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陆地与海洋 读书报告:施密特《陆地与海洋》

科耶夫的《法国国是纲要》一文逻辑清晰,语言十分富有吸引力。作者在开篇就提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所面临的两大危险,其一是迫在眉睫的危险来自德国,这个危险不在于军事方面,而在于经济乃至于政治方面。德国经济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即便它的东部省份已经被分割出去),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德国人一定会致力于实现“民主”与“和平”的复兴—将来一定会实现的、与欧洲体系( European system)的合并,必然会使法国在欧洲大陆沦为一个二流水平的国家,除非法国能够像我们所讨论的那样做出尽量积极的反应。

第二个危险:为时尚早的那个危险当然还不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却具有真正的致命性。

这个危险是,法国正在被卷人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正在重新成为这场大战的、空中的或者其他类型的战场。但是不言而喻的是,如果这种不测发生,那么,不管这场战争的后果如何,法国都将永远没有办法修复它必然要催患到的那些创伤:首先是人口层面的,但是也有经济方面和文明本身所要遭受到的创伤。

不得不感叹,科耶夫高度的前瞻性、预见性与洞察力,科耶夫的这两个判断在今天仍然十分具有参考价值,欧洲大陆的形势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变化也带有他所论述的烙印。科耶夫深刻指出了民族国家政治上不现实这一论述,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这个国家一方面想努力实现民族性政治的所有可能性,另一方面又通过有意识地确立德意志作为国家的(种族)界限,而想只运用德意志一个民族的力量来达到这个目标。可正是这个“理想的”民族国家输掉了它关键性的政治战争。

促成这种命运的,无疑是德意志国家那种表现得过于突出也过于执着的民族性格。因为,为了能够持续一场现代化战争,第三帝国必须要占领并且开发非德意志民族的国家,还要输入1000万以上的外国劳工,并把他们看成是奴隶。

因此,希特勒“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就足以摧毁“新欧洲(New Europe)”的帝国事业,而没有了“新欧洲”,德国是没有办法赢得这场战争。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德国想要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赢得这场战争,所以他才会输掉这场战争。

因为,即便是一个民族有着八千万在政治上堪称“完美的”公民,它也没有力量支撑一场战争,从而也没有办法确保国家的政治存在。

因此德国的例子很清楚地表明,在现今,一个民族,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只要它在政治上顽固地坚持民族意义上的排他性,那么,它迟早都要结束其政治上的存在:这种结束要么是通过一个和平的过程,要么是因为一场军事上的惨败。

     所以科耶夫在对民族国家在政治上的不现实展开论述之后,认为必须要经过帝国的过度阶段,他在对历史现实进行论述之后,对法国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一针见血的指出,英美帝国和斯拉夫一苏维埃帝国的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本身,就足够使得连4000万人口都不到的法兰西民族国家的独立成为泡影。

    在此基础上,法国要想确保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并保持和平、只有与独立必须要建立以法国为首的“拉丁帝国”,拉丁帝国的建立及其发展,可以使得帝国在诸多纷争中保持中立,科耶夫认为法国只有通过将自己包裹在自己所倡导的拉丁帝国当中,才能够为自己、为整个欧洲,确保和平。

法国之所以必须建立拉丁帝国除了法国的现实情况之外,还有一个如今正在衰败或者说萎缩的法国现实有关,如果说不是持轻蔑态度的话,至少也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态度。

但是更加贻害无穷的是,非政治化(degoliticization)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经攫取了法兰西民族的心脏。因为毫无疑问,后者的衰落(这一点没谁会提出异议,因此再加赘述也没有什么意义—并且也只能徒增烦恼)是与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的萎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萎缩所呈现给世人或者说向世人所表述出来的面相,就是法国丧失了一种现实、明朗而有实际效力的政治意志。

     法国国民的“理性”,使得个人主义盛行,科耶夫以1940年法国的情况,即1940年的时候法国军队才没有彻底缴械投降,而在解放以后,抵抗运动则只

能在一些边远地区号召起一些老式的群众起义。如果一般的法国人都毫不掩饰地拒绝为了法国的利益去死,甚至还会约束自己,“控制”自己,那么,这或许仅仅是因为他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民族意义上的“法国”和传统的民_族主义意义上的“法国”只是一个理想,而这个理想从政治上来看,、已经没有办法存在下去了。

因为没有哪个有理性的人会为了一个“普遍性的”目标而牺牲自己特定的价值,因为这个“普遍性的”目标只是一个抽象的理含,或者是一个要么来自于过去要么来自于没有未来的现在的海市厦楼—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怀旧的幻梦,一个不可靠的冒险。

读到这里,我想到了一点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的主义的东西,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强调政府就是人民的代表,即使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甚至是来自政府方面的侵犯),人民只能反映,而且是逐层反映意见,提出要求,而决不能具有谈判地位和自我保护的权利,如果各阶层的人民要组织自己的团体与政府对话,就会反过来被认为是对政府权利的侵犯。

从而在事实上颠倒了“主人”与“公仆”之间的关系。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世界,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端时代。世界大战、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种族灭绝;还有苏联杀死几十万人的肃反,把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关起来折磨的“古拉格群岛”,饿死800万人的农业集体化……但一个发人身醒的问题是:极端思潮、专制主义席卷全球,为什么偏偏是德国、俄罗斯、中国和非洲等国接纳和付诸实施呢?为什么这样的情形没有出现在英国法国美国呢?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这些地区或者国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漠视个人利益,把公或集体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最后,科耶夫论述了法国建立拉丁帝国的途径,从外部问题、内部问题、经济基础以及宗教问题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述,科耶夫指出以实质内容和历史渊源的统一为基础的拉丁国家之间的亲缘关系,已经是一个潜在的帝国,只须我们在当前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将之加以实在化就可以了,而当前的历史条件,对于帝国的建构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

并且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拉丁统一体已经经由天主教会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被实在化了,或者说被实现了。

拉丁帝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乃是确保非洲殖民地的长途,这样做的意思是,拉丁帝国在将大洋让给另外两个帝国来争夺的同时,必须要保持自己在地中海的排他性。在经济上科耶夫所提出的对德国的一些要求,如煤炭-钢铁协定;吞并萨尔地区;禁止大规模生产硫酸。

在宗教方面,拉丁帝国应当争取梵蒂冈的合作。因为梵蒂冈的天主教会也需要一个拉丁帝国来实现普世价值的推广;而教会也是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