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人是什么人 鲁迅是什么样的人?
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日。很多人在缅怀鲁迅,同时也有很多人在重新评价鲁迅。
1936年10月19日,鲁迅悄然离开了人世。数以万计的人前来送他,在他的身体上覆盖着“民族魂”三个字,毛泽东特地发表讲话,说鲁迅的骨头最硬,鲁迅成了众人皆知的英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依然在谈鲁迅。鲁迅留给后人的话题太多了,他几乎成了一个救世的英雄。正因为如此,一个真实的鲁迅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长期以来,人们所见到的是一个被历史的理性所改造过的鲁迅,一个坚硬而荒凉的鲁迅。所以,有时我在想:为什么鲁迅的心如此荒凉,只能是“硬骨头式”的呢?为什么中国只会出现这样的作家,而这样的作家又特别受人欢迎呢?
人们眼中的鲁迅
鲁迅果真像许多人所说的那般伟大吗?在伟大与平凡之间,我更希望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更希望自己能够将一个真实的人展现于众人面前。问题是,鲁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冯雪峰说:“在中国,鲁迅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存在,在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在艺术的地位上及得上他。”
同时期的鲁迅研究者李长之则说:“鲁迅在许多机会是被称为思想家了,其实他不够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至于在思想上,他却止于一个战士。”
王朔说:“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
这些都是人们眼中的鲁迅,这些评论有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的,有从文学艺术角度出发的,也有从思想文化角度的;有论述他伟大的,也有论述他缺陷的。统而言之,鲁迅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战士。作为一个战士,他的使命就是不停地战斗,直至生命结束。
战士所创造的业绩,也就是战斗的辉煌,而非战争理论上的辉煌。“五四”之后,新文化阵营出现了分化,鲁迅曾这样写到:“两间一小卒,荷戟独彷徨。”这就非常形象地描写了他当时的处境。这之后,鲁迅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写杂文,充当的是一个战士的角色。
然而,鲁迅为什么就不能心平气和地去创作更多的纯文学作品呢?王晓明认为这是鲁迅的情感使然,也不无道理。苏雪林曾说鲁迅“多疑”,心理上有某种病态,也自有道理。鲁迅多疑、冷峻、激烈的性格,使得他不能冷静地去面对这个世界,不能以平静的心态去启蒙大众。
“匕首”、“投枪”、“毒气和鬼气”
鲁迅的确很爱人,也想以文字来唤醒沉睡的民众。但爱的方式却是最为原始的。他是一个爱憎分明、非常有正义感的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决不宽恕人”,“痛打落水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有人说鲁迅的杂文是“匕首”,是“投枪”。
鲁迅则最清楚自己的状况了,他曾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恨它,想排去它,而不能。”但何谓“毒气”和“鬼气”呢?这种“毒气”和“鬼气”从何而来呢?与周作人相比,鲁迅的性格的确过于刚烈,在实现个人信念的时候过于情绪化。
所谓的“毒气”和“鬼气”,是隐藏在鲁迅内心深处的仇恨,爱之深则憎之烈。这仇恨又从何而来呢?为什么鲁迅对大众的爱又偏偏以仇恨的形式表现出来呢?据说鲁迅从小就很好强,年轻时就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大志。
而在少年时所遭遇的生活困顿,又使他认清了人性的阴暗面。这使得他更加以仇恨的目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狂人”便是仇恨的化身。个人情感的进一步深化,也许就源于现实的残酷性。鲁迅放弃写小说,将全身的精力都用于杂文写作,多半是出于这种特殊的心理。
不光如此,个人的阅读经历也会强化他的信念。在南京、日本求学时,鲁迅对科学发生了兴趣,达尔文的进化论渐渐地进入了鲁迅的精神深处。后来所遇上的尼采,似乎更使他坚信强人拯救世人。他早期所写的《人的历史》、《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可以说是对西方科学思想接受的大综述。
进化论强调的是生物的优胜劣汰,尼采的强人理论则认为人类是一条不洁的河,这些思想无不在强化着他的信念。后来他写《狂人日记》,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诞生的鲁迅话语,其实质又是什么呢?朱大可在《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一文中写道:“毫无疑问,20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普遍的鲁迅崇拜思潮,实际上就是对仇恨话语以及暴力话语的崇拜,它的残酷性被掩藏在文学和社会争议呼声的后面。
而耐人寻味的是,正是知识分子本身而非官方机构,才是流连于鲁迅神殿的最虔诚的香客。不仅如此,在经历过残酷的政治迫害之后,甚至在彻底放弃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后,他们也依然保持着对鲁迅的刻骨铭心的忠诚,全力捍卫20世纪这一最坚硬的道德偶像。
另一方面,在‘正义’的召唤下,只要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公正和腐败的暗流,鲁迅的殖民地遗言就会继续成为知识分子憎恨和挑战现实的楷模。”鲁迅的确是深爱着大众,甚至以自己的生命去与整个黑暗的社会抗争,这是他的英勇之处。
愤怒的鲁迅背后缺少什么
但问题是,鲁迅为什么只能以这种方式来启蒙大众呢?为什么不能像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甘地那样来启蒙呢?在一个愤怒的鲁迅背后缺少什么呢?
我时常觉得,鲁迅是一个过于清醒的人,在他内心深处有绝望意识和耻辱意识,但却缺少信仰意识。美学家潘知常认为:“更重要的是,鲁迅只意识到灵魂的纬度,却没有意识到信仰的高度。他没有能够为自身的生存、为直面个体生命的痛苦、直面绝望找到一个更高的理由,没有能够走向信仰,最后也就没有能够走得更远。
他没有能够在觉悟在虚无中坚信意义、在觉悟中固守希望,他的来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只是为绝望而绝望的声音。就是这样,鲁迅与‘信仰启蒙’这样一个20世纪的思想的制高点失之交臂。”信仰意识的缺乏,也使得他没有从更宽阔的天地去寻求拯救之路。我想,鲁迅的失败或许就在于此吧!
鲁迅的刚烈,后期一心写作杂文,多半是因为内心缺乏信仰意识。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鲁迅的启蒙是一种“立人”启蒙:立一个刚强的新人来破坏旧的世界,重新确立新的世界。所有的启蒙,也就是此岸的启蒙,而非终极关怀的启蒙。
这种启蒙的方式,多半带有破坏性,很可能会造成文化上的断层。譬如新文化运动期间,那些文化新人们一味地反对旧文化,从而给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不少损失。这种启蒙的方式,虽然会有很大的实效性,但却埋下了不少隐患。
倒不如用一种信仰之爱,在大众心中种下爱的种子。鲁迅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若能心平气和地做些信仰上的启蒙,或许会有更大的效果。用仇恨来制止仇恨,终将会制造出更多的仇恨,这难道是我们愿意见到的吗?
在中国这一块大地上,若没有鲁迅,也会有一个类似鲁迅的人。我们没有理由去指责鲁迅,倒是亟需反思我们的缺乏信仰的民族文化。因为我们缺乏信仰意识,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后,传进中国的是进化论和尼采的思想,当然许多传教士也跟着进来。
但后者一到中国,就被国人视为“邪教”,是麻醉人精神的不祥之物。所以,众多知识分子还是主张以“立新人”拯救危难的国家。所以,我们会觉得,有什么样的民族文化,便有什么样的文化人。在中国,只能诞生一个勇敢的文化战士,而非文化的大思想家。
我想,某种程度上说,这应当是一个民族文化上的失败,绝非文化人个人的失败。这也是由于整个文化界的信仰缺乏,绝非文化人个人的信仰缺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