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狱中 潘汉年在中央苏区
潘汉年,1906年2月出生在江苏宜兴书香门第之家。上世纪20年代,他是活跃在上海的一名左翼作家,30年代初转入隐蔽战线,成为一名神秘的革命卫士,之后进入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潘汉年一面担任党和红军的宣传要职,一面开始在统战工作领域初露锋芒,先后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代表身份同陈铭枢、蔡廷锴领导的福建人民政府和陈济棠领导的广东地方军队进行过富有成效的谈判。
潘汉年躬逢其事,受党重托,施展才华,折冲樽俎,较好地完成了这项既有开拓意义又有特殊困难的统战工作,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累了经验。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步时期的有功之臣。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左”倾路线在上海全面推行,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一些党的骨干以及许多党的活动分子不断地被捕。上海地下党的活动陷入艰难的困境。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以利于长远的斗争,中央决定将一部分重要的党的领导骨干分子从上海转移出去,大部分去苏区,少部分去国外,主要是去苏联。
5月左翼文化人丁玲和潘梓年同时被捕,潘梓年和潘汉年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丁玲和潘汉年也有过接触。为了防止意外,中共决定将潘汉年撤出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
经过各交通站的辗转接送,6月,潘汉年达到中央苏区,受到了博古等临时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当时中央红军在3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土改“查田”运动亦取得了胜利,边贸开展得很活跃,根据地正在发展,军队和地方都很需要干部。
潘汉年的到来,正好给中央苏区增添了一位领导骨干。关于他的工作安排,博古向他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岗位:一个是让他到红军第三军团去当政治部主任,正好彭德怀向博古提出要给他配个政治干部;另一个是让他代替杨尚昆出任中央局的宣传部长,而调杨尚昆到三军团工作。
杨尚昆愿意去与彭德怀共事。潘汉年觉得自己对军队完全不熟悉,而宣传工作,则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了。所以杨尚昆去了三军团,而潘汉年接任杨尚昆出任中央局的宣传部长。同他一起在宣传部任职的有陆定一、毛泽覃等。
初到苏区,潘汉年并不是一下子就习惯下来的。尤其在生活上,虽然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他受到了必要的照顾,但到底不能同在上海的生活环境相比。在上海,起初他是一个作家,同时是一个职业革命者。尽管党所能给予的生活费用不多,但经常的稿费收入可以有不少的补贴,因此,经济并不拮据。
调到中央保卫机关之后,由于各种性质的特殊,党所提供的经费就比较宽裕;在豪华的旅馆、饭店里,经常有包间,宴请吃饭是必要的交际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上层的社交场合,衣着打扮都相当地讲究。
到了苏区之后,生活环境完全变了。处于战争前沿的苏区,物质生活的艰苦,生活不方便,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潘汉年并不在乎这些。艰苦的环境,并没有使他怎样地不能习惯和不能忍受。相反,他和其他干部一样,克服困难,勤奋工作。
7月,潘汉年被任命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教育委员会委员,大规模地开办苏维埃训练班,8月,又被任命为大学委员会委员,开始筹办苏维埃大学。9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提出开展“节省一个月伙食”运动。在反浪费斗争中,潘汉年积极响应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节省号召,与其他22位从白区进入中央苏区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自发联名给《红色中华》报写了一封信。上面写着:
我们是从白区来的,我们在苏区没有分田,但是我们为着革命战争,使我们能够在持久战中取得彻底胜利,愿意:
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线红军吃饱饭,好打胜仗;
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
我们要求其他白区来的同志和在苏区分了田的同志,都同我们一起,来响应《红色中华》的节省号召!
信的末尾是23位同志的亲笔签名。这封信在中央苏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各地群众纷纷投入节省运动。
1933年下半年,国内政治形势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日本侵略野心不断膨胀,中华民族存亡的危机,更加严重而紧迫地摆在了全面人民面前。“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对内坚持反共,对外妥协退让的政策表示了更加强烈的不满。反蒋抗日的呼声,即便是在国民党内部的上层人士中,也逐渐地高涨起来。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驻在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动向。
以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为首的十九路军,原来是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一部分,后来又拥蒋反共,参加过“剿共”战争。但他们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同蒋介石集团之间一向存在矛盾。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官兵出于爱国主义的义愤,拒不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奋起还击。
蒋介石十分愤怒,“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迫使陈铭枢离职出国,又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逼迫他们参加反共内战,企图利用红军力量,打击十九路军,以达到消除异己,坐收渔利的目的。
处在矛盾夹缝中的十九路军将领们,深知自己的困境。他们一面受到民族大义的感召,一面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反蒋抗日的决策。但当时他们正和红军对峙着,而且还经常发生规模不等的战斗,如果要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反蒋的重大行动,就不能腹背受敌,就必须秘密联共。
但是他们要联共却又顾虑重重,不仅是因为他们有着剿共的历史,目前仍与红军处于对立的战争状态,而且,他们还担心联合后,共产党会向他们的部队渗透,将他们的军队赤化,使他们失去仅有的政治资本。
正当他们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时刻,在十九路军中工作的两位中共地下人士发挥了积极的特殊的重要作用。原来在上海中央保卫机关工作期间,潘汉年直接联系的两个情报关系,已经先后深入到十九路军内部,和他们的上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一个是梅龚彬。他原来是上海的一名教授,曾经参加陈铭枢所领导的神州国光社工作。在一二八事变中,他被邀请参加十九路军的幕僚,当时他就向中共情报机关提供了十九路军方面的许多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
中共除发动上海的工人、职员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战外,还表示了愿意同十九路军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且通过梅龚彬的活动,潘汉年曾同十九路军的政治部主任徐鸣鸿进行过谈判,虽然谈判未果,但至少使十九路军的上层人士知道了中共是愿意和他们合作抗日的。另一个人是陈公培。他出身黄埔军校,曾在蒋介石的军委担任过文职,后转入十九路军,积极宣传反蒋抗日主张。
当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准备采取秘密联共的反蒋抗日的行动而又有所顾虑时,中共在十九路军里工作的两人不期会合在一起,积极地向十九路军的将领们建议主动找红军联络,谈判反蒋抗日的问题。1933年9月22日,陈公培秘密来到苏区与中共会谈,苏区中央局提出了同十九路军进行谈判的三项先决条件,即,十九路军停止对苏区的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释放在福建监狱的政治犯,保证反帝运动与反帝组织的活动自由;发表反日反蒋的政治宣言。
会谈中,陈公培认为中共提出的三项条件可以接受。陈公培返回福建并带上彭德怀给蔡廷锴的一封信,信中表示欢迎十九路军与红军合作,请十九路军派代表到中央苏区来进行正式谈判。
10月16日,十九路军正式派出徐鸣鸿为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前往瑞金谈判。中共中央对此次谈判十分重视,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这一工作,派潘汉年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
潘汉年被选中担任谈判代表,说明中央是知人善用的。潘汉年从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起,就已经逐步锻炼了从事广泛社交活动的本领。在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时期以及到中央特科工作之后,他又因工作需要而接触过许多不同背景的上层社会人物。
他在同各式各样的人物打交道的过程中,大大增长了才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此外,潘汉年对十九路军的内部情况相当熟悉。在上海工作期间,就已经在十九路军上层建立了有力可靠的情报关系。在淞沪抗战期间,有和徐鸣鸿有过接触的经历。加上陈公培、梅龚彬参加此项工作,从中配合,就更有利了。所以,潘汉年担任谈判全权代表是最佳人选。
关于这次谈判,中央指示的精神是:应将谈判看成是重要的政治举动。为了表示中共合作的诚意,不应向对方提出“过分及一切不能接受之条件”,以便尽快达成停止武装冲突、一致反蒋抗日的协议。潘汉年忠实地贯彻了中央的指示精神。
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10月26日达成了初步协议,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共十一条。据现有资料,略可窥见下列数端:第一,双方草签的协定是以中国共产党所提条件为政治基础的。《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开宗明义写道:“双方为挽救中国民族之危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每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的军事同盟,因此,订立初步协定条件如下……”这个文件表明,潘汉年不辱使命,坚持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政治原则。
第二,中共中央对谈判的结果是满意的,评价是较高的。《中共中央给福建党的书记的信》高度赞扬协定的价值,认为,“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福建省政府十九路军之间的协定大大超过仅只停战的范围,因为协定所载的除停止冲突外,还有重要的政治条件,如,开放封锁”,恢复经济贸易往来,允许出版、言论、结社、聚会、罢工自由,释放福州监狱的中的一切政治犯,双方互派常驻代表等条款。
第三,潘汉年作为谈判代表,不单获得己方领导的嘉许,而且还赢得对手的友谊,做到这一点确是难能可贵。
关于他的谈判才干,陈公培有一段回忆:“有一次谈判划界时,徐潘各执一见,一时难决,潘忽问我的看法如何,我就不假思索地说我们要谈的是整个中国,一两个小角落应当好办。
” 潘汉年转换话题,觅取转圜的余地。因此谈判虽然紧张,但他同对手的关系还是相当融洽的。协定达成后,徐鸣鸿曾将福建要另立局面脱离蒋介石事告知潘汉年。随后,应十九路军邀请,中共派潘汉年为驻十九路军的常驻代表,黄火青为秘书,前往福建。
1933年11月上旬,潘汉年作为中国共产党派驻福建十九路军的正式代表进驻福州。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之外设立的第一个被对方承认的代表机构。成员有张云逸、黄火青等人。他们被福建政府方面安排住在原国民党省教育部里面。这里,中共驻十九路军代表团所要面临的问题,艰巨而复杂。潘汉年从进驻福州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
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手握福建兵符,福建任何变革的兴废,他是关键人物。而徐鸣鸿“与蔡廷锴极善”,“蔡深信之”,当时有人评说:“闽变之作,蔡信徐之言,始决心发难。”可见徐对蔡的决策影响之巨。潘汉年始终保持与徐鸣鸿的密切联系,“徐鸣鸿常来与潘汉年交谈。
”这条渠道畅通,对推动福建政府方面实践协定,发动事变,酝酿进一步的同盟行动,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潘汉年等随同徐鸣鸿到福建十九路军驻地与十九路军领导人进行了多次磋商。
与陈铭枢就订立军事同盟条约等问题进行了八次会谈。根据初步协定第二条规定,潘汉年和福建人民政府财政部长许锡清就“双方恢复输出输入商品贸易”等问题进行了三次磋商。这方面的谈判取得了具体成果。此后,不仅双方政府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繁,而且农民群众和商人也可以进出苏区买卖,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
潘汉年还力促十九路军执行初步协定的有关条款,释放全部在押的政治犯。在他的推动下,福建人民政府于12月1日发布“大赦令”,共释放60余人,同时福建人民政府对地下党领导的一些进步团体的公开活动也给予默认,从而为恢复和发展我党在福建的革命力量创造了条件。
福建方面对中共代表团的到来是秘而不宣的,但中国代表团并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天地禁闭在狭小的圈子里,而是深入福州社会了解各阶层动态。到了福州以后,潘汉年常派黄火青白天穿着国民党军装,到街上跑一跑,看看报纸,了解社会动态。
有时为了获取情报,晚上还和黄火青一起乘车到澡堂洗澡。1933年11月20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南教场集会宣布成立。潘汉年就派黄火青到操场(南教场)旁边的小山坡(于山)上观看。掌握情况后,潘汉年亲拟电文及时向中央局汇报。在此期间,潘汉年给中央发回两封电报。后来瑞金方面给潘汉年来电报,叫回去一个人汇报情况,潘汉年与黄火青商量后,由黄火青回瑞金汇报福建的情况。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极为恐慌,立即调动15万大军围攻福建。就在蒋介石猛攻十九路军,福建政府摇摇欲坠,亟需红军支持的时候,左倾错误领导却不让红军打击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反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地区攻击永丰地区的堡垒。
为了协调对蒋介石军事行动,潘汉年应福建政府方面的要求,请中共中央派出军事联络员进驻福州,同时,福建政府方面则派总部参谋处长尹时中为驻瑞金的联络代表。李济深在给尹时中交代任务时指出:福建北方原有红军,近来他们似乎把它调开,撤退到江西方面,使双方军队隔离过远,最好他们的前方军队调近我们一些,和他们联合在一起免得当中有个缺口。
李济深解释说,这事潘汉年也同意,但他发电报回去,瑞金方面还没有照做。
他说最好我们赶快派人去商量,所以你快点去好了。潘汉年随即同中共中央联系,征得同意。1934年1月9日,尹时中等抵达瑞金,差不多同一时刻,潘汉年已将福建情况报告中央。在周恩来等的努力下,由红三军团为主组成的东方军也已组建就绪,向东突击动作的命令已经下达。其时十九路军领导人已丧失锐气,忙于部署撤退,形势急转直下。
1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停止办公,各路人员匆匆撤离福州。潘汉年和张云逸、黄火青却仍旧留在福州城内。福建人民政府当局一时也没有妥善的办法安排这几位中共派来的干部。在此非常情况下,潘汉年等人当机立断,决定不坐等别人的安排。
他们商量的结果,决定采取分散的行动,通过各自在福州的社会关系,离开福州返回苏区。他们甚至无法估计福建人民政府当局对他们究竟会打什么主意,其中难免会有动摇分子或叛变分子将他们作为投靠蒋介石的见面礼。
即使不发生这种情况,一旦破城后,后果也将不堪设想。根据分散撤离的方针,张云逸通过一位桂籍军官的熟人,混入桂军,同他们一起撤走。潘汉年作为中共主要谈判代表,他的行动自由最少,他已经无法直接同十九路军中的情报关系取得联系,他也不愿意轻易暴露那两个关系,影响他们的长期埋伏。
在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潘汉年便使出了做秘密工作的看家本领,沉着机智地观察各种动静,以谋求脱离十九路军警卫人员的监护,找到安全撤离福州的办法,最后在一名秘密干部的帮助下,化装从马尾登轮赴香港。不久,潘汉年又从香港折返瑞金。
回到中央苏区后,潘汉年继续担任他原来的工作,之后,被调担任赣南省委宣传部长,在当时的赣南省委书记项英的领导下工作。
1934年9月,中央苏区又陷入新的困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不得不被迫转移。中央军委计划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沿粤、赣、湘、桂边境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正在这时,粤军首脑陈济棠因不满蒋介石的内外政策,与蒋的矛盾加剧。
陈济棠,北伐战争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师长,大革命失败后,投靠蒋介石,任第四军军长,成为粤军首领。1932年,陈济棠被任命为江西“剿匪”南路总司令,配合蒋介石“剿共”大军,驻守江西省会昌县筠门岭以南地区。
但陈对蒋介石消灭异己的企图早有戒心。他知道,蒋介石让粤军在南线进攻红军,同他对待十九路军的用意如出一辙,使的是一箭双雕之计。陈协助蒋的嫡系打败了红军,蒋便会顺势入粤抄了他的老巢。为了保存实力,不让蒋介石阴谋得逞,陈济棠采取了同红军“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想与红军取得谅解和合作。
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朱德等人研究决定,为了减少红军转移通过粤军封锁线时的损失,同意和陈济棠进行谈判。由朱德出面写信给陈济棠,向他说明中共的抗日主张,表示愿意与粤军建立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并就进一步互相联络的办法提出建议。不久,陈济棠复信,同意双方派代表进行具体谈判。
粤军方面派代表杨幼敏(少将参谋)、黄任寰(独立第一师师长)、黄质文(第七师师长)。红军则派出潘汉年(赣南省委宣传部长)和何长工(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为代表,前往筠门岭地区和陈济棠的粤军代表谈判。临行前,朱德亲笔给陈济棠写信,提出了双方协议的草案要点,即:“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四、切实作反日反蒋的各项军事准备;五、代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迅速运输。
”朱德还同时写了一封介绍信直接由潘汉年面交粤军代表黄任寰,信上写道:
黄师长大鉴:前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即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戎祺!朱德手启。10月15日。
和粤军谈判,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国民党的军队正在虎视眈眈地监视着红军和粤军的行动。蒋介石更不愿看到这种谈判的事态。但谈判却进行得十分顺利。仅用3天时间,双方就达成了五项协议,即:
一、 就地停战,取消对立局面;
二、 互通情报,用有线电话通话,以防被蒋介石方面窃听;
三、 解除封锁,互为通商;
四、 必要时红军可以去陈济棠防区设后方医院;
五、 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可先告诉陈部,红军人员可以进入陈的防区并用陈部护照。
从带去的草案要点和实际过程的协议看,红军在政治要求方面是作了某些让步的。但却增加了“可以互相借道”的条款,为后来红军的转移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由此也可以看出,潘汉年在开展军事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所具有的灵活而又有分寸的特点。
谈判结束后,潘汉年和何长工立即返回中央苏区,向中央军委详细汇报了谈判情况及其达成的协议。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十分高兴地说:“这对于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的作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瑞金,开始长征。潘汉年以饱满的热情加入了长征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