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豪的儿子 李国豪南京长江大桥 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者

总工程师:梅旸春(1962年逝世于南京长江大桥第一线工地)

 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国豪  

 1966年,“文革”祸起,李国豪在劫难逃,以莫须有罪名被囚于隔离室中,长达两年之久,漫长囚室岁月里,他从广播中获知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他想起了武汉长江大桥,因为就在那年的通车典礼中,大桥出现了晃动现象,而晃动的原因始终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

他非常清楚,那自然要影响到后来的南京长江大桥,影响到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于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在几尺见方的囚室里开始演绎:一个失去人身自由的科学家,两手空空,身无片纸,凭着一颗对祖国对事业的爱心,凭着卓越超群的理论基础和创造思维,神游于八极,构图于大千,借助于报纸的边角和夹缝,演算推导,无我无物,鉴过往乃辟新径!

他微阖双目,坐地日行八万里;他定睛远眺,纳须弥于芥子。

一时间,百十思路,纷至沓来,于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他豁然开朗,他欣喜万状。于是,桁桥梁的腹杆系,转化成为剪切板;进而,又将这种空间离散体系化成为一个连续体箱梁模型,又建立起弯曲和扭转的弹性平衡微分方程组去求解!大苦见大乐,大悲生大喜。秋去冬来,寒暑交替中,“文革”“囚徒”李国豪终于不负苦心,取得了桁梁结构领域理论分析的初战告捷!

    之后,从囚室走出,又被驱至校内监督劳动。苦难岁月何时能见尽头?他无法卜知。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总要走向进步,人类社会总要走向昌盛发达,桥梁工程事业总要不断开拓发展。对此,他坚信不疑。一如既往地,他把自己的家变作了研究室,做起桥梁模型和扭转试验,并继续完善理论分析和计算上的步骤。对于一个为爱而奉献、为科学而献身的人来说,一旦投入,夫复何求?

再看一个更有名的:茅以升

事情从1958年4月说起,当时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及九三学社开展“交心运动”。每人要将真实思想中对党不满的部分尽量提出来,然后自我批判,这些思想均属于“黑心”,而颂扬党的部分叫做“红心”,不必再说。以升1957年曾提出的八点建议,其中一、三、四条属于“黑心”,是向党的“进攻”,必须写交心材料。

当时说好,这一材料保存在九三学社内不向外传,但是不久就传遍全国。起因是一名研究院的干部,名叫王翔,他在一次发言中说,他要走“茅以升路线”,成名成家。

于是针对茅以升的大字报和大批判就在全院铺天盖地地开展起来。这名干部说了一句话,为什么要批判以升呢?很明显,茅以升是一个党外人士,一位科技专家,有人胆敢走“茅以升路线”,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岂非大逆不道!

研究院又向九三学社要了以升的交心材料,九三学社不敢不交出来。铁道科学研究院看见这些“黑心”材料,觉得更是掌握了以升一片“黑心”的证据,于是对他的批判更多,最多达到五百张大字报。

各单位的小组每天到以升的办公室,把大字报贴在办公室的四壁上,大小批判会更是接连不断。以升前后三次在院内的大礼堂向全院干部做自我检讨,直到6月底检讨才过关,运动方告一段落。一个多月的时间是以升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压抑的时光。

当时猜测,由于以升是知名人物,上面放他一马,但为了给他一点教训,将他的侄子——在同一单位工作的茅于轼打成了右派。此外,在这场反右运动中,茅家有多人被打成右派。除茅于轼外,茅于恭、茅于榕都被划为右派。现在知道,当年众多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片“红心”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党对国家抱着炽热的感情,当时有些人可能因为红心过热了,所以心被烧焦了。

反右运动使以升心力交瘁,也使以升的妻子非常恐慌。戴传蕙曾经在以升造桥期间因担忧而患忧郁症,1957年的政治运动使她每日坐立不安,幸亏子女们多来劝慰,风暴总算过去。但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66年“文革”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