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挨打的一点想法

我了解阎崇年是因为看小说《窃明》,灰熊猫对袁崇焕的评价与我读书时所学到的不同,相差是180度。一个是民族英雄(现在定义为汉民族英雄),而一个是国贼。

站在同样的角度,得到这种强烈的反差,给我震撼的同时也使我茫然,在《窃明》的书评中我看到了金庸和阎崇年的名字,于是在网上找来他们对袁崇焕的介绍。金庸在这不说了,要是你仔细地看过他的《袁崇焕评传》,你会发现他在褒扬袁的同时,也有着困惑。而阎崇年的观点旗帜鲜明,在他自信满满的介绍中,却缺乏相应的论据。比方说到袁崇焕杀毛文龙,说袁肯定没有私心,是为了统一指挥。

而《窃明》中发出疑问,说两地来回就要两个月,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如何能统一指挥?

我虽然觉得《窃明》说的有理,但仍期待阎崇年能够站出来进行一番有理有据的驳斥,我想,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应该是对人对己的合理要求。更期望阎崇年能以一个学者的风度,答疑灰熊猫在《窃明》中提出的所有问题,还袁崇焕一个清白。

然而,我失望了,阎先生以没有听说过《窃明》和灰熊猫为由,断然拒绝解答任何问题。

我仿佛看见灰熊猫在苦笑,因为我自己就在苦笑。我敢肯定灰熊猫在写《窃明》前与阎先生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也敢肯定祖上没有仇的概率为99.99%。宪法赋予公民平等的权利,共和国的创始人都纷纷走下神坛,袁崇焕的功过也非法律规定的禁区,怎么就不能妄加评论呢?

历史是人类的历史,读史使人明鉴出自哲人之口。如果是一个犯罪现场,我希望能看到犯罪过程资料,然后告诉我谁是凶手,让我通过自己的大脑做出是非评判。

因为阎先生的学问素养不敢怀疑,所以觉得阎先生的态度来源于阎先生的不屑。只是这种态度不是我所熟知的师德。是否研究得多了,自己完成了角色替换,生出霸气来也不一定。灰熊猫要是个亲王、贝勒就好了,最不济是个贝子大概也能凑活。

可我的嘀咕终究还是我的,与除我之外的一切无关。既然此路不通,我还是得再找目标,要不这口气怎么顺得了。于是偷偷摸摸把目光转向了媒体,还真的有所收获。

无数媒体在病诟我国的教育体制的同时,媒体本身确仍执行着单项传播的守则。是的,媒体没有逼迫我们选择手中的遥控器,但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感兴趣,就应该背着手挺起胸,双眼不眨地注视着电视机,然后不住地点头?

可以明确地说我做不到,而且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许多人做不到!我很是怀念在大学听讲座,若是我们有意见,至少可以用嘘声表达我们的不满。今天是二十一世纪,我们难道还需要那种,因为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而遭灭门的盛世吗?国家需要精英为我们百姓指路,但不需要精英替代我们的思考。

当那个**大学的教授提出“对日新思维”的时候,当**大学的副教授提出“日本不需要道歉”的时候,我就隐隐有一种期盼,希望能用行动来回应这些新的学术观点。

我没有找到。后来知道这叫做话语权的不对等,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愤怒也开始存储。改革开放三十年,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从40万到今天的800万,我们还需要开启心智吗?还是希望能够有人传道、授业、解惑。

我没有阎先生的知识,更没有阎先生的年龄。但在生活中却还是不时会和人发生争论。但我总结,只要是就事论事,不过问彼此的亲人,也不相互探讨社会地位,就绝没有动手的可能。摔牌、掀桌子、都有有过,就是没有动过手,所以自认动手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事情,这样怒火很难一次完成。

所以,我认为“打人”事件是在媒体与师德地双重催生下发生的,也许它是一个标志,能够促进一些变化。还有,就是先让我偷偷滴乐了一小把,消消气,然后以小人之心祝贺一下阎先生,恭喜您,您中奖了!

我弱弱地向大众媒体建议一下。既然你设立了这个平台,推出了人物。你就该在合同中规定那些依靠你的平台获得物质利益的人物,必须有解惑的义务与责任,而不是一句我不认识他就可以轻松卸掉肩膀上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说出的话就应该负责,这应该是句公理,要是人物不认可,就干脆别让他露一小脸。这样是不是与倡导的和谐社会相和谐?

“打人是不对的,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该打人。”这句话绝对是错滴。那个打阎先生的小伙子的行为由法律约束,他的道德由他自己负责。旁观的可以叫好,也可以叫遭,还可以无所谓,这都是可以选择的选择,与文明程度无关,与社会的浮躁无关,与社会制度无关,与受教育程度无关。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疏的利要远远大于堵的。我要的真得不多,给我点平等的机会好吗?

再次弱弱地预言一下未来。听说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因为某个人在奏响国歌时未起立,便被人开枪打死。

怎么样?后者是不是很绝,很暴力?看看人家,我们还差得远嘞。

最后想说一句,人有怒火很正常,需要发泄也很正常,我不禁觉得国足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