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高棠子女 李富荣经历人生最痛苦日子 给荣高棠送饺子

(命运,像一只颠簸的小船。在船上远眺,往往不知前路在何方。“文革”经历,是李富荣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日子。当时全国知名的“帅小虎”,一下子成了“保皇派”,成了“修正主义苗子”。 无奈,他放下了手中的乒乓球拍。

)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那么我肯定可以拿到更多的世界冠军。因为1965年我才22岁,技术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我的快攻技术也比较先进成熟。“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来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理解”。怎么以前那么多的老领导,一下子都变成“走资派”了?为什么像我这样打乒乓球的,一下子成了“修正主义苗子”了?

一段时间里,没有人敢练球了,整天批斗这个批斗那个,人心惶惶的。那个时候,我们还闹了一个“笑话”。“文革”前,荣高棠是体委的副主任,到我们乒乓球队来蹲过点,率领我们夺得过世界冠军。“文革”开始后,荣主任被打倒,被批斗。有一天,几个队友对我说:“知道吗,荣主任正在开会,从上午到现在,一点东西都没吃呢。”我一听急了,那怎么行,我也没有多考虑,马上就和队友们到食堂里端了一锅饺子,就给荣主任送去。

这一下“闯祸”了。在批斗会现场,我们几个运动员“叮叮当当”地敲着饭碗走进去,给荣主任送上一碗饺子。正在挨斗的荣主任也愣了,连忙说:“你们这个时候来干什么,快回去。”台下的人更是傻了眼。

当天晚上,我就被狠狠地批了一顿。以后大字报上常拿我做反面教材,说李富荣给荣高棠送饺子,是在“示威、复辟”。再后来批斗荣高棠时,常拉着我们去陪斗。一时间压力大得不得了。可是私下里,我还是觉得自己没做错。那个时候,就是这么一种朴素的思想感情,人其实很简单。

(回忆起给荣高棠送饺子的故事,李富荣脸上有着微笑,又有点若有所思。“文革”对他而言,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但此刻回忆起来,是一段感慨——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李富荣没有参加过任何“造反派”。)

那时在我们乒乓队里,有的同志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我们被打倒。徐寅生、郑敏之和我都成了革命的对象,吃了不少苦头。虽然如此,我到现在依然不恨庄则栋。“文革”是一场灾难,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庄则栋。庄则栋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文革”结束后,被隔离审查了2年多。之后,先下放到山西,后来回北京去了他原少体校当教练,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毕竟,他为中国人带来过3个男单世界冠军,他还是有贡献的。

(两年前,庄则栋与邱钟惠合办了一家乒乓球俱乐部,他给中国乒协和徐寅生、李富荣写了一封信,信中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之语。据庄则栋表示,他很担心徐、李二人会不原谅他。但徐寅生和李富荣还是去参加了俱乐部开业典礼。

三人在“文革”后,第一次共同出现在公共场合。有媒体评价说,这是三人的“第二次握手”。)1971年,我们乒乓球队去名古屋比赛,回来后,我就担任运动员兼教练。1972年年底,周总理有一次赛前接见乒乓球队,当时总理问我:“李富荣你今年几岁了?”我回答:“29岁了。

”周总理说:“29岁,还能打嘛,你可不要太早退役啊!”周总理这句话,激励我在当年冬训中积极开始准备。1973年参加了在南斯拉夫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赛。那时候毕竟年纪不小了,进了前8名,成绩还算可以。

(在一丝遗憾中,李富荣告别了他的球员生涯。其实我知道,他多少是有些失落的。在运动生涯的黄金时刻,李富荣遭遇了命中的“坎”,好在他最终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文革”中,还有一次出国经历让我难忘,那就是参加了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我个人是非常想去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还算是“控制对象”,我觉得如果能够去美国,回来以后可能处境会好一点。果然组织上决定让我去,那个兴奋劲啊,就别提了。

去美国之前,我们都还有点忐忑,不知资本主义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到了那里,发觉所到之处人们都很热情,就是身边一直有保镖,感觉上有些不太习惯吧。后来尼克松总统接见我们,那场面也够大的。

当然了,既然叫“乒乓外交”,还要比一比乒乓球的。那时候,美国选手的水平不高,我们经常配双打,一个中国运动员搭配一个美国运动员,这样比赛才打得起来。至于我们的表演赛,更是让美国人如痴如醉。

(事先查阅资料时,我知道李富荣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头,心理上承受着极大的折磨。但对这一切,李富荣并没有多谈,他只是说:“不开心的事情,记它干什么?我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