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曲家李劫夫(1913
从文艺复兴开始,艺术家的人文思想发出了无限的魅力。即使为宗教政治题材创作的绘画和雕塑中,艺术大师们都体现了人文的基本生命力量和意义。艺术家在早年的奴役性的服务宗教和政治的角色中,自我省悟和解放出来,使得他们的作品光辉永衡,跨越了时代,跨越了宗教,跨越了种族--得到了世人广泛的共鸣和敬仰。
拿劫夫同时代的音乐家聂耳和冼星海来说,他们的作品同样是大时代的产物,也同样有社会和政治的积极趋向。尤其是聂耳,和劫夫最有相近之处:自学,喜欢民间小调,题材广泛。
聂耳的《卖报歌》和《开路先锋歌》《毕业歌》,相信和劫夫的《二小》和《我们走在大路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可是,聂耳的旋律感和抒情的深情感人,却是劫夫缺乏的。
《铁蹄下的歌女》的时代性和艺术性,经过了长时间的检验,仍然适合在音乐会上由女高音独唱,仍然可以绕梁三日。聂耳的《码头工人歌》,更是在码头上得到了灵感,让人们深深地感受到他对劳动者的挚爱,在每一个音符中注入了艺术家朴实的人文思想和感情。
聂耳那首《义勇军进行曲》之所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除了这首歌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起到的积极的抗侵略作用,还因为这首歌曲,像聂耳的其他歌曲一样,体现了大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现了社会各阶层社会人士的共同心声--超越了宗教,政治和党派--自然得获得人民广泛的共鸣。
而聂耳这些歌曲里的成功的音乐元素,在1949年之后,劫夫的作品里非常有限。聂耳的歌曲中那种上海大都市的时代节奏,也是劫夫欠缺的。
劫夫是善良的,正直的,健康的,民族的,革命的,抗战时的热情创作精神是值得敬佩和无可怀疑的。但是,他对政党和领袖的忠诚,却限制了他的创作精神的狭隘,远离了人文精神。包括了他的旋律不够饱满和丰富,他得作品节奏简朴,琅琅上口,但是却减弱了他作品的艺术性和艺术生命的局限性。
同时,不要忘记解放后被垄断的广播网络,他的符合政治潮流的广为宣传的歌曲,能够家户欲晓,部分与艺术作品的水平高低无关。当年,电台里不断教唱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一例。
再说,人人会唱的歌不一定是艺术上可取的歌曲,如今天的《老鼠爱大米》。 用延安同时期的作曲家冼星海来说,他也生活在革命的中心,他也在火热的革命浪潮中创作,可是,他的专业的中西作曲的技术训练和他本身的艺术修养和独立的思维,使他创作的歌曲在体现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同时,展现出非凡的节奏,饱满的旋律,庄严的气势和艺术家对人类真理的追求,融汇成史诗般的音乐歌曲:《黄河大合唱》。
如果只是专注于一个民族和一个政党以及一个领袖的艺术家--他不可能创造出如此震撼所有民族的艺术。这艺术,就不可能在今天--时隔60多年的今天,依然魅力无穷。《黄河颂》和《黄河怨》--只要在音乐会上有人独唱,总是扣人心选。
冼星海生活和创作在革命圣地延安,处在革命的中心,身在领袖的旁边--可是他的作品里没有党啊--领袖阿--革命阿---红旗阿---会不会和他留学法国有关?他可能接受了人道主义的革命思想,他是真正领会了国际歌中"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艺术家,他早就知道老祖宗的"以人为本"真理- -这是劫夫欠缺的思想和境界,也是劫夫的歌曲达不到的境界。
冼星海是"人民的音乐家";而劫夫是"红色的革命音乐家",还是有所区别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