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抑郁症 朱丹演讲曝因抑郁症辞职 名人更易得抑郁症

近日,主持人朱丹现身北京大学,作了题为“旁观者”的演讲,告别主持舞台三年的她,原本是想要和北大学子分享自己“旁观”心得,没想到,她现场竟几度语塞、忘词,失控落泪,不得不向现场听众鞠躬道歉,坦言自己真的做不到。她透露当初离开浙江卫视是因为不自信,医生说她患有抑郁症,让她要正视自己的脆弱。

抑郁症进入大众视野就是由于名人患抑郁症,三毛、张国荣、崔永元等,让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抑郁症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病。精英,至少是文化人,才容易得这个病。真是这样吗?

穷人是抑郁症最大群体

抑郁症人群中也有沉默的大多数,中国抑郁症的最大人群是穷人,在农村,任何阶层成员都可能得抑郁症,贫困阶层受苦更甚。只因这个阶层活在在聚光灯之外,他们的痛苦不为人所知。

研究已证明,贫困是抑郁症的一大诱因。近十几年来,中国国企下岗人员和农村留守人员,成为抑郁症高发群体。接受社会救济的人群中,抑郁症比例是总人口患病率的三倍。值得注意的是,贫困生进入城市,如果得不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其心理疾病的发病概率极高。目前我国高校中,贫困生约占总在校生的15%~20%,其中有心理问题的占65%。

贫困群体的抑郁症识别率低,是雪上加霜。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人,日子本来就困顿艰难,抑郁症状会被掩盖。他自己也搞不清,他的痛苦到底是抑郁症,还是来自生活本身。很多穷人得了抑郁症,始终都不自知,也不为人所知。所以对抗抑郁,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提升改变命运的能力。

抑郁症患者也有职业之别

不过在知识阶层中,抑郁症患者也有职业之别。演员、公务员、媒体人、警察、教师比较容易得抑郁症——这是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姜涛23年行医生涯的观察。

他阐述:“这几个行业收入差距大。他们就容易不平衡,焦虑,压力大。”姜涛所说是个人经验描述,未能验证,不过揭示了一个现象:内心的激烈冲突和抑郁症相关。

抑郁症源于错误的生活方式

那么就个体而言哪些因素易导致抑郁症?

生物学因素 生活中经常可以观察到,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直系或旁系家属中,还有其他精神疾病患者。说明这个家族遗传倾向明显。上海精神科医生颜文伟认为,在全世界人口中,大约有5%~10%的人有这种遗传基因,容易得抑郁症。

姜涛也认为遗传因素对于抑郁症致病有重要作用。他给我一个数据:抑郁症的遗传度达到80%,所谓“遗传度”是指如果你携带致病基因,那么发病的可能性达到80%。

不过,到目前为止,人类对于遗传因素和抑郁症的内在关联,还不能给出科学的解释。尚未得到科学验证。

性格因素 这个可认定占有比较重要的作用。心理学认为,自责、自罪最易破坏人的心理结构,它构成一种内在惩罚机制,对自身进行谴责和制裁。抑郁症患者的压抑、自卑、自我评价降低、活力下降,多来源于此。

我也曾认真追溯过自己患病的原因。我出生前父亲就因为是右派被发配到苏北某地农村劳动。他在外受到迫害和欺辱,回到家里就没有好声气。因天性敏感,我从小就对严酷的生存环境有着超越年龄的感受,学会了理性、忍耐和克制,以及用约束自我的方式来抵抗外在的侵略。

可是内在的反叛性,又刺激愤怒的情绪在我内心悄然滋长。少年时代,我其实是在以一种“边缘不合作”的态度,面对异己的世界。考上大学后,我一直在用巨大的努力来克服自小形成的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寻找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和解方式。我曾自以为成功了,岂知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阴影,会成为潜意识中的条件情绪性反应,植根于人性深处。

环境压力因素 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它们也应该是以情绪为桥梁,殊途同归,作用于神经递质。

不过仅单方面的压力不足以导致抑郁症。抑郁症患者多半能够自省和克制,乃至自我牺牲。如果压力只来自一方,他们还能通过委曲求全来化解;但是,如果多个不同方向的压力蜂拥而至,并且这些压力彼此交错排斥,即使委曲亦不能求全,抑郁症就会在这时登堂入室。

创伤性突发事件 如失学、失业、失恋、亲人去世等。不过突发事件只是刺激因素,不是真正的病因。抑郁症植根于人性深处,即使没有这个创伤事件,也还会有别的事件,差别只在于爆发的时机不同。当然,如果运气好,拖个十年、八年自行消失,也未可知。

综上,抑郁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只是简单的心理疾病,它的根源是某种错误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导致了内心的分裂和背叛,你要战胜它,惟有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矫正过来。

找到病因对于治疗有参考价值。不过也不必过于纠结病因,否则会制造新的压力和矛盾,对病情不利。在一个短时间内,仅仅个别诱因不可能触发抑郁症。疾病既已爆发,病因就不再重要。就好像你用火柴点着爆竹,爆竹已经爆炸,你再追究火柴,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