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姚文元 文摘:金光耀:朱永嘉与他的“文革”口述(四)

朱永嘉对姚文元的回忆更日常化些,也许这与后者在同他的交往中更随和有关。在朱永嘉看来,姚文元生活简朴,穿着随便,对写作班成员的态度始终如一,即使后来到了中央也没有变得盛气凌人。在朱永嘉的印象中,姚文元始终正经而严肃,他与姚前后相处十年,见面时姚从没有一句玩笑话,除了公事以外也从未谈过一件私事。

姚文元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江青通过上海市委安排的,而在这之前江青找过李希凡写这篇文章。姚文元与李希凡都是在50年代引起毛泽东关注的,李希凡是因为批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姚文元则是因为反右时写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因此朱永嘉将姚、李两人作了比较,认为李希凡是靠学术起家的,而姚文元则是靠政治批判起家的,政治敏感性要高于李希凡,所以在批判《海瑞罢官》时姚文元跟上了,李希凡就跟不上。姚文元写文章完全按上面的意图,自觉地做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尖兵”,到处挑刺整人,因此被称为“棍子”。

朱永嘉认为,就为人和品行而言,姚文元很像历史上的酷吏,是毛泽东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善于深文周纳的刀笔吏。但与张春桥相比,姚就单纯些,书生气重些。由于与张、姚的特殊关系,朱永嘉这些评论的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此外,朱永嘉在口述回忆中还提到了陈丕显、徐景贤、王洪文等人,他对这些人的观察和评论同样值得关注。

朱永嘉是一名“文革”亲历者,也是一名历史学家。由于这一缘故,在回首往事时,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叙述自己的经历,而是同时将自己所经历的事件作为一段历史来进行思考和分析。就如他自己所说:“我在叙述我所经历的事情时,不得不增加些背景介绍,也作些自己的分析,以使事情的来龙去脉更为清晰,也让后人更能理解这些事情。

这些背景介绍对专家来说是多余的,但我的一些思索也可供他们参考,算是为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多提供一个视角。”因此,这本口述回忆便有了不同于同类回忆录的一个特点,即夹叙夹议,在口述自己经历时有口述者自己的分析和议论。

在我看来,朱永嘉虽是历史学家,但他的这些分析和议论,并不能完全视为历史学家纯学理的分析,但因为有亲历者的经历,便显现其知人论世的智慧。

朱永嘉当年虽处于“文革”大潮的旋涡之中,但毕竟权位还不高,对不少事情的前因后果并不是完全清楚的。多少年之后,因为可以读到一些已刊布的相关文献,他才感到可以对自己亲历的一些事情有一较全面的理解。于是,在口述过程中,他常常会从一个“文革”过来人变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去探讨、分析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也是一种职业习惯吧。

“文革”初期,朱永嘉还只是知识分子造反派中的一员,虽很接近张春桥和姚文元,但对北京的情况不甚了了,更不用说毛泽东的决策了。但在口述回忆中,他用了不少篇幅谈毛泽东。他认为,毛是“文革”的主角,许多事情如果离开毛是讲不清楚的,而上海发生的事件也必须放到全国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其意义。

例如,在谈到1967年1月初“赤卫队”被造反派强行打压后上海面临“三停”的局面时,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并结合近些年所阅读的文献,试图剖析毛泽东当时对上海所采取的对策及其对上海局势发展的影响。他认为,毛泽东做重要政治决策时,总会考虑许多对策,有几手准备。

对当时上海的局势,毛泽东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寄希望于陈丕显,希望陈出来处理乱局。因此才有1967年元旦凌晨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代表中央要他出来工作。但毛泽东也做了第二手准备。

一旦陈得不到造反派的支持,无法开展工作控制局面,就由张春桥、姚文元出面,因为张在处理“安亭事件”时与工人造反派建立了联系。因此,1月2日又决定张、姚两人作为调查员到上海。在这之外还有第三手,那就是局面还无法控制就实行军管。

在这里,朱永嘉以毛泽东为主角,将1967年1月上旬上海所发生的几件事情作为一个整体一起进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征之于当时的事态发展以及王力、陈丕显等人的相关回忆,这一说法还是有其依据的,当然也还需要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来予以进一步的论证。

顺着这一思路,朱永嘉进一步分析了1月上旬毛泽东对上海局势的处置。他认为,这时期毛一直关注着上海,并根据局势的发展走了具有全局意义的三步棋,那就是先后肯定《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文汇报》夺权和《紧急通告》,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

毛此时在思考如何将“文革”向工矿企业发展、群众起来造反后革命与生产间的关系以及造反组织的夺权这样一些全国性的问题,而上海的群众造反组织正好提供了毛所需要的答案,因此得到了毛的高度肯定。

由此,朱永嘉提出,“文革”中群众运动的发展,有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运动的进程并不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常常是基层群众的自发性行动,正好符合高层领导的需要,因而成为具体的政策。这一看法在“文革”史的研究中是值得重视的。

朱永嘉口述回忆中的议论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将“文革”中的一些现象尤其是毛泽东的一些做法放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试图在深远的历史背景中来加以阐释。例如,他将中央文革小组比之于中国古代的内朝,将1966年底工交会议上“文革派”与国务院官员的分歧称为内朝与外朝间的一场争论,并指出,中国古代君王控制政权向来倾向于依靠内朝来制衡外朝,并举了汉文帝与贾谊的例子。

讲到“文革”中毛泽东常常在不冷静的状态中作出重要决策时,他又引了汉朝宣室的例子。

朱永嘉在口述回忆中这样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并不仅仅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历史学家。“文革”后期,毛泽东指定要标点一批古文,即所谓的“大字本”,在上海主持其事的就是朱永嘉。因此,他对毛泽东借古喻今以史资政的做法有亲身的体验,这也是他试图结合中国悠久的历史来分析“文革”和毛泽东的一个原因吧。

结合中国历史来分析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做法时,作为历史学家的朱永嘉有不少独到的评论。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自始至终参与策划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对此朱永嘉引用了古代中国的传统说法“王者无私言”,认为毛泽东将国事与家人搅和在一起,使自己与江青处在尴尬的境地,就此而言“文革”在起点上就注定了悲剧的结局。

讲到毛泽东看重李希凡和姚文元这样的“小人物”时,他说“以小制大”历来是帝王驾驭权臣的一种手段,而小人物只是帝王手中的工具,他们很少有好的结局。

他还指出,批《海瑞罢官》时毛泽东已盯上了北京市委和彭真,但1965年12月还让彭真负责处理罗瑞卿一事,而到1966年5月处理彭真时,毛又让刘少奇来主持中央会议,而此时毛已将刘视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他说这就是毛泽东的谋略,是很厉害的一着。

但是,作为“文革”亲历者和过来人的朱永嘉在情感上又是倾向毛泽东的。在整部口述回忆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毛泽东的崇敬之心。他称赞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他深厚的平民情结。当然,历史智慧还是能使他明白毛泽东是一个复杂矛盾的人,因此他也能接受对毛泽东错误想法和做法的分析和批判。

朱永嘉口述的亲身经历提供了上海“文革”初期的许多重要信息,有些还是迄今为止所仅见,因此在“文革”史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他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观察和评析,不仅有新的信息,也为人们认识和理解这些“文革”重要人物提供了多元的视角。

他结合中国历史对“文革”及毛泽东的分析和评论,对历史研究者也有参考价值。总之,朱永嘉的“文革”口述回忆,不论是对于“文革”研究者,还是一般读者,都是一本重要的读物。现在的这本口述回忆止于1968年。在这之后到“文革”结束,还有八年时间,其中很长一段时间朱永嘉主管上海的意识形态工作,经历了许多事情。因此或许可以说,后几年的口述回忆内容更多,更重要,也更值得期待。

【注释】

①据笔者2012年11月采访金冲及先生,“罗思鼎”的笔名是金冲及起的。

②《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在谈到此文时说,是江青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等人共同策划的,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