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重庆大学 张旭东(纽约大学):为什么选择重庆?
7月1日,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任院长,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任副院长,同时聘请甘阳、崔之元、刘小枫、王绍光、罗岗、王希、强世功、蔡翔为第一批兼职教授。这件事情在网络上被解读为重庆模式向文化领域深化的象征。
但实际情况与一般印象相去甚远。7月20日,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张旭东教授接受观察者网记者专访,从人文学科的价值谈到中国人的文明追求,并畅谈重庆经验与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未来。
一、总体性的时代 @观察者网:文化政治在今天重新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其中包含知识生产、话语争夺、政治合法性与主体根基的生产等等。谈论中国模式也好,谈论普世价值也好,谈论公民或者新人也好,都是文化政治的议题。
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此。最近您受聘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高研院同时聘请的其他八位教授也都是研究文化政治的优秀学者。你们当中多位都是文学出身,都是从1980年代文学热时代一路走过来的。
能否以您个人为例,谈谈从文学研究走向文化政治研究的过程? 张旭东:1986年我从北大毕业,去新华社做过几个月记者,但不适应那种体制化生活,决定继续读书,于是主动调到中央音乐学院教书。1980年代是一个知识分子乌托邦的时代,知识界的优秀分子谁都不在乎进体制、拿学历这些事情,觉得只要自己的学术受承认就行。
1980年代末这个乌托邦破灭了,当时国内气氛比较压抑、徘徊,我就决定出去,向西方学习,看了一年,最后去了美国杜克大学。
师从杰姆逊(中文名詹明信)。 @观察者网:插一句,在1980年代自由和启蒙的氛围里,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学者杰姆逊做导师,这是偶然的还是有原因的?我是说,当时有没有可能选择一位自由主义的学者求学,比如著名文学史家夏志清? 张旭东:那是不可能的。
夏志清的著作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当时还有司马长风写的文学史,我都是当作通俗读物来读。其实无所谓左和右,当时我们出国就是要向一流学者学习。
比如甘阳去了芝加哥学术思想委员会求学。那是一个被看作右的地方。但是真正的右派同样对现实有批判性思考。关键是,1980年代的学人具有一种总体性的思考方式,他们关心方方面面的问题,从总体去把握现实,从总体上去求知,不会去想做具体某一个方面的专家,不会想到去向西方人学习中国的东西。
他们的求知欲也是整体。现在国内的国宝级大师在80年代也是刚经历磨难,百废待兴,学问上不足以镇住我们。 那时候我们都带着这种总体性视野冲西学而去,除非有特殊原因,都不会选择去美国读东亚系、汉学系,除非是为了去名校——给你个哈佛的名头,你去不去?在当时,为了名校而去做汉学研究会被看作没出息,在后来也出息不大。
那样做,就是盯着一个专业做下去,会导致思想萎缩,眼界变窄,最后无非在一块地上打了一个洞而已,却失掉80年代思想界最好的东西:在整体上思考。 杰姆逊希望我做西学研究,但是我的兴趣一直没有离开中国。
我写第一本书《改革时期的现代主义》时,德里克也在杜克大学。杜克没有汉学系,德里克是唯一有思想的中国学者。他对我这本书非常感兴趣,一章一章地阅读,提修改建议。我从没觉得自己离开过中国,1980年代的西学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甘阳。
至于海外汉学,那只是西学的一部分。我一直认为,西方汉学和中国的关系还不如西学和中国的关系紧密。当然,西方人在汉学领域确实做得很好。
当时我特别佩服甘阳说的一句话:1980年代中国的西学讨论是中国文化意识的一部分。这里面有个积极的循环:从中国问题的总体性看西方,又从西方问题的总体性看中国。 @观察者网:像您和甘阳这样的认识和选择在当时是普遍呢还是特殊呢? 张旭东:这是普遍的。1980年代的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