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 周恩来的胞弟周恩寿
周恩来的胞弟周恩寿
周恩寿是周恩来的同胞弟弟,他生于清光绪三十年二月廿三(1904年4月8日),名恩寿,字同宇,也叫过桐宇。由于周恩来投身革命,长期遭敌人通缉,要求受他牵连的主要亲属改名回避;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又要求他的亲属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以免受到特殊照顾,因而,周恩寿从1928年起即一直以“同宇”为名。
周恩寿来到这个人世时,正是周家急剧败落的时候,因而他度过了一段多灾多难的童年。1918年,年仅14岁的周恩寿前往天津的四伯父周曼青家,给没有子嗣的周曼青当过继子。
周恩寿自幼为人忠厚老实,到天津后,他读书用功,头脑聪明,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常常因成绩好“跳班”升级,放学后还常常帮助四伯母做些家务活,因此深得老师、四伯父和四伯母的喜爱。
1921年,周恩寿考入南开中学读书。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周恩寿于1924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且是哥哥周恩来创建的“觉悟社”的小交通员。同年冬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周恩寿受党组织派遣,以入北京宏达学院学习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和宣传工作。
此期间,周恩寿一直与兄长周恩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认识了兄长的女友邓颖超。当时,他称邓颖超为“姐姐”,称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太太叫“杨伯母”。后来,周恩寿曾回忆说:“那时,姐姐用毛线给我编织了一双棉鞋,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寒冷的冬天穿上那么暖和的鞋。”
1926年1月,党组织决定派周恩寿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大队第一队学习,同年6月毕业。
1926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周恩寿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员。北伐军攻打武昌城时,周恩寿随攻城部队在火线上采访,右脚不幸被敌人炮火炸伤,由当时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的郭沫若和宣传大队长的胡公冕抬下火线抢救才脱险。
伤愈后,周恩寿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劳资仲裁委员会代表。1927年春,蒋介石在背叛革命前夕,为了拉拢周恩来,在委任周恩来为财经委员会主任的同时,又委任年仅20岁的周恩寿为武汉邮电检查委员会主任,并让他继续参加北伐宣传的筹备工作。
在此期间,周恩寿因年纪轻,涉世不深,因为失恋而离开革命队伍一段时间。一向严于律己的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严厉地批评了周恩寿,还在有关他的处理报告上批上了“擅离职守,撤职查办”八个字。
年轻又爱面子的周恩寿,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内心很痛苦。几十年后,有人曾向周恩来问起这件事,周恩来坦诚地说:“我那时年纪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充满了对弟弟的负疚和惋惜之情。
1928年初,周恩寿随党组织去上海做秘密工作,由于对上一次挫折仍耿耿于怀,遂向兄长周恩来提出自己读书太少,想离开革命队伍去念点书。虽然周恩来夫妇极力劝阻,但他却去意已定。之后他便离开了革命队伍,也自行脱离了共产党,只身前往吉林的四伯父处。
在吉林,周同宇担任了吉(林)海(拉尔)铁路局检查课的课员,过起了平民生活。1928年5月上旬,周恩来、邓颖超秘密从上海乘船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船经青岛时,他俩受到日本侦探的怀疑,被跟踪到了大连,还被带到水上警察厅进行了盘查,后因没有证据而获释。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周恩来想到了弟弟。在吉林下火车后,有着丰富秘密斗争经验的周恩来没有直接去四伯父家,而是先住进旅馆,用乳名给四伯父写了一封信。周同宇接信后,见上边只简单地写着:“问舅父好”,下边签着“大鸾”两个字。
周同宇见到哥哥那熟悉的笔迹,知道他到了吉林,根据信中对四伯父称“舅父”这一情况判断他一定处境很危险,就悄悄前往旅馆接回了哥嫂。
周恩来、邓颖超在大连遭日本特务盘查时,将去苏联接关系的证件全部撕碎投进了抽水马桶,没有证件他们就去不成苏联。因为认识周恩来的人太多,当时东北又在日本人控制之下,他们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经商量,周恩来决定一个人先启程去哈尔滨二弟恩溥(当时在哈尔滨电业局工作)处住下,翌日再让周同宇陪邓颖超赶去哈尔滨会合,并由邓颖超、周同宇在哈尔滨火车站上等候比他们晚起程的李立三。
一连等了六七天,终于等到了李立三。这样,在周同宇等人的掩护下,周恩来、邓颖超和李立三等便安全地去了苏联。
1974年,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曾对自己的侄儿、侄女们回忆说:“虽然你们父亲那时脱了党,但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实际上他还掩护了我们。”
此后,周同宇在东北的吉林、哈尔滨和关内的太原、天津等地谋差做事,曾先后任哈尔滨税捐局课员、松江绥化税务局课长、哈尔滨税务监督署股长、哈尔滨滨江税捐局课长以及天津“天益成”布庄老板等。在哈尔滨时,周恩寿通过周恩来的好友、同学张鸿浩的介绍,认识了张鸿浩夫人的姨侄女、在哈尔滨电业局工作的王士琴,两人于1936年结婚。
1934年,四伯父周曼青在天津病逝,周同宇作为四伯父的嗣子主持料理丧事,当时周恩来正率领红一方面军走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在为四伯父发讣告时,周同宇考虑到四伯父对哥哥周恩来有过多年的养育之恩,发丧时应该有个表示,但又不便直书“周恩来”这个名字,怕被军警宪特们发现带来麻烦;可如果用哥哥的其他化名,四伯父生前又都不一定知道,他忖度再三,最后在讣告的下款上印上:
“孝子同宇
孝侄大鸾博宇同敬奠”(博宇是周恩来二弟恩溥的字)
在这里,他用了周恩来的乳名“大鸾”,既为哥哥尽了晚辈的孝道,告慰了四伯父的在天之灵,又巧妙避开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侦探们的耳目。
1943年,周同宇夫妇携两个孩子,从哈尔滨迁到天津与四伯母杨氏共同生活。周同宇在天津一个证券行当司账员,工资不高,一家人过着艰苦的生活,有时入不敷出,周同宇的四伯母和王士琴不得不做些手工活,以贴补家用。
1945年冬,周同宇经过多方努力,又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他从天津给在重庆的兄嫂写信,告知四伯父、四伯母先后去世的情况,周恩来因此而得知了三弟的下落。同年2月底,周恩来与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的另两位成员,美国的马歇尔和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前往北平,他让工作人员给周同宇发电报,让其到北平一见。
这是兄弟俩分别18年后重新相聚。兄弟俩各叙离别之情之后,周同宇向哥哥周恩来提出继续参加革命的要求。
一贯遵守组织纪律的周恩来让他去找叶剑英分配工作。叶剑英根据当时的斗争情况,让北平军调处管理财务的赖祖烈给周同宇一笔资金,要求他继续隐瞒身份,仍回天津以做生意为掩护,为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和医疗器械及药品等紧缺物资,在隐蔽战线上继续为革命做贡献。
遵照叶剑英的指示,周同宇回天津后开办了一所“民生货栈”,并与天津的秘密党员周世昌取得了联系。后来,筹集到的药品、经费等均通过周世昌转交给党组织。
1947年,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最终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解放战争也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政府行将垮台前夕,还在做垂死挣扎,采取强化地方统治,实行保甲连坐的残酷政策。周同宇被一个邻居告发了,理由是他是周恩来的亲弟弟。1947年7月,周同宇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在狱中,周同宇除了承认是周恩来的弟弟外,其他一概否认。
周同宇被反动当局逮捕后,在天津的周恩来的老师、同学及旧友们纷纷设法营救,最后由南开学校原周恩来的化学老师、时任南开大学教务主任的伉乃如和周恩来的南开同学常策欧两位先生出面担保,6个月后,周同宇获释出狱。1979年中组部对此事调查的最后结论是:“周同宇同志于1947年被捕期间总的表现是好的,出狱后继续同我党地下党员周世昌同志保持秘密联系。”
1949年4月,北平解放不久,周同宇和王士琴夫妇从天津前往北平见兄嫂。周恩来派自己的行政秘书何谦接他们到中南海,因工作太忙,直到深夜才抽空和他们一起谈话。王士琴因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显得很拘束。周恩来却很随和地问王士琴:“你是哪里人啊?”王士琴不好意思地回答:“我的家乡不太好,我是哈尔滨人,是东北的。
”由于东北曾先后被俄国和日本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人因此对东北人印象不太好。周恩来马上睁大眼睛表示很不同意:“东北有什么不好呢?我就喜欢东北,我就是吃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长大的。”一句话使王士琴轻松了许多。
那年周同宇才45岁,希望能继续为革命做些工作,周恩来却一脸严肃地建议说:“我看你应先去上‘华大’(“华大”全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是专门为国民党旧政权人员筹办的旨在改造人的世界观、提高和转变思想政治觉悟的一所学校),学习改造好以后才能为人民工作。”当时,周同宇夫妇已经有秉德、秉钧、秉宜和秉华4个孩子。所以周恩来让弟媳王士琴先回家照顾好孩子,解除周恩寿的后顾之忧。
周同宇在“华大”学习一年后,1950年毕业被分配到北京钢铁局当科长,后来又调到冶金部。他曾先后担任过华北钢铁局工务处副管理师,重工业部钢铁局供销处秘书、购运总站站长、仓库管理科科长等职。由于当时他的薪金不高,周恩来就把他的大女儿秉德留在自己身边,让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学习。
直到1950年周同宇的几个孩子分别上小学和幼儿园后,王士琴才脱身出来工作,当了26年的中学外语教师,到1975年退休。
1959年,周同宇意外遇见时任内务部(今国家民政部)部长的老同学曾山。曾山得知他身患胃病,身体虚弱,年岁也大了,后来就调他到内务部任专员。周恩来得知后还曾亲自打电话给曾山:“周同宇的职务要尽量安排低一些,因为他是我周恩来的弟弟。”
1963年春节,周恩来召约一部分亲属去西花厅聚一聚,并利用这次机会教育他的亲属、晚辈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过好“五关”(即周恩来说的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他对周同宇说:“同宇,你有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又快到退休年龄了,就退休吧!
不要让别人说,周恩来的弟弟长期病假,快到年龄为啥不退休?”然后,周恩来又恳切地说:“你退休后能把几个孩子教育好,这就是你对国家的最大贡献。如果生活困难,我给你补。”于是,周同宇于1963年6月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退休后的周同宇除了辅导孩子们的功课外,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时与社会主义学院的学友王光琦(王光美的哥哥)几个人相约一起聚一聚,吃顿饭,聊聊天,当时有人戏称他们的聚会是“神仙会”。“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为了整倒周恩来,想方设法找材料,当然也要“挖”到周同宇身上,硬是无中生有地把周同宇说成是个“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把“神仙会”也污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聚餐会”等等,并发难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处。
周恩来十分明白“四人帮”的险恶用心,便于1968年2月令北京卫戍区将周同宇“拘捕审查”。这样,周同宇又一次失去了自由,直到1975年4月末经毛泽东过问,才被批准回家休养。
1979年,中央组织部对周同宇一案进行了复查,全部撤销了1975年7月2日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强加在周同宇身上的不实之词,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这使晚年的周同宇激动不已、兴奋不已。此后,他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和第六届委员,1985年初又被落实政策将退休改为离休,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1985年5月13日,周同宇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人世,享年82岁。
1982年,周同宇夫妇曾和他们的孩子去中南海西花厅,看望当时健在的邓颖超。谈及家世时,邓颖超对孩子们说:“你们伯伯(指周恩来)当时对同宇问题的处理,我都不清楚内情,直到最近我才弄明白,是‘四人帮’发难。伯伯把同宇交北京卫戍区监护审查,是他采取的保护干部的一种措施。如果让同宇落在‘红卫兵’或‘四人帮’手里,那就不会有今天,可能叫你死无对证了。”
周同宇生前有两件非常遗憾的事。其一是未能为哥哥亲自送别。1975年周同宇虽然回家养病,但仍受到群众监督,没有享有应该享受的公民权利:周恩来病重时,他也没“资格”去探望;周恩来去世后,作为周恩来唯一在世的胞弟,却没“资格”参加追悼会,只能在家中设个灵堂,以泪洗面,默默地悼念哥哥。
后来他念兄情切,就请中美院的一位青年雕塑家塑了一尊周恩来半身像放置家中,以寄托哀思。这尊塑像现由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收藏。
其二是未能回故乡看看。周同宇的前半生由于颠沛流离,无法回到淮安。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想回淮安看看,却又因周恩来律己甚严,怕给故乡带来麻烦而作罢。特别是1965年春节前夕,退休不久的周同宇得悉哥哥在安排平掉淮安老家的祖坟,担心一直居住淮安的堂嫂陶华年岁大,想不通,便向周恩来提出让自己回趟老家以做堂嫂的思想工作。
“好呀——”周恩来开始很高兴,可转念又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你不能回去!
”“为什么?”“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周恩来目光炯炯地说,“你回去之后,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都会派人陪同你、接待你,既浪费了地方的钱财,还要耽误人家的工作。
”这样,周同宇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等到他完全恢复自由后,又身患重病,探望故乡的身体条件又失去了。周同宇临终前曾动情地向他老伴王士琴说:“我死以后,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在我老家后院,小时种过菜的地方深埋,让我回到家乡去看看……”
可以告慰他英灵的是,2002年10月,王士琴去世后,他们的子女们经过努力,终于让这对夫妻的骨灰安葬到淮安(今淮安市楚州区),实现了周同宇生前“叶落归根”的夙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