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为何会看不起沈从文

刘文典生平

刘文典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国学大师，他具有传统士大夫的傲骨与近代文人的气节，显现出“狷狂”模样，他内心追求的却是独立与尊严。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国学大师刘文典生平。

刘文典画照

在刘文典幼年时，家里就请了私塾先生与美国基督教会院士，教他经书、古文与英文，所以刘文典很早就接触到了中国古典和西洋文化。后来刘文典就读于芜湖安徽公学，受教于陈独秀、刘师培等名师。在此学习时，刘文典接触到了当时的进步思潮，后来，他东渡日本留学，结识了章太炎先生，成为章门弟子。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回国担任当时具有极大社会影响力的《民立报》编辑和英文翻译。时隔不久，刘文典与范鸿仙等人赴安徽芜湖，决议成立讨袁第一军、第二军，酝酿讨袁行动。后来 “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通缉革命党人，刘文典不得已再度赴日本。

1914 年7 月，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孙中山任总理。刘文典经人介绍，任中华革命党党部秘书，主要负责孙中山英文电报的起草工作。袁世凯倒台后，刘文典回国，经陈独秀引荐，在北京大学担任预科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教员。

1926 年，刘文典在安徽致力于筹建安徽大学，安徽大学成立后，刘文典被推举为文学院筹备主任，并代行校长之职，主持校务。后来因在维护学生利益时顶撞了蒋介石，于 1928 年辞去了安徽大学职务，重回北京大学任教。

1942 年，有西南联大的学生请刘文典到普洱的磨黑讲学。后来因小人诬陷，西南联大解聘了刘文典，但不久刘文典就在友人的推荐下到云南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刘文典选择留在云南大学任教，与家人留在了云南，一直到去世。以上是刘文典生平介绍。

刘文典轶事

刘文典一生针砭时弊、恃才傲物，是一位怪杰，一生中却有一次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的“棍棒”。刘文典说：“我一生除了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蒋介石虽然把我关进牢房，并不敢动手打我。”这位老和尚是谁呢?

刘文典照

刘文典任教清华大学时，遇到一个佛学上的难题，需要解决难题，北京西山的香山寺藏经阁藏有大量珍贵的佛经资料。刘文典决定去香山寺查阅资料。虽然他不是佛家子弟，但是主持特许他借阅书籍，借书前，住持将本寺的借书规定讲述了一遍。住持走后，刘文典在念经堂看书到深夜，他有些疲倦了，见室内有一张空床，刘文典就躺在床上看起书来。不知不觉中睡着了，手中的佛经也就随之掉在地上了。住持本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这情景，非常生气，拿起扫帚就打过来。吃过一顿“棍棒”之后，刘文典顿时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饶，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住持见他甘心挨打，并没有大师架子，也就转怒为喜。

从件刘文典轶事中，他们不打不成交，这次事情之后，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不久，住持到清华大学拜访，刘文典还专门设素斋招待。刘文典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面对强权敢于以身犯险，而失信于一个普通的佛门中人却甘愿挨打，这就是一代国学大师的可敬之处。

刘文典为何看不起沈从文

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有传闻说刘文典与沈从文关系不和睦，其实沈、刘二人往来不多，应是相安无事，但刘文典喜欢针砭时弊，语言锋利，而沈从文性格腼腆、资历稍低一些，二人同在中文系任教，于是沈先生可能就成为了刘文典奚落的对象。刘文典为何看不起沈从文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件事情上面。

刘文典塑像

一、教授事件

沈从文授课非常认真，受到了学生的欢迎。1943年，西南联大聘请沈从文为本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月薪360元。听闻此事的刘文典很生气：“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表达了心中的不满。

二、跑警报事件

抗战初期，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昆明，昆明的防空力量较弱，每当飞机来袭，昆明就会拉响防空警报，警报一响起，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就都往郊外跑，这叫做“跑警报”。有一次警报响起，刘文典与众人一起跑出校园，突然他想起陈寅恪还在后边，于是赶紧回头，找到视力不佳的陈寅恪，扶起他就向外跑，快跑到郊外时，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也在人群里，便上前说道：“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这可以看出刘文典为何看不起沈从文。

通过这两件事情，便得知言语锋利的刘文典一定得罪了沈从文，但是这些故事都无足考证了，所以也不能妄言评论二人的关系，只有刘文典与沈从文先生的学术造诣是不可忽视的。

刘文典陈寅恪

刘文典陈寅恪，二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是著名的文史大师，从1929年陈寅恪与刘文典相识于水木清华，到西南联大的五年，到历经家国之难，一直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二人一直保持着学术上的交流与深厚的友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陈寅恪照片

1929年刘文典到清华大学任教，陈寅恪是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的教授，1929年12月7日，刘文典与朱自清、杨振声等人发起成立了清华中国文学会，并决定出版《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陈寅恪与刘文典二人在此学术期刊上共同发表文章，并从此相识。此后二人在清华大学时期共同参与了“驱吴运动”，共同指导了多位清华大学中国文学部的研究生，同为《清华学报》担任编委。在对对子风波中，陈寅恪表达了与刘文典在学术见解的相同。

七七事变后，二人先后一起被清华大学派往长沙、蒙自、昆明执教，在家国之难，流离失所的执教生涯中，二人相互扶持，保持着友谊。

1941年，日寇攻陷香港，陈寅恪困滞于绝岛，一时下落不明。对此，刘文典极为关注与关心。他曾在授课中提到友人：“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1943年，刘文典因受人污蔑被西南联大解聘，听闻此事的，在广西桂林的陈寅恪非常担忧。陈寅恪致函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文史系主任姜亮夫,推荐刘文典前往执教，半年后，刘文典返昆明。从1944年起,刘文典被云南大学文史系聘为教授。此后，他执教于此，直至1958年去世。

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行，很多往事都已烟消云散，只有在经历家国之难中，刘文典陈寅恪这样的中国近现代学者的治学精神、深厚情谊、不屈的民族气节会永远被人们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