,都很熟悉,有过相当长时间的交往。
冯先生是哲学家,我不是念哲学的,没有上过冯先生的课。不过,冯先生的演讲非常有名,我曾经慕名去听过他的演讲。他讲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楚了,不过,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大家都知道冯先生口吃。口吃的人通常演讲不容易成功,可是我听了冯先生的演讲以后,觉得冯先生把他口吃转化为一个非常有用的演讲办法。
就是在口吃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这样一停顿反倒给听众一个思考他接下来讲什么的机会。在这个情形之下,他后来讲出来的这个话,往往是简要而精辟,影响就很大。
所以我认为,很多人喜欢听冯先生演讲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把口吃这种缺点转化为长处。近几年来,我不止一遍地看冯先生的《三松堂自序》,这部自传写得非常好。我在很多场合讲我非常欣赏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里表达的文化使命感,他把这种使命概括为“旧邦新命”。
我想这四个字非常简单,却又非常深刻,它把中华民族的老历史和新发展的长远意义讲出来了。他说的“旧邦”是指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发达,“新命”是中国的现代化,“旧邦新命”是指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经过了近代的坎坷和屈辱,现在遇到新的机遇,焕发新的活力,向现代化时代迈进。
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非常欣赏“旧邦新命”这个说法。
记者:杨先生,还有那封信的事,请您给我们讲讲。
杨振宁:那是抗战胜利之后的建国前夕,冯先生给他在美国的儿子冯钟辽写了封信。在信里他提到了我。这封信后来不知道怎么被人拿到旧货摊上卖,被台湾一个历史学家看见了,他就买了。后来他把信的复印件寄给我,我才知道冯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还特别提到了我。他知道他朋友杨武之有一个儿子,当时在美国念书,念得很成功。
口述人:李中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基础
记者:您上世纪80年代初做冯友兰先生助手的时候,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当时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李中华:上世纪80年代初,冯先生年纪很大了,工作起来很困难,学校考虑给他派助手来帮助他,解决工作上的一些困难。我是哲学系的年轻教员,后来考上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是在职研究生,就是不脱产的,边工作边读书。这样系里就安排我给冯先生做助手。
记者:当时您去了之后都做了哪些工作?
李中华:我主要是帮助冯先生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是冯先生继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之后,第三次写中国哲学史。他力图能够结合新的时代,对以前的那两部中国哲学史做一些修订、补充、发展。
它从先秦一直写到清代,是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冯先生用西方近代以来的史学方法,并参照西方的哲学史,写成的这部中国哲学史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基础,在中国哲学由近代走向现代的发展历程中,是一座里程碑。
记者:冯先生当时眼睛已经不行了,您讲一下他当时的具体情况好吗?
李中华:当时他的视力很差,已经不能自己亲自查阅资料。他有两个助手。一个长期住在他家,主要是给他做记录。冯先生完全不用看资料,因为他对文献非常熟悉,一边口述,助手一边记;记录完以后,助手念一遍,他再修改,这样就成文了。
我呢,就是看成文的东西,在文字上做一些修改或润饰;对引用的资料觉得有问题了,再进行核对,并提些意见。冯先生是学术大家,却能谦虚地听取不同意见,确实有大家风范。那时我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常常在冯先生面前班门弄斧,自不量力,但却屡屡得到先生的肯定。
记者:您在冯先生那里工作了几年?
李中华:应该有三年多时间。
记者:有没有您比较难忘的事件?
李中华:我曾对冯先生说,“新编”前两卷的修订,用的时间太多了,修订一下就行了,能不能前两卷就用“文革”前的稿子,直接开始写第三卷?因为“新编”计划要写七卷,而他这个时候已经85岁了,能不能把《中国哲学史新编》最终写完呢?可冯先生就是不听我的意见,非要把《中国哲学史新编》写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可。为此他还给我讲了孔子的精神,即“吾道一以贯之”,我们学孔子,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也要一以贯之。
“中国文化要像女排那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记者:为什么要成立中国文化书院,冯先生在这过程中都做了哪些工作?
李中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文化热”。因为我们打开国门,刚刚开始了解更多的国际上的情况,回顾我们自己民族在近百年来,一直到“文革”后期,一直处于这样一种封闭的状态,觉得中国必须要开放。实际上,在关心文化的背后,关心的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前途。
当时我们哲学系一些年轻的教师想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民间学术团体,大家让我向冯先生请教,冯先生很支持,其他像梁漱溟、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汤一介、周一良、朱伯崑等先生,对我们的设想都很支持。冯先生就以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是写给胡耀邦同志的,后来胡耀邦把这封信转批给了当时主管教育的彭云同志。因此我们就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