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朱维铮 葛兆光:怀想朱维铮先生

按:10月18日,史学家朱维铮先生的落葬仪式在上海滨海古园举行。我们在此刊发一组关于朱先生的文章,以及他的遗稿,以纪念。“他生前没有任何世俗的光环,他生后也许在很长的时间里会一如平常,但他将长久地影响我们,这有他留赠后人的著作为证。”

临赴美国的前一天下午,到龙华殡仪馆参加朱维铮先生追悼会,看着灵堂前一遍遍播放的录像,脑海中不断闪回二十六七年来与朱先生交往的片段,音容笑貌犹在,难以相信斯人已逝。虽然在朱先生刚刚离去的那几天里,接受过《文汇报》的访问,也说过一些有关朱先生思想与学术的感想,但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说。从龙华回来后,再次翻检当年朱先生往来信札,仍然在想那过去的二十六七年。

我把这些信札从复旦带到了普林斯顿。

我和朱先生是1985年认识的。那一年,高校古委会邀请我到复旦大学给古籍整理培训班讲版本目录学课,先后见到了章培恒先生与朱维铮先生。那时,他们不过五十岁上下,章先生正如我去年说的,既是“心细如发”,又是“任情使气”,而朱先生则如同李逵下江州劫法场,月旦世事的时候,“抡双斧排头砍去”。

两人都眼界甚高,是性情中人,一样爱喝酒,便成了复旦引人瞩目的两道风景。我很快和他们熟悉起来,其后几年,我多次在复旦挂单开课,都是缘于章先生或者朱先生的邀请。

1992年我调到清华大学,不太能够常到复旦,便多依赖书信往返。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留下来的章先生信很少,但朱先生却有好多封。朱先生写信很有特点,一是按照古代的方式竖行书写,抬头落款都很规矩合传统,二是方方正正又略有圆角的“朱体”,与朱先生锋芒锐利和肆意纵横的风格并不吻合。

这也许透露了他的真性格,外表犀利而严苛,内心却柔软而善感。有些小事可以说明,虽然朱先生对同辈往往不留情面,但对晚辈却很热心扶持。现存最早写于1991年的三封信中记载了这样两件事情。一件与我有关,那时,他曾极力动员我去北京的历史研究所,当时我正在办理从扬州师院调往清华大学的手续,他一面向当时负责中国文化史研究室的步近智先生、张安奇先生极力举荐,一面在给我的信中劝说:“非因历史所是理想去处,而因某某某同意此室可从京外高校或社科院调人,我想你去清华,在事成之前未必可算已成,何妨增一种可能性?故未征得你同意之前,即复函步、张推荐了你。

”(1991.8.28)

但我当时已经答应清华,所以在见过步、张二先生后仍婉拒了邀请。得知消息,朱先生又写信劝我说,虽然历史所并不理想,但是“大环境不好,小环境未必不好”,调往清华大学的事情,不到最后落实,仍然要留一个后路,“中国的事,凡事都必须退一步着想,所谓‘到手才是真的’是也”,甚至说到“况且户口入了北京,‘跳槽’也不在乎”(1991.9.6)。

另一件事与一位年轻学者有关。朱先生对年轻人更是尽力帮助。当时,这个年轻学者正在被打压而“失业”中,我和他熟识,便向朱先生推荐。并不认识他的朱先生爱才心切,也对他被无端打压相当愤怒,所以反复疏通复旦大学接收。

不知为什么,当时那位年轻学者却没有痛快地从北京到复旦,也没有及时寄来材料,这让朱先生很失落,但在给我的信中,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理解当今年轻人的心态”,并说“今后要我帮助,仍愿效劳”(1991.8.6)。

稍后,朱先生又委托学生李天纲为他活动上海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并且亲自出面找了唐振常先生关说。可惜简历寄得太迟,不能通过。但朱先生仍然托我转达,希望他尽快拿到他老师的推荐信,“只要评论他的学问人品即可,用不着写收信封条,望他尽快寄给我”(1991.

9.27)。这件事情直到五年后才算办成,打心底里欣慰的朱先生又给我写信说:“某某某已到敝系报到,此事凡历五年,内中曲折极怪,可谓中国特色。”(1996.9.16)至此他才放下心来,出了一口长气。

有时候,了解一个人很难,严苛的外表下未尝没有柔软的内心。

当然,朱先生始终标尺很高,说话也始终很坦率。或许是因为彼此熟悉,也因为他是长者,所以,有时信中的话说得很直白。1993年我在《东方》杂志上写了一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杂文讨论胡适,或许意思写得不清晰,他便写信告诫说:“恕我直言,似属草率……直抒胸臆非常可贵,然而行文之际,似当考虑不为媚俗者留下把柄。”(1993.5.15)

1997年我在清华大学为他人操办“二十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会议,代主持者写信邀请朱先生。因为正式的邀请信中有一个讨论题是“国际汉学影响下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文学术之趋势”,所以他皮里阳秋地讽刺说:“那是跨世纪人才的专利,我连本世纪已过去的‘人文学术’也不甚了了,何敢谈‘趋势’?”(1996.

9.16)更写下了一篇《聋子的对话》,“题虽不雅,且有伤众之嫌”,但他的实话实说,却给会议留下了一致认为“可以引向深入的讨论话题”(1996.9.16)。

还有一次,当他看到《文汇报》上我关于学术规范失落的文章,他便不客气地说,文史学界的弊端不能仅仅归结为我所说的“市场的影响”、“媒体的推波助澜”、“行政官员当学术之政”,应当直接指出弊端来自一切以“政治挂帅”,他责备我“格于势禁,未能畅发宏旨”,只能“婉而讽,怨寓怒”(2003.3.9)。

更多往来信札因为涉及思想学术界,朱先生便不假辞色了。在这些私人信札中说的话,他也大多在公开场合说过,所以我不妨引用,可见他表里如一地“嫉恶如仇”。例如,对某京中著名学者,他很鄙夷地讽刺他“大事招摇,发言亦大吹自己,隐然以京中学界班头自居,甚觉可笑”(1992.

10.20);对参加国外某会议的中国学者,评论说“没有论出什么名堂,大陆去的几名‘青年理论家’尤其令人失望”;对当时的上海学界,他说“还是那样,用六十年前鲁迅的话,天气与文气均不像样,天气变幻无常,乃此季节之常规,文气之低落,文人之瞎碰,文坛之混乱,学界之凋零,均为多年罕觏”(1993.

1.1);而对一些曲学阿世之人之事,他直言不讳地怒斥,“一批‘鸟人’热衷献策,纠集起来搞所谓国情报告,大吹大擂,取媚当局,旨在渔利,令人作呕”(1993.5.13)。

这就是他的风格,因了这风格,他成了复旦甚至上海的一道风景。

《文汇报》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曾经说到朱先生“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是我们现在人很少去做的,就是他作为学术的组织者和资料的整理者的工作”。

人人都知道,编(纂)校(勘)注(释)这些资料整理工作是琐细的苦活儿,既要焚膏继晷地排比对勘,还得上天入地地查找,更需一点一点地爬梳。朱先生何尝不知道自己为此耽搁了太多精力?1996年的信中他说:“被《传世藏书》稿纠缠不已,至今尚有八种校样待定,当初却不过钱伯城的情面,答应担任经学史类及先秦至五代诸子类两部分主编,岂知没学会当‘甩手掌柜’,结果九十种千八百万字校点稿,得通读两过,有多种等于重搞,而湖南的编辑部迭相催命,致使别的事都不能做,总之大倒其运。

”(1996.9.16)

朱先生去世后,我看到他的弟子记载,他在病榻上还鼓励学生要抓紧时间写书,对自己没有拿出更多的著作,似乎也有一些懊悔。1998年,旧金山大学的马爱德教授在香港去世,老朋友弃世的消息让他很伤感,也联想到自己的今后,他给我写信叹息道:“我大概命中注定碌碌无为,总在穷忙,总拿不出‘专著’……我也年逾花甲了,得想想后事,在学问上留下点什么,因而以后不想再打杂,真的潜居,理理旧稿。

”(1998.2.9)可是,他的事情太多,事情太多是因为表面孤傲严苛的他,其实往往心软抹不开面子,抹不开面子就被一个又一个“友情出演”的“活儿”所累,以至于他的《经学史》、《史学史》都没有完成。

不过我想,正如前贤所说,那些看上去结构宏大的著作也许时过境迁就烟消云散,而朱先生留下的基础资料却天长地久始终有人会用。

就像他编校的那十册《近代中国学术名著》,曾为很多步入近代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学人提供了方便,虽然他也在信中向我大发了一通“得不偿失”的牢骚。

可是,至今我仍然认为这些编校注,也许是他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很多人都说,朱先生好骂人,好议论时局,而且一说起来会情绪激动。朱先生有时会过于偏激,会遣词过度,这我理解。不过,这是那一代知识人压抑的情结,他们虽身在学界,却未能忘情社会。

1999年1月,情势让人感到困惑和压抑,那个时候我们虽然已经改用电话联络,写信已经不多,但我仍给朱先生写了一封信说:“北京越来越不让人愉快,各种主义和学派浮出水面,但水下却并无冰山之硕大底座,唯旗帜与口号而已,颇如孔明于新野所布疑兵,‘远见旗旌招展,尘土大起’,却不曾有真兵真卒。

说话者面对听众,心里却预设了另一些有权有势之‘知音’,希冀‘听者有心’时的喝彩,于是‘学术’多掩着‘政治’,‘思想’多直取‘利禄’。

能谈谈的人越来越少,只好闭门读书——却也不曾真闭得了门。”那时,恰逢朱先生在香港访学,他辗转看到来信,便回信说,在上海也同样寂寞,“你在京尚感寂寞,以为(无)可谈学之人,不知在沪江感觉如何,此间氛围更令人气闷……”(1999.2.1)我能理解他的寂寞。

因为寂寞,有时会愤激。他曾经自嘲,他无权无势,只有“秃笔”和“臭嘴”。所谓“秃笔”就是写横扫千军的文章,所谓“臭嘴”便是口无遮拦地快意评说。也许,很多人会把它归结到“性格”,我却宁可把它看成是“立场”。和光同尘便不至于情绪激动,黑白分明却容易嫉恶如仇,我理解,朱先生所骂所斥,并不全是个人的恩怨情仇,多半是来自政治判断和思想立场。

近乎固执的立场,带来不假辞色的表述。这也表现在他的学术论文和演讲谈论中,无论他对孔子的评说,还是对经学的看法,无论是对时下潮流的讥讽,还是对学界人物的月旦,我想都与他习惯的启蒙立场有关。他的老师周予同先生继承五四新传统,用走出神学时代的态度对经学史进行研究,也许很影响了朱先生那些“走出中世纪”的想法。

他多年来始终不断地编校周予同有关经学史的论著,也始终用他的老师的态度,对待同样的经学史领域,裁量各种思想与学术的风气。

1998年,我曾经给他编的《近代中国学术名著》写书评,他信中一面客气地称道书评“认真而精彩”,一面坚持陈说他对近代学术和思想的不同看法。正是在这一封信中,他提到了后来被广泛引用的、有关传统中国“学”与“术”的著名观点,表示要与某种思潮针锋相对,也开一系列讲座,“仍然旧调重弹,以为中世纪中国‘学’和‘术’实二致。倘说有一以贯之的传统,只能说指‘学随术变’”(1998.12.11)。

如果“学”不肯随着“术”变,就只好站稳脚跟,在各种扑面而来的潮流中挺直脊梁,趋势让人趋时,趋时便得安稳,安稳便可雍容,可是,不趋时、不安稳、不雍容,只好针锋相对,“抡大斧排头砍去”。他的一个口头禅就是,“如果不这样,那怎么办呢?”

在美国普林斯顿小镇,星月当空,夜阑人静,想起二十六七年来的往事,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我当然知道,“亲戚或余悲”,不久就会“他人亦已歌”。我不太愿意说后两句“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样的话,总觉得那多少有些自我安慰。

不过,有的人离开了,几度夕阳红,风景却已不在;有的人先走了,却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留下了异样的风景。朱先生呢?也许那些一掌一掴血、一鞭一道痕的快言快语,会让我们始终记得这个肆无忌惮、口无遮拦、快意情仇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