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谟图片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王小谟:心系预警机(组图)

王小谟的父亲曾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参谋。当年,冯玉祥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父亲携家眷从上海赶去北京投奔,不料冯玉祥中途蒙难于轮船火海。王小谟一家没了依靠,便在北京西城区的一个大杂院租房住下。那时王小谟12岁。

京剧是当时的“流行音乐”。每有闲暇,大杂院里喜欢京剧的大老爷们总是三五成群,凳子一摆,胡琴一拉,戏声悠扬。王小谟厮混其中,时间长了,也能哼上几段。他还缠着伴奏的胡琴师傅教他习琴,一学就会。

高中时,王小谟成了学校京剧团的骨干。没钱进戏院,王小谟就从收音机里听,电波里流出来的“咿~呀~呀”的节韵也能让他废寝忘食。他想有台自己的收音机,但“家里根本负担不起”。好在宣武门附近有小市场,出售日本人留下来的旧货。

王小谟积攒了几个月的早点钱,买了一个矿石、一根铜丝、一个耳机、一根铁丝当天线,回家一番鼓捣,组装起来的东西竟能发声。当梅兰芳的京剧从耳机里流出,他兴奋得一宿没睡,对无线电波的好感顿生。

从此,组装收音机成了王小谟的一门“手艺”,也培养了他“自己动手”的习惯。他笑言:“我装的收音机比市场上的便宜多了,还能赶上"国内水平",高中时就能装三灯机、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有些邻居想省钱,就请我去装。

收音机坏了,也请我去修。不免费,给我点小零花钱,或把剩余的零件给我。” 1956年,即将高中毕业的王小谟面临考大学。“当年考清华没有十足的把握,北方昆曲院相中了我,但家里反对。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挑上了我,我对无线电也有兴趣,就听从父母的安排,读了无线电系。

” 对于这次命运的抉择,王小谟说,“那时候年纪很小,没有说非做哪一行不可。当年一起听戏、唱戏,进了艺术院校的小伙伴们,很多人都成了有名的艺术家,比如那时的"当家花旦"柳石明,后来成为中央歌舞剧院院长。

人生关键在于坚持,坚持努力,不管干什么都会有出息。” 大学里王小谟的成绩在班上算中等。“我属于没好好上晚自习的。”王小谟说,“学校的京剧团、模特队,我都是活跃分子。

大二时,因为相位没有讲清楚,我物理口试才得了2分,用现在的话讲,"挂科了"。但《无线电原理》等一些专业课成绩还是拔尖的。毕业设计时,我首次应用最佳相速方法设计雷达八木天线,获得优秀毕业设计的成绩。”

因祸得福掌握了计算机技术

大学毕业后,王小谟被分配到南京第14研究所。 14所的前身,是国民党的一个雷达修配厂,解放后,一批老的技术人员留在了这里,如戴季江,他是雷达显示技术方面的专家。新中国的雷达事业在这里起步。王小谟来到这里之前,14所就已经做出了我国第一部自行设计的警戒雷达406。

到14所之后,王小谟听到了很多老一辈专家艰苦创业的故事,如“向北望,学雷达”:一开始科研人员不知道怎么做雷达,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雷达是什么样的,他们就坐绿皮火车,跑到中苏边界去,用望远镜看对面苏联“老大哥”的雷达什么样,回来仿制。

早期的雷达只能给出目标的距离和方位两维坐标,不能给出高度。20世纪60年代开始,三坐标雷达成为当时国际雷达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

14所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就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三坐标雷达的研制。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撤走了援助专家。1961年,研究室主任薛国伟找到刚到14所报到的王小谟:“你负责做三坐标雷达吧。

” “跟谁一起做?”王小谟问。 “就你一个人先做吧。”薛国伟说。然后,他就把厚厚的一沓资料放在了王小谟桌上。那沓资料,是苏联专家留下的手稿,也是当时所里仅有的资料。读完了那些资料后,王小谟又从各种渠道搜集国外资料。

然而,资料都是英文的,对一直学俄语的王小谟来说,必须在短时间内掌握英语。他每天早晨起来就念单词,找雷达方面的经典文章,边看边查字典,花了一年时间,既把文章读通,又把英语学起来了。

正当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雷达技术时,1965年,他被派到苏北溧阳的农村“搞四清”。直到半年后,才从溧阳回到14所,这时,所里正在“闹革命”。一些留过学的科学家被扣上各种帽子打倒了。王小谟还算幸运,被“打入”机房管计算机。

这对王小谟来说,可谓是因祸得福,方便了他熟悉计算机,有时,他甚至用计算机下下棋、唱唱歌。后来他说:“我感谢这段时间,因为在这里,我切实掌握了计算机,为后来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三坐标雷达上打下了坚实基础。”

山沟里带出一流科研所

1969年,王小谟接到了一个新的调令:到三线去。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响彻天南地北。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向三线战略转移。

跟王小谟一起从14所去贵州的有八九百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所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研究所)。 “38所在贵州黔南自治州的都匀大坪,四面环山,其中有一块平地。

我们盖了一些"干打垒",相当于毛坯平房,没有厕所。吃菜很奢侈了,下面弄点柴火,上面从房梁上吊个锅,烧点儿开水,很少的菜,加很多的红辣子和盐。”王小谟回忆,“我们还开办了子弟学校,一开始由所里的技术人员轮流兼任教师。

开办了医院,因为贵州山区冻雨多,那种毛毛雨,从空中下来就冻了,每年都要摔伤一些人。” 大坪离都匀市区十五六公里,大部分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走路得翻过几个山头,走得快也要五六个小时。“当时进城是一件大事。

那会儿,司机是最好的职业。大家都要拍司机的马屁。和司机关系好点儿,可以搭顺风车,去城里买豆腐皮,买肉,拉煤也会先拉到你家。还可以托他买东西。”而儿子是他的心痛,“我没办法为大儿子创造好一点儿的学习环境,他后来大学都没能上。

”王小谟哽咽。 虽然山沟里条件苦,但政治运动也少。青山绿水中,适合静心搞研究。王小谟说,“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比较平静,是出成果的时期。”这时期的王小谟,挑起了三坐标雷达总设计师的担子,带领一批技术骨干,开始了三坐标雷达长达十三年的研究。

以前的雷达车上没空调,四五十度的高温,人在里面就算只穿一个小裤头,也能看见汗毛孔里汗珠冒出来。经常待在里面做试验的王小谟深知其中的辛苦,于是,他提出在雷达机里装空调器。

这种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挑战了当时“以苏联为师”的顽固理念,需要巨大的勇气。 果然,这一理念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王小谟斩钉截铁:“人是第一战斗力!人都不行了,你那设备有什么用啊!

”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后来我国预警机的设计中,也得到了贯彻,比如在预警机上装厕所、减噪等。 1986年,王小谟担任38所所长。此时的38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暴露了很多问题,253名技术人才“南飞”。

地处边远山区,每年分配来的大学生不仅数量少,而且报到率低。怎么办,对此,王小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工资和住房采取按贡献分配。对技术尖子给予浮动两级工资的重奖;对长期不干工作的人先是黄牌警告,如不改正就请出所。

经过改革,人的积极性被调动,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38所逐步走向国内一流水平。 王小谟强调说:“我多次到美国出差,无论是旧金山、洛杉矶还是纽约、华盛顿,从事高科技工作的大多是中国人。中国人不笨啊!关键要有赶超国际先进技术的雄心壮志,并很好地组织起来,创造好一些的工作环境。”

终于研制出自己的预警机

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与外方合作共同开发发展型预警机,王小谟担任中方总设计师。在合作期间,王小谟高瞻远瞩,意识到必须自力更生,部署安排了国内同步研制。在外方单方面赔款中止合同时,王小谟向装备研制主管部门和中央提出“立足自主、研制国产预警机”的建议,得到支持。

王小谟这么有信心,源于中国电科深厚的军工电子技术积淀和对国防事业的使命与责任。在预警机研制过程中,从中国电科集团总部到各个研究所,都将预警机项目作为“天字号”工程,以签订军令状的方式,将任务层层分解。

信心,还源于王小谟已储备了一批年富力强的技术人才。“对年轻人有信心,敢于给他们重任再推一把”,这就是王小谟培养人才的绝招。比如吴曼青,我国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主导研制的数字阵列雷达获得成功,现已成为我国预警机采用的主要雷达。

西北大戈壁上的试飞现场,夏日骄阳似火,把漫天黄沙烤得热气腾腾。预警机封闭的机舱内,温度达到了40多摄氏度,在里面工作就像是在蒸“桑拿”;冬天滴水成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即使裹着羊皮大衣也瑟瑟发抖,每次下机后耳朵都不停地轰鸣,两三个小时听不清声音,而且预警机试飞会有生命危险。

年近七旬的王小谟,经常带着技术人员苦干,一上机就是4个多小时,晚上经常加班到凌晨,一工作就是整整两个多月。

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由王小谟主导研制的空警2000预警机作为领航机型,引领庞大机群,米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广场!2010年,这一预警机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此时,“我们一定要争口气”的大幅标语,已在中国电科机库的白墙上挂了整整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