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信的后人 王家烈的后人 长征途中 心慌意乱的王家烈

红军入黔的消息,如同一颗原子弹在贵州省会贵阳市爆炸。

首当其冲的是身材魁梧、四十一岁的贵州军阀王家烈。他集贵州国民党省党部指导委员会主任、贵州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于一身,握党、政、军大权于一手。

贵州这地方,“山高皇帝远”。自从一九一二年唐继尧入黔、督黔以来,军阀割据,自成一统。此后,虽然贵州军阀内斗颇烈,派系倾轧,但是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一九三二年四月,王家烈在用武力征服了前任军阀毛光翔之后,成为“黔霸天”。

王家烈乃贵州桐梓人氏,家贫,背盐出身,人称“王家烈背盐巴,气力大”。背盐巴是很苦的气力活,背着沉重的盐巴,拄着木棍走远路,据云青石铺的路上常有一个个凹坑,便是苦力们半途拄棍休息,久而久之,棍子在青石上凿出凹坑来的。

二十一岁那年,王家烈入贵州陆军步兵团,从一名小兵逐步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至一九二六年,三十三岁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二师师长。三年后成为副军长。

王家烈总是一身戎装,系宽皮带,挂手枪。吃饭爱吃碗中米饭冒尖的“冒儿头”,爱吃麻辣豆腐。

王家烈能够成为贵州之主,得力于他的内助万氏夫人。万氏名淑芬,贵州铜仁人,名门之女。相传万宅门口,刻一副对联:“一门贰令尹,三代五公侯。”万淑芬自幼饱读诗书,虽是女流,却爱读兵书。王家烈驻铜仁时,不过是连长,托人向万家求婚。

一九二六年,他终于与二十三岁的万淑芬结为伉俪。从此,万淑芬成为他的“军师”,屡屡给他设计妙策。万淑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文章,皆出于万氏之手。

万淑芬还有着“外交夫人”的美誉,善言辞,擅交际,常代表王家烈赴南京、去上海,拜谒蒋介石、宋美龄,八面玲珑,富有外交手腕,为王家烈上上下下打点。每当王家烈行军作战,万氏夫人总是乘轿随行,在军中为王家烈出谋划策。这时,她把头发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但不结领带,外人不知,会以为是一位男士。其实,她是一位小脚女人,平素穿着宽大而塞了棉絮的皮鞋。

王家烈常说,西南六省之中,川、滇、湘、粤、桂五省构成一朵莲花,黔在中心,乃是莲花之蕊。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他要成为西南群龙之首。

蒋介石对于贵州军阀,是不给一文军饷的。但贵州军阀自有财源——鸦片税。贵州军阀主张,“有土必种,无烟不富”,“只准吸烟,不准嫖赌”。那年月,鸦片遍布贵州,甚至鸦片成了通用的货币!红军进贵州,买东西时,要么付银元,要么付鸦片!深咖啡色,像山东阿胶模样的鸦片块,成了银元、金条的代用品。

种鸦片要付“种植税”,运鸦片过关卡要收“通关税”,吸鸦片要收“烟灯税”,开烟馆每灯收税三枚银元,在家吸鸦片每灯收税一枚银元……贵州兵以“双枪”出名,个个面黄肌瘦,如同张贞那“战无不败的豆腐兵”。

得知红军入黔,王家烈心慌意乱,不仅手下的“双枪兵”不经打,而且还分为四派: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副军长犹国才盘踞盘江八属;副军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一带。虽说三位副军长口头上都称服从军长,实际上王家烈能直接调动的,只有他的嫡系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

蒋介石发来电报,要王家烈“严防赣匪入黔”,“黔军除巩固原防外……先择重要城镇,构筑碉堡,以防匪之突窜”。

王家烈只得带着夫人万氏,驱车到贵阳东面平越县的马场坪,举行军事会议。

王家烈手下的两员大将何知重、柏辉章,事先经万淑芬授计,对于委员长的命令反应冷淡。何知重冷笑道:“我还差士兵们一年多的军饷。如果蒋委员长给钱,我就打!”

柏辉章则来软的,他说:“红军早已声言北上抗日,此次不过路过贵州而已,并没有直取贵阳的意思,何必跟他们硬拼?保住贵阳即可。”

副军长侯之担的一席话,使满座皆惊。他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次红军由江西、湖南入黔,委员长早有明令,要我们阻击狠打,配合中央军消灭红军于黔中。我侯之担有四个旅共八团人,定当扼守黔北,决不许红军越过乌江、进入乌江以北一步!我愿立下军令状,与诸公共存亡!”(王同星:《我所知道的王家烈》,《遵义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既然侯之担如此表示效忠蒋委员长,王家烈也就顺水推舟,让侯之担去乌江抵挡红军。

乌江,贵州最大的河流,又称黔江,流急浪高,一泻千里,比湘江要险峻得多。江宽约二百五十米,流速达每秒一米八,冰凉的水温在十摄氏度以下,两岸悬崖绝壁,侯之担声言:“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至于冒险来攻乌江,可能另走其他路线。”(侯汉佑:《侯之担部防守乌江的溃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