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教育思想 晏阳初、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比较

(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四川 南充 637009)

摘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掀起了一股乡村教育实验的浪潮,其中晏阳初和梁漱溟是中国乡村教育运动史上杰出的代表,他们按照不同的切入点、不同路径、不同的实践方式,构建了中国乡村教育的新教育体系,肩负起文化和教育的"民族再造"使命。对他们的乡村教育思想进行比较及研究,对今天的深化农村教育改革、促进农村教育发展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晏阳初;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

上个世纪初期,中国农村社会已是民生凋敝,满目疮痍,此时涌现出了一批忧国忧民、具有强烈民族复兴使命感的教育家,如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他们几乎同时将平民教育实验运动从大城市转向中国广泛的农村,至30年代,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实验运动,其中,晏阳初和梁漱溟在这场运动中犹如两面旗帜,引领着广大知识分子将先进的思想和方法带入落后的农村,为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乡村教育思想至今仍放光芒。

晏阳初(1890-1990),原名兴复,又名遇春,字阳初。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的一个世代书香门第之家,1903年,年仅13岁的晏阳初离家赴基督教内地会创立的西学堂学习新学,在姚牧师的言传身教下,接受基督教义并接受洗礼。

1907年进入美以美会设立的华美高等中学读书,并认识了传教士史梯瓦特,在其帮助下于1913年晏阳初考入香港大学深造,在香港大学深造的过程中他深刻的体会到国势衰微的悲哀,这些民族意识更加深了他对国家的责任感。

1918年晏阳初于耶鲁毕业后在法国布朗的华工营从事为中国劳工服务工作时教授华工们识字写信念报,发现了那些苦力们隐而未发的力量,从而体会到中国平民因文化水平有限而地位低下的事实,感觉自己有责任为改变中国社会现状而贡献力量,于是于1920年毅然回国,回国后,晏阳初发现国内问题更甚,"中国是空挂着民主的‘民国’招牌,实际上依然是军阀、政客当道,国家屡受列强欺凌,百姓苦难有增无减。

国民中百分之八十是文盲,偌大的中国,简直弄成有‘民国’而无‘国民’了" [1]。对此晏阳初提出"所谓根本的解决法,在将欲从各种问题的事上去求的时节,先从发生问题的‘人’上去求",[2]也就是在国内展开以"除文盲、做新民"为主旨的平民教育运动,以开发平民的"脑矿"。

基于对中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认识,又将工作重心从长沙、烟台等城市移到了乡村。

1929年他来到了河北定县,经过在定县的调查研究 ,他与平教会认识到中国农村存在"愚"、"穷"、"弱"、"私"四个基本问题,"非同时谋整个的建设不可" [3],于是又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相结合起来,进行四大教育、四大建设的乡村系统改造。

1922年他发起全国的识字运动 ,号召"除文盲、 做新民"。1940年,晏阳初在四川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1943年,哥白尼诞辰400周年之际,晏阳初被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1898年正式开蒙读书,1906年进入顺天中学堂,梁漱溟敏而好学,对西洋哲学、印度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1911年毕业后任《民国报》外勤记者,1913年归心佛法,闭门研读佛经,1917年出世后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系讲师,1924年辞去北大教职,赴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工作。

1928年梁漱溟出任广州政治会建设委员会主席,于此开始筹办乡治讲习所,仿照"吕氏乡约",从乡治入手,改造旧中国,但在广州的一年多时间中,梁漱溟意识到试办乡治的时机并未成熟,于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对各地的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考察,通过参观考察,梁漱溟坚信乡村改革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唯一可行的途径,同时也认识到中国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单从某一方面入手解决不了问题,因此要从整体入手。

于是于1929年秋梁漱溟赴河南辉县创办了河南村治学院,希望在此实施自己对乡治的设想。

由于政局变化,1931年与同仁转赴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建设实验和理论研究,指导邹平、菏泽、济宁等地的实验,探索民族自救和农村复兴之路。1936年实验区范围扩大到27个县,山东的乡村建设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实验基地,梁漱溟也由此成为上世纪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乡村建设理论家。

晏阳初和梁漱溟两人的乡村建设实验虽然未能改变中国农村面貌,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仍旧激励着当今的教育家们,而且他们的乡村教育思想对当今的乡村教育改革亦富有启发意义。

晏阳初是个教育救国论者,他的乡村教育理论的形成是受到了儒家文化、基督教的影响。首先,晏阳初认为"现在国家所以弄到如此地步,主要的原因就是‘忘本’,整个的国家,人口有四万万之众,可是一点力量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侵入中国如入无人之境,妥协屈服,不知伊于胡底。

我们要救亡图存,必须认清症结所在,‘民为邦本’,而这虽是一句老生常谈,可是我们不能因时间的变迁而抹煞其含有的真理。

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设施没有着眼于民众;民众伟大的力量,非但从来没有运用过,而且根本没有发现过。现在我们就要抓着这伟大的潜势力,教育他们,训练他们,组织他们,发挥其应有的力量。

"[4]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源自《尚书·五子之歌》,是中国古代儒家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晏阳初将其继承并赋予了时代意义,从而成为他从事平民教育的根本信条。其次,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也深深的影响了晏阳初的一生,"我心中的大事业,是体现儒家的仁和基督的爱","基督说:爱你的敌人。

我没有敌人。若说是真有敌人的话,那是无知无识所造成的贫苦和歧见。我愿以仁化敌为友,以爱化苦为乐。孔子、基督、姚牧师、文轩兄、塔夫特教授所揭示的要理,对我而言,只是一个,那就是:爱人、爱民、爱贫苦大众"。[5]就是在儒家民本思想以及基督教博爱精神的熏陶下,晏阳初产生了从教育入手拯救国家之危亡的思想。

晏阳初认为:"欲从根本上拯救和建设中国,只有从民本上求一个解决方法"。他认为中国所有的问题是"人的改造","中国大部分的文盲不是在都市而是在农村,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民是农民,农村是85%以上人民的着落地,要想普及中国的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里去"。

[6]经过调查之后,晏阳初提出了中国农村问题基本可用"愚"、"穷"、"弱"、"私"四个字来概括。晏阳初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依靠教育,"中国不必亡,亡不亡全在教育界。教育界可以支配中国,支配前途,改造社会。"[7]他认为平民教育运动是救国救民的唯一方法,平民教育运动的目的就是改造民族,挽救我们岌岌可危的国家!

而梁漱溟是文化救国论者,他的乡村建设以及乡村教育的思想是基于他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以及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分析从而建立起来的。首先,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三大文化路向"的观点,认为三种文化无所谓好坏,只是路向不同,继西方文化兴盛之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向必定是中国文化经过现代改造以后的复兴。

其次,梁漱溟提出"中国社会的特殊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构造很特殊,较一般社会具有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两个显著特点。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因自身缺陷被冲击的近于崩溃,"老文化破坏殆尽,而新文化未能建立,在此青黄不接前后无归的过渡时期,遂陷入混乱状态"[8] ,梁漱溟遂提出"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

"[9]而拯救中国的办法就要从文化入手,而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农村,为此,梁漱溟致力于乡村教育,"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

[10]梁漱溟把中国文化比喻为一棵大树,把乡村视为中国文化有形的根,而把中国人讲的真有道理的老道理看成是中国文化无形的根。因此最要紧的便是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开创出一个新文化来,从而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

这便是乡村建设,亦即乡村教育。他说:中国"现在已破坏到体无完肤,不堪收拾,非从头建设不可!这一点从头建设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们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一点一滴的建设,无非是一点一滴的教育:只有从一点一滴的教育着手,才可以一点一滴的建设。

"[11]" 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12]

由于教育思想形成背景以及各自的乡村教育切入点不尽相同,晏、梁二人所提出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以及教育实施形式也各有千秋。教育目的方面,晏阳初吸收并改造了梁启超的"新民"这一概念,提出了"除文盲、作新民"的教育目的,他认为"有知识力、有生产力、有健康力、有团结力,综合四力兼备的才是新民。

所以,我们在中国的口号是一方面除文盲,一方面做新民。"[13]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目的是"以教育完成社会改造",[14]也就是通过乡村教育以改造乡村,进而改造整个中国社会。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已经严重失调,因此需要借助教育重新整理和建设中国的固有文化,而且教育是较之暴力革命更为有效的社会改造手段,所以乡村建设"不能不归于教育一途"。[15]从民族再造到改造社会,从农民、从乡村到全社会,他们最终的归宿是相同的,教育是培养人、改造社会的最有效途径。

教育对象方面,晏、梁两人都主要针对成人进行教育,晏阳初明确指出"我们要抓住的,不是老头子,也不是儿童,而是青年","这班人才是救国的生力军。建国工作要靠儿童,救国工作要靠青年"。[16]但同时他们也兼顾了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教育。晏阳初也十分重视女子教育,认为"没有一个富强国家的妇女是不受教育的"。[17]

于是从1928年起,平教会就组织妇女教育研究委员会,开始了乡村妇女教育研究,先后开办妇女平民学校,妇女育才学校、青年初习学校,为妇女和女童接受教育创造机会。由于在乡村女教师很少,晏阳初提出"特别着重培养她们从事初级平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18]而梁漱溟也在乡农学校中设立的有儿童部、妇女部,使农村的妇女儿童也能接受到教育。

晏、梁两人的女子教育理论和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中国广大女子平等、民主意识,对争取女子教育权、普及女子教育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教育内容方面,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问题可以用"愚"、"穷"、"弱"、"私"四个字来代表,所谓"愚",是指"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智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80%是文盲"所谓"穷",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毋庸讳辩的病夫";所谓"私",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

"晏阳初提出了与此相对的四大类教育:"文艺教育",以培养智识力;"生计教育",以增进生产力;"公民教育",以训练团结力;"卫生教育",以发育强健力。[19]晏阳初认定这是"救国救民的唯一方法,并非一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贴药膏式方法可比。

因为在全国人民没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前,随你用什么方法来号召,都是不成的。所以只有平教才是根本,其余都是枝节"。[20]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内容强调服务于乡村建设,与农村生产、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课程设置分为两类,一类是各校共有的课程,包括识字、唱歌等以及普通课程和精神讲话;另一类是各个学校根据各自的生活环境需要而设置的课程,如产棉区进行植棉技术培训等。

晏阳初和梁漱溟在乡村教育内容方面都紧密结合农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针对性强,扎根本土,联系农民的具体生活,课程体系的建构适应当时的农村经济发展。

乡村教育的实施形式方面晏阳初提出了在农村推行"三大方式":一是学校式教育,是以青少年为主要教育对象,包括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生计巡回学校,其传授的内容为四大教育。二是社会式教育,通过成立读书会、演说比赛会、演新剧、合作社、农业展览会等方式向一般的群众及有组织的农民团体开展教育。

三是家庭教育,是对各家庭中不同地位的成员用横向联系的方法组织起来进行公民道德训练、家庭预算、妇女保健等方面教育的方式。

而梁漱溟在实验区设立了乡农学校,由学长、学董、教员、学众组成。乡农学校分为村学和乡学两个级别,文盲半文盲入村学,识字的成年农民入乡学,其组织原则一是"政教养卫合一","以教统政",二是学校式教育与社会式教育"融合归一"在乡农学校设立儿童部、成人部、妇女部以及高级部,以成人的社会教育为主。

晏阳初和梁漱溟在乡村教育实施形式反面都强调科学简单化,把教育内容以简单、经济、实用的原则进行传授,在当时师资缺乏的情况下,以经济、迅速、有计划、有组织的方式普及大众教育,形式灵活,将乡村教育的课堂一直延伸到社会,理论与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使科学知识成为农民也能够掌握的有力工具。

晏阳初的民本思想将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进行融合,并进行改造升华,形成他独特的乡村教育理论,颇具启发性与合理性。但他在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时,并没有深究造成中国人民"愚、穷、弱、私"的深层原因,因此最终未揭示出近代中国落后根源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而是过分依赖教育,认为教育可以改造社会以至拯救中国。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认为,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

这就使他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成为了谋求和平改良的途径。他们都认为中国问题的实质并非政治、经济问题,而是文化教育问题,因而乡村教育运动最终的结果和他们最初期望之间差生了巨大的反差。梁漱溟在晚年对其乡村建设运动进行反省时说"我那种主观主义要联合不要斗争的联合政权本出于空想,今天自然落空。

事实既经证明,历史作出结论,三十年自以为革命的我,临到未来还只承认是改良。""经过反省,我认识到:无疑地吃亏在我不懂矛盾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提出的乡村教育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得略加不妥,但这些瑕疵无法遮挡他们的思想以及实践所放射出的灿烂光芒。

晏阳初和梁漱溟立足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着眼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教育问题,提出了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以拯救农村的远见卓识,对今天深化农村教育改革、促进农村教育发展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的改革对中国整个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时至今日,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依然是我国建设问题的重中之重。十七届三中全会中提到要"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农村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晏阳初和梁漱溟都强调乡村教育内容要服务于乡村建设,紧密结合农村的生产、生活需要,这对当前的农村教育课程设置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此可知,当今编排农村课程内容时一定要从农村实际需要出发,以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晏、梁两人身怀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广大农民群众悲惨生活状况的悲悯之心身体力行地从城市来到农村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提倡知识分子"与村民一起劳动和生活",如要"给乡下佬办教育,我们须先从乡下佬学"。这对如今的乡村建设者们也是一种鼓舞,应学习前辈们的奉献精神,欲"化农民"先"农民化",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只有这样才能深切的了解农民,懂得他们的需要,将"农民科学化,科学简单化",实实在在的为了建设新型乡村而努力。

总之,认真学习晏阳初及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将其进行比较研究,借鉴其中的合理因素,对推进我们当前的深化农村教育改革,促进农村教育的和谐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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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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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三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