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慧生夫人 红线女、荀慧生的戏剧人生
红线女主演的粤剧,诸如“刁蛮公主憨驸马”、“三娘教子”、“昭君怨”和“搜书院”等等,对于喜欢粤剧的观众来说,也许相当熟悉,然而红线女从事戏剧活动之前的真实姓名——邝健廉却很少人知道。
红线女原籍广东开平县单水乡,一九二一年生。她的家庭是当地的大族,父亲邝亦膜有三个老婆,生有子女十人。其父曾在广州开设药材店(兼卖药酒),家庭环境相当不错。
抗战前,红线女在广州念书,一九四○年转赴澳门教忠学校,不久加入舅父靓少佳和舅母何芙莲的戏班,这是红线女戏剧生涯的开端。
红线女的旧式家庭,对于戏子不甚瞧得起,自然谈不上戏剧的传统。红线女之成为著名戏倌,完全是靠她的刻苦磨炼。在踏入戏剧界之前,她是一个“戏迷”,在广州念书的时候,红线女常常到广州东堤一带看粤剧,什么“四进士”、“五登科”、“六月雪”、“七贤眷”,她都看得熟透。
红线女是一个聪明人,看戏看得多了,许多剧目的剧情记得下来,这已不在话下,她还能唱其中的许多唱词。看完戏回来,躲在房子里哼一声“一勾新月衬残霞,人约黄昏柳荫下”,她觉得是一种人生的享受。
1940年红线女在澳门念书时,常常看同是著名戏倌的舅父靓少佳、舅母何芙莲组织的“胜寿年”戏班唱戏,看得多了,竟然想自己做戏了。红线女求舅父母准她到“胜寿年”学戏,那时,她还是个19岁的小姑娘。
红线女从来没有学过做戏,进入“胜寿年”后也没有一个师傅专门教导她。但这对有戏剧天才的人,都不是太大的难处,她看戏班排演了几次,便敢登台去演唱了。当然,她所饰演的是非常次要的角色。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沦陷后,红线女跟着何芙莲回到广州湾(湛江),通过何芙莲认识了马师曾,从此两人开始了戏剧表演的合作关系。
红线女在“胜寿年”戏班时,只是演梅香之类的丫头,后来才当了四帮花旦。到了马师曾的“抗战粤剧团”就升为二帮花旦。有一次,剧团公演“软皮蛇招驸马”时,饰演公主的蓝茵突然肚子痛得难以忍受,可是舞台下面的锣鼓已经敲响了,戏总是要演的。在剧团人员极度紧张之下,老马只好命令红线女顶替蓝茵出场。红线女接到这么一份任务,心里不免忐忑不安,坐在化装间一边上装一边翻曲本,就这样硬着头皮出场去了。
没想到,红线女的演出竟是那么成功,获得了观众热烈的欢迎。事后,蓝茵不再回剧团演戏了,红线女便跃升为正印花旦,并且开始改邝健廉为红线女的艺名。那时,红线女刚满22岁。
早在西江的时候,老马与红线女之间,就超出了师兄妹的感情。老马常常借教戏的机会接近红线女,并因此对她产生了情愫,而红线女对老马也颇有爱意。一九四六年,他们回到香港后便结为夫妇。
红线女从1946年香港“复员”,到1956年返广州,前后在香港居住了十年,这是红线女在舞台上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红线女最初在香港仍在马师曾的戏班里做正印花旦,后来在一个“二世祖”的支持下组了一个戏班,名叫“真善美”。她为什么把自己的戏班称为“真善美”,很少人会明了其原委。但红线女对粤剧表演确是在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她在一篇文章里说:
“个人的演戏,从来不拿一定的方法来演,并不是存心去承受什么流派,什么衣钵,遵循它的规矩绳墨。常常在上演之前,自己对着曲本,也没法预知演出的效果可能怎样,到了登台演出了,随时触动灵机,好好握拢了它和发挥了它,一切唱法、做法就自然而然地随情绪节节演变。
“不过,有一个十分清楚的事实:凡是受观众喝彩、拥护的戏,必然是演员所演的角色人物,性格鲜明凸出,放在整个健全的剧旨中,能够发放她一定的光辉,是爱是憎,都给予观众有力的感动。脱离了角色在全剧中的生命,单纯凭老倌的唱工做手获致广大观众的共鸣是不可能的。当我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同时也深信了戏剧除了第一个原则要‘真’之外,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善’了。”
红线女在香港期间主演的粤剧很多。“野花香”、“刁蛮公主憨驸马”、“倾国名花”、“黄金种出薄情花”、“我为卿狂”、“清宫怨”、“蝴蝶夫人”等,很受香港市民的欢迎。
对于粤剧的传统艺术,红线女始终是有所继承与发扬。她在“李香君”中扮演的李香君,“三娘教子”中的三娘(马师曾饰薛保)、“搜书院”中的翠莲(马师曾饰谢宝)、“昭君怨”的王昭君(马师曾饰毛延寿)、“关汉卿”的朱廉秀(马师曾饰关汉卿),对人物性格和思想感情的刻画,都非常细腻和深入,给观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其中,她对“搜书院”的成功表演,尤为戏剧工作者所赞赏。田汉看了“搜书院”的演出后,曾写了这么一首诗寄赠红线女:“五羊城看搜书院,故事来从五指山;暗把风筝寄漂泊,不因铁甲屈贞娴。歌颂南国刘三妹,舞妙唐宫谢亚蛮;争及摩登红线女,佳章一出动人寰。”(刘怀远撰文)
荀慧生:艺名白牡丹
四大名旦中,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都没有艺名,惟有荀慧生艺名白牡丹,而且他这个艺名,享誉甚至;梅、尚、程三位都是本工青衣,兼擅花旦,而荀是花旦出身,再学青衣的,其先,荀是学梆子戏的,改学皮黄,还经过一段艰辛的过程。
荀慧生生于1899年,原籍河南洛阳,到他父亲这代,兴家迁至河北东光县,做香烛生意,后来又移寓天津。慧生幼时和他的哥哥阳生,同被他父亲送入天津义顺和梆子戏班学戏,他的师父庞启发,是以演梆子旦角驰名的,对徒弟管教极严。
稍不如意,鞭挞立至,学者不堪其苦,每有中途逸去的,像慧生的令兄阳生,即是越墙逃走的。共后有李际良在北京成立正乐科班,礼聘庞启发主持教务,慧生随师附学,取艺名曰白牡丹,与班中青衣尚小云、武生王三黑,并称为正乐三杰。正乐旋改名三乐,演出戏目有梆子、有皮黄,名为“一梆子皮黄两下锅”。
荀慧生在唱梆子戏时代,因为为京戏同场演出,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很多皮黄戏,但正式从梆子改演皮黄,却是他倒嗓以后的事情。戏曲界有这么一句话:“大嗓倒则小嗓出”,梆子用大嗓,皮黄用小嗓,根据他倒嗓后的条件,便开始更多在京剧方面下功夫了。至于他正式改演京戏,时在1917年。由于他的根底打得好,把他当年学习梆子得到的一些表演技巧,尤其是表情、台步方面,运用到京戏中去,有相辅相成之妙。
荀慧生学京戏的第一位老师是陈桐云,第一出登台公演的京戏是“胭脂虎”,后来又先后请教于张采林、王瑶卿、路三宝等诸名家。关于荀慧生学京戏,有一则笑话:他初学“贵妃醉酒”于陆杏林,陆是一位小生演员,酒量甚宏,若不预置酒食,陆心神不属,教了几句就推说要喝酒去,不教了!
若为之备酒而酒不多,陆又嫌喝得不尽兴,不肯多教;真要备够了酒,陆喜极,喝得酩酊大醉,连戏都教不成了!当时戏班中有位李寿山,乃三庆班出身,虽是花脸,却会“醉酒”,深为不平,自告奋勇为慧生说此戏,荀深感之,后来亲自作伐以李寿山之女嫁尚小云为妻室。
说起荀慧生的婚姻,也有一段故事。当时,荀每晨在陶然亭喊嗓子,认识了唱青衣的吴彩霞之子吴彦衡,吴曾拜余叔岩为师,引为同调。吴时虽年幼,却看出荀专心用功,认为前途无限,回家求其父以姐妻荀,其父以为稚子之言,置之不理。吴求其姐,姐亦不从,乃往说吴彩霞之妹,即其姑母,姑首肯,姑成婚配。后来荀之庆生社中,武生一席多用吴彦衡,盖舍姑丈夫表侄关系之外,兼有谢媒之意在焉。
民国七年,上海天蟾舞台许少乡聘请武生宗师杨小楼南下,偕行者为谭小培、尚小云、荀慧生,其时仍名白牡丹,称为“三小一白”。此次戏院悬牌,杨无疑首席,谭次之,尚三牌,白悬牌在尚之下,但观众对白甚表好感,特别欢迎他演的小戏。像和尚小云合演的“虹霓关”、及“小放牛”之类,全体演期届满北返,白独为许所挽留,续演一期,方始赋归。
民国九年,荀慧生又应上海共舞台之聘,与以真刀真枪特别打武驰名之武生何月山挂双头牌,轮流唱大轴戏,期满之后,又赴苏州、杭州演出,白牡丹之名因而大著。
荀慧生初在北方登台时,即有关东名士秋吟籁、谢素声等组白社以捧之,在国华报开童伶菊选,以一万多票当选为博士。名画家吴昌硕最嗜白剧,曾书一横幅相赠曰:“香可留,色即空,佛说如是闻天风。”
荀慧生改演京剧后,还把一些梆子戏如“花田错”、“辛安驿”、“三疑计”等翻成二黄演出,一方面丰富了剧目,一方面也吸收了许多梆子的优点加入京剧之中。当年京朝名角,欲求出人头地,有三个地方,是他们所谓必争之地,其一是上海,其二是汉口,其三是天津,只要角儿站得住这三个码头,就算成功了,而荀慧生之享名,得上海观众拥戴之力为多!
荀慧生的克享盛名,有一个人是不可或忘的,那就是专门为荀编剧的陈墨香先生。据荀慧生回忆:“从1924年到1935年,这十一年中陈先生共为我写出了45出戏,另外整理老戏还有20多出。他与我合作剧本,总是由他先打出全剧的提纲,然后逐一研究剧中人物的性格,以及重要的场子和唱、做、念的安排。
经过一再研究、修补,算作初稿,并在排演和演出中继续修订不妥之处,才算定稿。回想我们的合作,真像刀对鞘一样,彼此知心,相互启发。”
荀慧生之列入四大名旦,起于评剧家刘豁公一篇文章,发表于上海新闻报,平津报章,纷加转载。荀慧生的戏目甚多,指不胜屈,有所谓荀派五大悲剧,即指“钗头凤”、“香罗带”、“还珠吟”、“柳如是”,和“红楼二尤”而言。还有“杜十娘”、“花田错”、“辛安驿”、“柳如是”、“丹青引”等,约略计算,他的演出戏约有一百出上下。
荀对唱腔方面,也有许多发明,由于他是唱梆子戏出身,所以他的新戏中,“南梆子”特别多,运腔也好。还有“红娘”中的“反四平”、“汉调”,“勘玉钏”中的二黄快板,“卓文君”中竟采用了“辕门斩子”的老生唱腔,但每一个新腔都结合剧情。
荀的台步自然、轻盈,坐、立、动都有一种尺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曾经有个学生问荀慧生说:“您的戏真不好学,前儿个您这出戏是那么演的,怎么您今儿又这样演了,仿佛您在台上没有……”荀慧生知道她下边想说什么,“没准谱儿,是不是?”荀慧生说:“唱戏哪儿能没有谱呢?那都是老一辈们多少年来辛辛苦苦、勤勤恳恳攒下来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一套规律。
可还有一层道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不但不应该老让死规矩拘住,而且还有补充这个规矩的责任,我之所以多少能演几个戏,也正因为尊重规矩,但又不为它拘住的结果。”(苇窗撰文)
摘自《中国戏剧大师的命运》梅兰芳等著作家出版社2006年9月版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