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周恩寿照片 “周恩来为何给我取名‘周秉和’”?
40年前的今天,周恩来总理在京逝世,享年78岁。
在周恩来同志逝世40周年纪念日前夕,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答问录》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答问录,收入了周恩来同志1936年至1971年期间接受中外记者采访以及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答问、散发的声明等文稿64篇,约30万字。
众所周知,周总理自己没有儿女,但一直抚养着他弟弟的几个孩子,侄儿侄女便是他的至亲。为此,观海君(id:guanhaineican)整理了周总理的几位侄子的回忆。
总理给取名“秉和” 寓意安定和平
2015年9月,周秉和在接受强国论坛的采访时表示,自己的名字是周总理给起的。 先从“秉”字说起。按家谱算,我们这一辈是“尔”字辈,我为什么成为“秉”呢?那段时期我父亲来到哈尔滨和我母亲成亲,和大家族断了联系。
'秉’就是秉持,把握住的意思。我大姐叫秉德,二哥叫秉均,三姐叫秉宜,四哥叫秉华,我们家排行不分男女,我是老五。叫’秉和’是因为朝鲜战争从1950年6月打起,一直到了1951年我们开始和美国谈判,一直谈到1953年7月才真正签署了和平协议。周秉和说。
周秉和还说,生他的时候,正好是边打边谈的那段时期,所以总理的意思是我们在和谈,还是要求和平的,希望能够和谈成功。所以,就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秉和,要和平。大家安定、平和,包括做人,包括交友,都应该以和为贵。
对亲属严格要求 不搞特殊化对待“总理一直在提醒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不要因为有他这个伯伯而沾沾自喜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人一等,搞特殊化,对外不要拿这个跟别人去炫耀,更不要跟组织和单位上提特殊要求。我们从小就受这种教育。”周秉和在接受强国论坛的采访时说到。
在农村插队三年后,1972年, 周秉和通过贫下中农推荐上了清华大学,在周秉和到中南海给总理汇报时,总理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怎么上的大学,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给你搞了特殊化,你是不是走了后门?”
为此1973年,周总理到延安后还专门到周秉和曾经插过队的书记和群众那了解情况。当时,枣园队的书记说明情况,周秉和不是走后门之后,总理又说,“如果不是走后门,我就让他继续学下去,学完以后让周秉和还回到延安参加你们建设,和你们一块儿来建设延安,你们还欢迎他吗?”
周秉和说,回到北京,伯父马上把这事跟我说了,说你做好准备,毕业以后还回延安参加延安建设。这就是我伯父。
总理是国家的,不是我们家的
对于周恩来总理严格要求亲属,不搞特殊化对待这一点,周总理的其他的亲属也是深有体会。
据中新社报道,周恩来侄女周秉宜在作客南开大学“公能讲坛”,回忆周总理的生活点滴,讲述“西花厅的家风与家规”。周秉宜说到,“伯父和伯母不仅严于律己,对亲属们也严格要求,这使周家树立起了良好的家风。”
周秉宜是周恩来胞弟周恩寿的三女儿,1949到1968年期间,在中南海与周恩来、邓颖超一起生活,从小受到他们的言传身教。周秉宜说,北京解放以后,周恩来就把三弟一家接到北京,原因有二:其一,周恩来的母亲临终前嘱咐他一定尽长兄职责,照顾好两个弟弟;其二,担心弟弟在天津受到特殊照顾,破坏党的纪律。“一些领导有意提拔我父亲,也都被伯父拒绝了。”
西花厅是总理办公的场所,孩子们在西花厅生活也有“三大纪律”:保持绝对安静;周恩来和秘书们的办公室不能进,不能享有领导干部子女特殊待遇;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作为总理的侄女,周秉宜从来就享受不到所谓的领导干部子女“特殊待遇”。她回忆,某年夏天,总理在西花厅接待苏联外宾。国务院招待科的工作人员就准备了一桶冰淇淋,用以招待外宾。工作人员看见两个小孩儿在,就给周秉宜他们一人盛了一小碗。“很快我伯母就知道了,她把那位工作人员严厉地批评了一通。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我们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冰淇淋了。”周秉宜说。
周秉宜还一直记得总理曾在一次家庭会议上的表态:“你们不是我的子女。如果是,我会要求得更严格。”周秉宜表示,因为总理的言传身教,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提醒自己是个普通人,不能搞特殊。“伯父伯母为什么那么严格地要求我们?他们就是想让我们明白,总理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是为大家服务的。
七爸对我的工作和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
周尔鎏,就是周秉和提到的“尔”字辈堂兄弟之一。周尔鎏1929年出生在上海,“我出生不久生母就离世了,那时我家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七爸和七妈在我家隐蔽时,我还不到1岁,他们对我百般呵护。在他的书籍《我的七爸周恩来》中,首次披露许多独家史料,材料收集和撰写耗费周尔鎏数十年时间。
据《青岛网络电视台》报道,1939年至1942年间,周尔鎏一人在上海读书。1946年,周恩来通过时任《文汇报》经理张振邦先生几经辗转找到了周尔鎏,“以后我就由七爸七妈直接抚养”。
周尔鎏说,七爸和七妈对周尔鎏不仅在生活上给予支持和帮助,也对他之后的工作和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周尔鎏年轻时曾经入伍当兵,后进入南开大学学习,毕业后曾任中联部副局长、对外文委(文化部)司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驻英使馆文化参赞、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由于历史巧遇和工作安排,常常是继总理政治出访某些国家后,我便随后陪同文化代表团出访该国。在国内,我也常陪外宾去总理视察过的地方和单位参观。为此,七爸曾戏称我对他是‘亦步亦趋,步我后尘’。”
特别的谈话 讲述了周恩来去世的真正原因
周尔鎏在书中还提到,1974年,邓颖超曾和他有一次对话,周尔鎏将之形容为“特别的谈话”。周尔鎏认为,这次谈话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七爸七妈对他的最后嘱咐。“1974年春天,七爸不仅是重病缠身,同时他在政治上还处于一个危难的时刻,七妈避开周围耳目,单独嘱咐我配合他们作最坏的准备。”
周尔鎏在书中回忆起这次谈话写道,“总理已染重病在身,居然还受到这种恶毒的污蔑和攻击(指文革、四人帮期间),你作为侄儿并且一度是外事口的干部,对你七爸非常了解,对这样极不公正合理的遭遇当时是会感到义愤的。其实不仅如此,这不幸的遭遇也可能会降临到你和你的家庭,这也是七爸让我再次特地召见你的原因之一,希望你作最坏的准备……北京的形势如何,七爸的病情如何发展都很难说。”周尔鎏在书中回忆邓颖超的谈话。
周尔鎏在书中写道,邓颖超还向周尔鎏讲述了周恩来去世的真正原因。“其一是‘文革’期间,众多的重要干部包括国家副总理在内,相继落马,被罢免职务,遭受迫害,处理国家政务的担子主要落在总理身上,长期过度身心疲劳,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其二,没有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在确诊为患膀胱癌的时候,成立了一个治疗组,王洪文为治疗组长,治疗组的意见是暂时不向七爸透露病情真相,进行保守治疗。”
周恩来侄女回忆 与伯伯的最后通话
1972年,周恩来因为膀胱癌住院。直到1974年5月31日,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才知道。当天七妈给她打电话,说伯伯喊她去吃饭。此时伯伯跟往常很不一样,平时衣着整齐的伯伯穿着睡衣睡裤。当时周秉德不知道伯父已经得了癌症,她一听还高兴,说:“您平时那么忙,总是没有时间休养,现在能下决心去住院了,身体调养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伯伯还送给她两张在大寨的照片,说给你留个纪念吧。那时候,她没听明白这个纪念的含义。“因为他经常送给我东西。上海表刚出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块坤表。当时他特别高兴,觉得我们的民族工业能够生产自己的表。‘文革’时伯伯给了我很多像章,我结婚的时候他也送了很多东西给我,所以我觉得他送我东西很随便,就没在意。哪里知道伯父自知病重给我留下的念想呀!”
周恩来病重这段时间是不允许探望的。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拨通了电话。电话已接通,周恩来就是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包括问到孩子、家中老人、工作情况等。而此时的周恩来已经重病。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1975年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等领导人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罗青长等各部门负责人谈话127人次。
根据周秉德的讲述,在周恩来去世当天,周秉德马上赶回北京,回到了西花厅。见到邓颖超后,周秉德抱着她痛哭,她没哭反而安慰周秉德说:‘别哭,要坚强,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周秉德说,在参加告别仪式时,七妈特别交代媒体不要报道我们,现在想起来她是在保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她不想让我们多露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