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林刘伯承 刘伯承从严办院出麻烦 叶剑英逆风盛赞刘伯承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有一个极响亮的口号叫“学习苏联老大哥”。这个口号在军队里也叫得很响。从战争中走来的军人们崇尚迅速,他们想通过学习苏军“老大哥”,很快成为第二支像苏军那样强大的军队。再说,虽然中国军队打的仗不比苏军少,经验也不比苏军差,但初建时期的中国军队还来不及总结整理自己的经验,军事学院也只能先利用苏军的现成教材。

刘伯承心里也是清楚的,他明确提出:“我们学习外国经验的时候,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

但鉴于当时的情况,军队教学在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也绊过几个跟头。对于苏军教材,一般来说,都是采取先拿过来,然后在应用中逐步消化的办法,因而在教学中出现了比如想定作业不符实际,而照搬教材中的理论原则和战术数据;在作业方法上过多地要求数据计算,战斗文书冗长等诸多毛病;也机械地搬用了某些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

比如有的部队院校造的洗漱间和厕所,都按苏联人的身高规格造的,让身材较小的学员很不方便。有些提法不当,甚至有的人对传统的党的集体领导和政治工作制度一度有所动摇。

有人提出“要实行单一首长制”、“政治机关要大大压缩”、“政治干部要大批改行”等意见。1953年军委颁布实行的内务条令,只规定连长、营长是直属首长,取消了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的直属首长地位。这些,曾在部队中造成了一些思想上的混乱。

在南京军事学院,学员反映比较强烈、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大考小考没完没了:每门课学完要考,学期考、学年考、毕业考。

考的时候学员“如临大敌”,考官有主考,还有陪考、监考,就像是“三堂会审”。毕业考实际上是“国家考试”,由朱德为主席,刘伯承、甘泗淇等为副主席组成的国家考试委员会,和军委各部负责同志任主考官,对毕业学员进行考核验收。

考场更是威严。一进考试楼大门,从门厅、楼梯到考试大厅里都铺着大红地毯,长长的台桌后面坐着主考官、陪考官和监考的刘帅的苏联顾问、军事学院的副院长、副政委、教育长、部长等十几个人。这时南京的天又炎热。但考生人人着装整齐,考题是抽签,有的很难。所以考试的时候发生过有的人因为太紧张,一下子答不出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的事。

这些情况反映到刘帅那里,他很重视,专门到战役战系党支部来听取意见。他边听边记,回来后与其他领导商量后,做了一些改进。例如,在上午四小时课后加一餐点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以后又把“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改为八小时学习制,在考试方法上,进一步增加了考查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还对教材内容、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加之六年来创办军事学院的日夜操劳,64岁的刘伯承越发感到精力难支,脑子、眼睛都出现病症。于是,他向中共中央军委请假治疗,并建议由学院的副院长陈伯钧代理院长,副政委钟期光代理政委。

1956年11月6日,刘伯承赴上海就医。临行时,他对学院的其他领导人感慨地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啰!”

病中的刘伯承只要有时间还是不停地学习,就是眼病加重,也要闭上眼思索问题。这一年的年底,原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员,后调回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任师长的崔建功,来医院看望刘伯承。

刘伯承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朝鲜前线打了胜仗回来,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他招呼崔建功在小客厅坐下,和他拉起了家常,亲切地询问他的工作、生活和家庭情况。

谈到上甘岭战役时,刘伯承意味深长地说:“军事原则,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吧,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如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谁不这样说?关键是要活用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来运用,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你在上甘岭打得好,但军事学院并没有教给你怎样打上甘岭战役,只教给你一些基本原则。到了战场上,就要靠你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

刘伯承还举例说明一个道理:“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泽东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

刘伯承这一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显然,这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