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叶永青:艺术家和观众在相互嘲弄
[导读]2005年,中国当代艺术在市场上拍出天价,井喷以叶永青的同学张晓刚首次拍到百万为标志。叶永青认为,这些和艺术并没有关系,没有产生特别有意思的作品,这是一个炒冷饭的时代。
图片来自叶永青作品《画鸟》
叶永青做客广州时代国际单位艺术中心
叶永青作品 鸟系列
叶永青作品 《伤口》
10月27日,知名当代艺术家叶永青作客广州时代国际单位艺术中心。叶永青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创作者,还是画廊老板以及艺术组织者,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当代艺术院艺术总监。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云南昆明创办的上河艺术会馆和社区,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艺术家自营空间和艺术圈。在南都艺术沙龙上,叶永青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在市场繁荣前的荒芜年代。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同行者,他认为,那是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成熟的时候,而今天,不过是一个“炒冷饭的时代”。
壹. “我的艺术重点不在于图像传达”
“十一”期间,当代艺术家曾梵志的作品《最后的晚餐》以1.8亿港元落槌,引发激烈议论。在2011年,叶永青也曾因为自己的一幅作品被拍卖到25万元高价,成为热议焦点。对此,叶永青认为“艺术的价钱的肯定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是在创作其中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这样的东西。”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同行者,叶永青经历了自己的作品一文不值、无人问津,也经历了价格飞升的过程。“在某一种意义上,我觉得我有一个底气,我不把艺术作为唯一依赖的东西。我不依靠这些东西吃饭,即便艺术不值钱了,我也可以做。”
“当时这个作品的拍卖跟我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是在多年前卖给别人的作品,我现在也不知道在谁的手里。”回过头看,叶永青认为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甚至让他感到:“在某种意义上,这印证了和我原来画这个作品时的一些想法。”
该作《大鸟》绘于2001年,是该系列最早的作品之一。此前,叶永青在伦敦接触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包括黑人、南美、印度人,等等。他发现过去自己创作办法“进行不下去”了。这让他开始尝试一点像涂鸦作品,让绘画随意轻松,不再像中国传统那么“拘谨”。
“中国艺术家,尤其是画家,把图像和符号看得比较重。我的艺术重点不在于图像传达,而是在艺术和想象的关系。在我看来,一个图像是一个想法的出发点,而中国传统艺术中,图像是终点和归宿。”叶永青说。
于是,他在那年冬天开始绘作看似潦草、简单的“很丑陋的大笨鸟形象”。叶永青在创作时作了一个预设:“我希望看我的画的过程,一开始看起来容易,但到后来发现,发现自己一开始的想法是错误的。”
十年后,这个预设得到印证。“到了今天,依然不断证明着艺术家的创作和观众的观感之间,存在一种反差,而这个反差其实是一种相互的嘲弄,一方面是艺术家嘲弄观众,另外一方面观众也是嘲弄艺术家。”叶永青回顾道。
贰. “每当站在高更的作品,我感到非常羞愧”
早在读书时期,叶永青和他的同学、后来一度破拍场纪录的知名当代艺术家张晓刚也常为被“嘲弄”的对象。
由于叶永青和张晓刚两人都来自昆明,所以二人在学校有一个绰号“云南两怪”。他们的画作与“伤痕美术”、“乡土艺术”不同,偏向西方现代主义技法。他们的现代艺术价值观,被认为是没有出路;甚至有保守的领导告诫学生,不要成为那两个人。
当时,有一个台湾收藏家来到他们班里面选画,一下就说把叶永青和张晓刚的给拿回来。他们一听很开心,以为自己的画要被特意收藏了。万万没想到,收藏家的意思是,除了他们两个人的画,其他的都要。
“确实,当时我身边的不少同学,到后来成了中国艺术史里闪闪发光的人物。我也见证了他们创作美术史里面最重要的一些作品的阶段。”叶永青回忆道。
1977年高考恢复后,艺术生从西南各地奔向四川美术学院。十年浩劫后的“川美”,聚集了各年龄层的人才,其中77届有“四大金刚”何多苓、高小华、程丛林、罗中立,张晓刚当年在班里属倒数后几名。翌年,叶永青从昆明考入川美。他和张晓刚、周春芽同一寝室,隔壁是程丛林,对面住着罗中立。
“我们同学的年龄差距是16岁,各人经历的不同,使创作出发点和理念不一样。”据叶永青回忆,当时的“川美”,甚至中国存在两支重要的美术潮流。一支是后文革的现实主义的潮流,基本继承苏联美学的写实主义,有大家所熟悉的《父亲》、《大山的农民》,以美术控诉文革;另一支则更多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是《首都机场的壁画》等。
虽然叶永青曾在两个流派之间摇摆不定,但当时对于他来说,最稀有的还是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在西双版纳写生期间,他就曾希望把在少数民族的题材里面融合现代主义的风格。
“我最早的梦想,就是成为像高更的一样艺术家。”时至今日,叶永青仍把西方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高更视作自己的“参照系”。“每当站在高更的作品,我感到非常羞愧。这个时代没有一种可能性让我成为他。但当我站他的画前,我觉得自己在照一面镜子,它在提醒我,自己不但没有成为他,甚至离原来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叁.“匮乏年代成就艺术家的收获”
在与中国当代艺术一并走来的三十年间,叶永青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创作者,更多的时候,他还是画廊老板以及艺术组织者。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云南昆明创办的上河艺术会馆和社区,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艺术家自营空间和艺术圈。
今天,为公众视野所知道的中国当代艺术,多因艺术市场井喷密切相关。作为亲历者,叶永青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期才是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高潮。当时,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完善的艺术系统。“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当代艺术系统匮乏的国度,没有相应的美术馆、基金会、画廊,也没有收藏家,也没有赞助人的关注。”
1998年,叶永青在昆明盘下一栋古老荒废的老屋,将其变成一个画廊,也是一家餐厅,取名“上河会馆”。如今,所谓的“艺术空间”在城市遍地开花,但是当年,那绝对是新鲜事。
在上河会馆,叶永青帮助艺术家出售作品。“那个年代,许多从我手里买画的人,现在都发财了,因为价格翻了几十番”。曾梵志的作品也曾经挂在上河会馆,当时的售价只不过几千元人民币。
“这个时候,中国在绘画、装置、多媒体的,还有各个领域行为艺术,都是这个时候产生了最重要的作品。”在叶永青看来,正是这样的匮乏年代,造就了一个艺术家收获的年代。“中国艺术最早是去学习西方,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开始重新审视看西方艺术,并开始反问自己的身份,回过头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传统。”
“时代成就个性、说服力、识别性,这三点是我们觉得最好的艺术的东西,所以我们能够可以看到九十年代的后期,有很多这种把这三种品质结合在一起的作品产生。在之后,我们只能看到其中一种,有的人有一点点时代的东西,有的人在语言上用不错,有的人也有一点个性,但是这三点能够联系在一起的作品,越来越少了。”
2005年,中国当代艺术在市场上拍出天价,从而进入公众视野。井喷以叶永青的同学张晓刚首次拍到百万为标志。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中,张晓刚的作品《血缘:同志第一百二十号》(1998年)以809.8万元的高价居整场拍卖的第一位。
但叶永青认为,近十年的热闹喧嚣和艺术并没有关系,“在创作上,相对没有产生特别有意思的作品,这是一个炒冷饭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