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斌评论 评论王国斌教授转变的中国
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年文明中,虽然其间也经历过外族入侵,国家动荡不安,但整体而言,一直处于世界文明的前列。但是在走入近代以后,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工业革命的发生,中国衰弱下来,落在了世界发达文明的后头。
为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长时期内的技术也丝毫不弱于其它国家的文明没有自发的产生资本主义、发生工业革命乃至走向现代社会,一直是国外汉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明清后中国受到外来侵略,社会发生变革,帝国崩溃而又产生民族国家,并且逐步走向现代社会,对于这一阶段的分析,是解读前一问题的重要工具,因而在汉学界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对于这一阶段的社会演变分析中,早期的汉学界比较多的支持“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论,这一派以费正清教授为代表,他们认为这段社会变革中,西方-中国关系是该社会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所起到的是一种积极的角色,而中国是一种消极的角色。
换而言之,他们所坚持的是一种所谓的西方中心论,即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是被动的对西方的经济、思想、文化乃至军事入侵的回应,不得不发生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变革个,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其隐含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西方的这一套发展思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较好的模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必须得走上这条道路,代表着一种强烈的文化霸权。
对于这种文化霸权与西方中心的论调在其后不断被强调,表现得更为强烈的,这也就是是后来的“传统-近代”论。
他们认为近代社会是一个更为优越的社会,而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并与近代格格不入,缺乏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中国的社会演变主要依赖于国外的思想介入,而中国自身的社会结构作为一个稳定甚至停滞的社会,不可能自发的产生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
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西方作为老师,传授给中国这个学生各种各样的现代知识与文化,以帮助其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而在国内,学者研究的思路大多遵循马克思主义下的研究框架,即认为中国沿着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的社会发展脉络,走向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中国在宋明两代末期均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因为异族入侵导致这个阶段被非自然中断。
近代史上的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官僚资产阶级这三座大山更多是压制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非促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三座大山尤其是帝国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大敌,正是帝国主义阻断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的贫困与落后皆拜帝国主义所赐 而在美国汉学界,还存在对中国历史发展持有的另一派观点。
该学派是以柯文为代表的中国中心观学派,以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这本书为代表。其排斥通常的将西方的因素过多的纳入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变迁上来,将历史研究的中心放在中国内部社会自身的发展。
在价值观的讨论上,反对将西方模式当作唯一的评价社会进步的标准,更加强调社会自身发展的逻辑,即其内部已经蕴含了发展因素。只是由于对发展的理解不同解读而造成我们所认为西方影响模型。
在中国中心论的观点下,对中国社会的评价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由于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因而对中国的社会评价的就集中于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黄宗智教授。
黄宗智在对于农村社会的分析上,更多强调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殊性。他所引入的内卷化或者叫过密化这一理论,对于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参考《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社会发展》,认为中国社会的人口压力巨大,由于人口的增长,造成劳动力成本的不断降低,使得整个农业生产不断地投入劳动力,即使劳动力的边际收益持续降低,甚至接近于零,这时虽然收益低于在其他工作中所获得的边际收益,但是往往也由于工作机会的缺乏、劳动者的自雇佣现象等原因而无法转移。
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的降低使得资本品投入严重不足,土地的集中化也往往因为地主的离村、分家等方式使得大规模的集中雇佣型农业无法产生。
整体的经济呈现一种糊口经济状态,类似于马尔萨斯主义者所提出的增长极限,社会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或者出于一种高水平均衡状态。换而言之,黄的理论突出中国的特殊性,指出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
对中国评价的另一派观点则是尔湾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他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主要强调了这么一种观点:18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的发展模式基本类似,双方都没有独有的内生优势,欧洲发展主要是一系列意外的结果,如美洲的发现、煤矿的分布等,这些造成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率先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并且随之带动了欧洲脱离了马尔萨斯所预言的发展极限。
相对于欧洲,中国在本质上并没有先天的劣势,没有发展的增长本来是常态,只是偶然被打破。
作为尔湾学派的重要人物,王国斌在这本《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中,主要观点与彭慕兰类似。他对西方中心主义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对全球化最初由西方建立并且推动,资本主义社会与工业革命必定首先在欧洲出现并且繁荣这一观点,做出了大量的批驳。
该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从经济的发展、国家政治制度与环境以及这些环境下民众的反抗方面来对比中国与欧洲的相似与相异之处,从而以比较的方式论证自己的理论。
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形态,这是我们常有的论断。大量的学者认为,西方的经济结构与中国的经济结构有着巨大的区别,尤其是中国的重农轻商思想抑制了中国的商品交换以及资本集中,市场发育不完全,农业社会的巨大人口压力使得中国逐渐逼近于马尔萨斯所预言的增长极限,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于农业生产,也就是造成所谓的过密化生产。
然而,王国斌以其对欧洲的发展史的研究指出,在这方面,中国与欧洲有着巨大的相似性。
斯密性动力(即依靠经济分工和比较优势而导致经济增长)在中国仍然发挥着作用,并且使得中国同样出现了在欧洲早期出现的那种农村工业化,即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
农村的工业化不仅增加了经济的产出,同时也因为工业化所需要的投资造成了经济增长。在以上这两点上,欧洲与中国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谓的重农主义,在欧洲也同样存在,市场的发育在中国宋明清时期也仍然存在。
如果返回17世纪,两者之间共性要大于其差异性,仅靠商业化而导致的发展,两者都必将达到一个共同增长极限。两者的分离,欧洲摆脱增长极限的阴影,在于通过偶然性获得了美洲大陆这样一块天赐之材以及工业革命的影响。
美洲大陆的发现不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疆土扩张,中国的疆土扩张,所得之地往往是贫瘠不适于农业耕作之地,因而劳动的生产率并未得到提高,美洲由于大量土地适于耕作,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大量的雇佣劳动成为可能,雇佣者形成一个稳定的群体。
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上的提高,并且由于当时英国能源的分布状况,使得资本边际成本降低而低于劳动力成本,资本的投入也就成为了可能。由于在工业革命之前,技术的快速进步并非常态,王国斌在此也将其归因为偶然。
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不单是个经济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政治过程。在诸多的分析中,在谈论到中国为何没有能够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制度都是一个非常好用的靶子,这个情况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迅速发展之时获得了更大的认同。
虽然经济上的不同常为人所用来分析中国与欧洲的发展道路问题,但是更加明显的政治制度的分歧存在,如中国的集权大一统帝国传统与欧洲的分裂封建小国之间的差距是如此的巨大,使得分析社会发展框架时往往无法避免这个话题。
在本书的分析中,王首先指出的仍是中国与欧洲的相同点,即在国家职能上的相同以及官僚与精英共同治理国家上的相同。但是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相异实在太大了,作为一个集权式的国家,中国的政府还担负着意识形态教化这一在西方由教会这种非世俗组织担负的职能。
此外国家的官僚更侧重于维护整个国家的稳定,而非西方式代议制之下维护本地区发展之责。由于以上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西方政治体制有着很大不同,这也常被人所诟病。
但是,在前面所讨论的经济制度中的市场培育、民间自治等方面,中国与欧洲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中央集权下的政府甚至比所谓的西方政府更关注于地方个人自由权利。
甚至,从某些角度上来说,中国的社会稳定方式、国家的控制能力等方面反而值得西方去学习,例如政府对整个国家内部平衡的维护,并且西方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某些制度的建构也显示出了这一特点。
近代以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国家形成并走上现代化之后,国家的政治也并未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社会脱节,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也展示出了中国向传统政治体制一系列的回归。民族国家的建构,依然以大一统为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
社会抗争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正是因为社会抗争的存在,社会才呈现出变革。没有抗争而自发产生转变,并非社会发展的常态。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社会抗争,往往是阶级斗争的中心,虽然这一分析范式在文革以后常为人所诟病,但作为一种大理论框架下评价历史变化的分析构架,在结合其他人的研究方式后,仍能为我们提供很多的对社会发展的思路。
在分析社会抗争时,我们发现了中国与西方社会发展背后更多相似点。中国的食物骚乱与西欧的食物骚乱不仅种类相似,发生的环境也相似,即不稳定的食物供给。
只是在诱发原因,中国的更多是因为中央政府试图在广大的帝国范围内平衡,而欧洲却是因为食品交易范围的扩大。但这又反映了一个相似之处,即都是因为各种原因后形成的粮食流通渠道的扩张。
而且食物骚乱是因为供给不稳定引起而非通常我们所认为歉收,中央政府控制的加强反而会增加食物骚乱发生的可能,食物骚乱往往是用来反抗中央政府的集权。社会抗争的另一种形式——抗税虽然更加直接的反映了社会对国家的对抗,并且常常采取相当暴力的形式,但往往并未牵涉到我们通常所谓阶级斗争,并没有成为一种波及范围广阔的斗争形式,换而言之,抗税很少发展成为叛乱乃至革命。
这种抗税更多的表现是对地方政府的抵抗,或者称为对地方自治的维护,但是这种维护又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在地方精英的领导之下进行,地方精英甚至也成了攻击目标。从抗税这个事件出发,我们发现了中国抗税行动与西方抗税相一致的脉络,即以抗争为手段,要求适当公平合理的税收,而非仅仅反对税收本身。
区别仅仅在于欧洲在形成民族国家之后,集体抗税基本消失,而中国呈现出早期欧洲的状况。作为社会抗争的最极端也是终极形式——革命,其往往被称为阶级斗争的最激烈形式。
在众多研究者看来,中国与欧洲例如法国的革命之间,诸如内容、原因、形式之间都拥有巨大的壕沟。但如果我们分析其过程、结果,并且放在一个较大的时间范围来观察两者,其内在逻辑性呈现出一定的一致性。
在前三篇对社会发展的中欧对比的一般性分析后,王国斌提出了其观点即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与中国之间,虽然在政治、文化、经济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但社会发展变迁的可能性却是较为一致。
欧洲的经济制度比中国在容纳资本主义兴起方面具有优势,但中国的经济制度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中国的经济制度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改进后促进其快速的工业化,20世纪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说明了这一点。
欧洲的经济中心性质被后来的研究所夸大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这个传统上认为的不发达地区的江南和东北,其经济发达程度也是相当显著的。至于政治制度方面,中国的国家形成在于大一统与改造,国家直接对民众承担责任;而欧洲国家形成则表现为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结合,直接面对精英而非民众。
两种之间并无直接的优劣之分,在国家所拥有的控制能力方面,农业帝国甚至优于欧洲民族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欧洲人所标榜的民族国家正在逐步走向统一,这似乎是对欧洲人嘲笑大一统的一个反讽。
而在社会发展中的社会抗争这一表现形式之上,中欧呈现出来的事件似乎具有较强的相似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国斌的论断即中欧发展的同一性。
王国斌的这本书是对西方中心论的一个批判,但是又不同于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利与国家》等中国中心观的论调,他主张吸收欧洲经验,反对全盘否定西方中心论,而主张两相对照,即使欧洲不能作为中国的标尺。
王国斌本来的研究领域在于欧洲史,因而在转而研究中国史的情况下,能够将自己已有的欧洲经验将之与中国研究两相对比。本书的风格区别于《美国与中国》、《在中国发现历史》等一系列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在全书的写作中,将中欧的对比贯穿始终。
而其对比又不同于以往简单的拿西方比中国,还有按中国的逻辑去比西方,试图做到两者的互相评价,而拒绝一个中心的存在。这一点,在第三篇社会抗争中显得尤为突出,其对中法两国革命的对比,让我们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去认识革命。
王国斌在此书中研究方法更多的采用前瞻性研究与回顾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不仅靠回顾性研究来解释确定性,同样使用前瞻性研究来研究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
这也是尔湾学派的常用研究范式,王国斌在这里正是使用这一研究范式,更加看重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假设如果回到1750年,工业革命的不能发生,或者美洲大陆没能得以发现,将稳定的循序发展看为常态,才得出了与黄宗智等相对立的结论。
然而,王国斌的书存在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在强调共性的同时对差异性的忽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欧洲的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尤其自宋这个经济大国、军事小国覆灭以后,中国的一个资本集中过程被认为打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禁锢思想更加严重。
虽然在明清两代斯密型发展动力仍然存在,但过度的重农主义以及平均主义倾向愈发严重。有明一代,吸取宋覆亡的教训,中央集权过度发展,而清随明制,直到帝国末期,地方经济活力才有所恢复。
而宋时那种田亩集中,手工业发达的高水平条件在明清已经不复存在,明清已经陷入了过密化陷阱。中国自古以来对技术就较为忽略,科技知识与科技理论发展缓慢,在明清一代由于国家的大一统与稳定,对技术要求并不强烈,甚至存在技术压制现象。
而这些,恰恰是西方文化的长处。欧洲的不统一,各国之间互相的竞争,要求其重视技术的进步。而英格兰这个岛国,依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1500-1750年间,依靠斯密型动力能够发展出资本主义,并通过技术的鼓励而走向工业革命。
与之对造的中国江南地区,由于整个国家环境的压制,即使发生变革也会被中国其他地区的稳定所终和,最终走向了高水平陷阱。 王国斌在这里分析的主要问题是假设工业革命的外生性,以及对内在禀赋所导致的资源分配效应分析不当。
技术的进步在现在的发展经济学看来,可以视为一个内生性因素。而最初内在禀赋的不同,往往导致资源在劳动力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同分配。
事实上,英国在18世纪,单位土地面积上劳动投入要远低于中国,因而对劳动生产率要求较高,而当时的科技发展与矿产分布为此提供了条件,能够实现内涵式增长,摆脱高水平陷阱。美洲大陆的发现,只是为此提供了助推力,而技术进步,则是这种增长的内生性结果。
事实上,光荣革命后几十年,工业革命才得以发生,我们更应该将工业革命看作资本主义发展后的必然技术进步,而不应该将其偶然化。当然这一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坚持西方中心论,而是要求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避免将来的社会再次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