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黄华 黄华资料简历照片/黄华去世/回忆黄华和周总理之间的温馨画面

资料图片: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代表团成员乔冠华(左一)、黄华(右一)在第26届联大上。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国务院原副总理、国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黄华同志,因病于2010年11月24日3时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人物老革命家的外交人生

“这个人,整个生命都用在外交上了。”黄华妻子何理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叹。黄华早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在燕京大学临近毕业之时,黄华投笔从戎、奔向延安,他曾陪伴埃德加·斯诺到陕甘宁苏区采访,协助他完成了影响世界的《西行漫记》。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两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国际会议——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黄华都作为代表团的顾问和新闻发言人,参加会务领导工作并活跃于各国记者之间,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

由于他工作作风认真负责,深受周恩来总理赏识,很多开拓性工作委派他处理。如20世纪60年代,他任首任驻加纳大使,70年代首任驻加拿大大使,直至任第一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文革”期间,他出使埃及,是唯一未被调回国内参加“文革”运动的大使。

在任外长期间,黄华完成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外交成就,如实现中美正式建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

谈起黄华的一生,妻子何理良对媒体说,黄老原名叫王汝梅,黄华是写文章时用的笔名。从事革命工作后,怕连累家庭,结果后来“假名”用了一辈子,真名反倒被人淡忘了,儿孙们也都全部姓了黄。

黄华95岁高龄之时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亲历与见闻》,尽述他一生的外交风云。

黄华同志简历

1913年1月25日出生。曾用名王汝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1976.12~1982.11)。河北磁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燕京大学肄业。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任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成员、燕大学生会主席,1936年任陕北苏区红军总部翻译、后方司令部秘书。协助埃德加·斯诺、尼姆·威尔士、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采访苏区。1937年10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

1938年历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长、中共长江局青委、全国学联党团书记,中央青委委员。1940年任延安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1941年任朱德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4年任中央外事组联络科长,参与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的工作。

1946年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任叶剑英的秘书、代表团新闻处处长。1949年历任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主持接收国民党外交部、向各国原驻华使节宣布中共中央的建交原则。同年当选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委员。

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员、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处长。1953年任朝鲜停战政治谈判中方代表和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等职。1954年和1955年,随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亚非会议,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和发言人。1958年任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顾问。1960年至1971年相继任驻加纳、埃及、加拿大大使。曾任中央三人小组成员,具体负责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谈判邀请尼克松访华公告文稿事宜。

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为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代表。1976年任外长,曾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过29、32、33、35和37届联合国大会。

中间为黄华

1978年和1982年,率团参加联大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阐述中国在裁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代表中国政府向大会提出了《关于立即停止军备竞赛和进行裁军的主要措施的建议》。曾先后出访过加拿大、法国、英国、意大利、扎伊尔、伊朗、巴基斯坦、坦桑尼亚、联邦德国、印度、美国、尼日利亚、苏联等30多个亚、非、欧、美洲国家。

1978年8月与日本外相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主持与美国代表的建交谈判,1982年与美国国务卿黑格签署关于解决美售台武器问题的八一七公报。1979年随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198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多次以副委员长身份率人大代表团到各国访问和出席各种国际会议。中共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5年至1995年出席国际行动理事会年会,现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基金会主席。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陪同邓小平同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后,在钓鱼台国宾馆养源斋宴请撒切尔夫人一行。

1989年5月,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行动理事会年会期间,施密特说:“都七老八十的了,随便坐下来说说话吧。”

一九四四年十月,黄华同妻子何理良合影。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节选

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共事

1944年4月,日本为挽回在太平洋上的颓势,企图进一步逼蒋投降和彻底解决中国战局,在中国大陆发动了“一号战役”,即豫湘桂战役,两个月之内攻陷一百四十六个大小城市,打通了平汉路,占领了自河南至广西的大片土地。美国的援华飞虎队在长沙、桂林的空军基地和机场被日军占领,撤至昆明,只能依靠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运队向重庆运输少量物资。国民党军的大溃败引起了国内外对蒋介石强烈的不满和抨击。

1944年6月23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受罗斯福委派作为特使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他强调需要采取一切措施来结束战争和拯救美国士兵的生命,指出美国空袭日本的B—29重型轰炸机以及在华北地区进行空战的飞机随时可能被击落,需要中共控制区的军民营救飞行员。

美军也亟须得到华北和华中的准确军事情报,而派遣美军观察组去延安是军事需要,同政治问题无关。蒋介石只得勉强同意美方要求,批准观察组的建立,同意该观察组直接受驻华美军司令部领导,也同意包瑞德上校任组长。

在史迪威主持下,美军观察组迅速组成。人员来自陆军、海军、战略情报局、驻华美军司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

毛泽东、朱德和主管外事的周恩来以及叶剑英同志对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投入许多精力。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为组长的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其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凌青和我,马海德任外事组顾问。我担任翻译科和联络科科长。

观察组于7月22日、8月7日分两批飞抵延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在观察组到达后设宴欢迎。

到达延安几天后,美军观察组的十八位成员,搬进了延安北门外延河西岸的窑洞和平房内。他们架起了天线,开动发电机,在院子里升起星条旗,迅速投入通信联络和气象探测工作。延安外事组的成员柯柏年、陈家康、马海德、凌青和我作为中方联络员也搬入院内的宿舍。

美军派观察组常驻延安意味着美国政府事实上给予中共以某种官方的承认。8月初,中共和美军观察组进入实质性会谈。美方提出了一个他们所需的各种情报的清单。为此,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向各根据地下达了详尽指示。

毛泽东还起草电报给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的负责人邓小平、罗荣桓和张云逸,请他们选择适当地点开辟飞机着陆场。中央还致电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军部,希望他们尽快搜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连云港的情报,以便向盟军提供。

包瑞德向各抗日根据地派出了三个小组。第一组由高林上尉率领,于9月初出发,过黄河后亲眼看到晋绥军区吕正操司令员指挥的八路军和民兵,用缴获的日军爆破器材摧毁了一个日军碉堡。他们在晋察冀边区,目睹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地区,成为日寇抢光、烧光、杀光后的无人区。这个小组的行程长达二千公里,于11月初返回延安。

第二批观察组人员于10月初出发,赴晋察冀敌后根据地,最远到达河北的阜平,见闻十分丰富。他们曾在近处观察我军同日军交战并俘虏日本士兵的情况。四个月后回到延安,他们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写了详细的报告。

与第三批观察员同行的还有三个西方记者:沃陶、福尔曼和爱泼斯坦。他们于10月9日出发东渡黄河,访问了晋绥边区,深入敌后直到离日军占领的汾阳城几公里的地方。他们目睹八路军攻入汾阳城和俘虏日军的情况。11月下旬返回延安。

我们在延安观察组接待过几位被敌后根据地军民搭救和护送到延安的美军飞行员和军人,并将他们转送去重庆。根据统计,中共部队营救的美国飞行员达一百二十多名,均把他们转送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还接待过一位美国军官威廉·泰勒。他原是一名建筑工程师,1941年12月日本进攻太平洋岛屿时被俘,在集中营做了三年多苦役。1945年6月,日本人决定把他和其他一些美军俘虏转移到中国东北构筑工事。在徐州附近,他趁看守的日本兵瞌睡时,悄悄地从行驶中的火车跳下逃跑,被新四军发现并护送至鲁南转交给八路军。

毛主席即指示驻在山东的一一五师护送泰勒至晋冀鲁豫的一二九师,转赴延安。泰勒在延安度过了愉快的两星期,因华盛顿美军总部召他回国,以了解关于美国战俘的情况。

泰勒返美前夕,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热情款待了他,到机场欢送并同他合影留念。1990年泰勒重返中国访问,高兴地同我见了面,临别时他送给我两张发黄的照片,是1945年7月他在延安机场上分别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合影,这两张照片包含着许多温暖友好的回忆。

1944年下半年,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上升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他们争执的焦点之一是,史迪威要蒋介石将其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嫡系部队开到西南前线去打日本,而蒋介石坚决予以拒绝。蒋介石要求罗斯福总统派人来华进行协调。罗斯福派来原陆军部长赫尔利,但赫尔利是看蒋介石脸色办事的人,处处站在蒋介石一边,还言听计从地把蒋介石撤销史迪威的要求转告罗斯福。

由于罗斯福此时已认为美国可以通过海上和空中的打击来战胜日本,中国战场不再具有决定的重要性,只要蒋介石不投降日本并拖到胜利即可,因此同意调回史迪威。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马歇尔召回他的电报。史迪威的被召回,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逐渐改变到完全依靠蒋介石集团,对一些有头脑的、主张执行现实的对华政策的军政官员开始压制和迫害。

在中国的抗战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之时,为争取抗战的反攻阶段早日到来,中共希望罗斯福直接过问中国问题,促使中国问题得到正确合理的解决。中央曾以朱德名义给美国海军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写了一封信,1945年2月5日交给希契上尉带到华盛顿。

毛主席也曾致函罗斯福,托当时任美军观察组组长的克罗姆莱上校发出,但都没有回音。原因何在?我在三十多年后曾同当年观察组成员、后担任美国外交官的约翰·谢伟思进行探讨。我们认为,当时美国已经可以从太平洋海上基地对日本实行空中打击,原子弹即将试验成功,而且在1945年2月上旬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已达成秘密协定,以恢复日、俄战争前俄国在东北的权益为条件,斯大林保证在战胜德国后三个月内出兵对日作战,因此只要支持蒋介石,使他不投降日本,即可望取得对日本的胜利,不再需要同中共合作。

从1944年7月到1945年4月,谢伟思在延安同毛主席和周恩来有过几次长谈。他给上级写了许多有关中共情况的分析报告,认为中国最强大的力量是共产党,而且不要很长时间,它就会统一全中国。他积极建议美国政府同中共合作,认为向中共提供援助有助于早日打败日本。

他在报告中盛赞中共领导的地区,他写道:“我们全体成员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在这里,有一种生气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国民党中是难以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