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杰一家在伪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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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总是习惯性地把溥杰跟溥仪联系到一起。写到溥仪时,我就想关注一下溥杰。这样,在不断地查阅史料和向专家请教的过程中,我对溥杰的了解竟也慢慢多了起来。
一、溥杰眼中的溥仪
翻开《溥杰自传》,可以了解到,溥杰的童年生活跟普通儿童不一样,处身王府之中,后来又陪溥仪读书,出入宫廷。溥仪对于溥杰来说,既是哥哥更是皇上。在溥仪3岁进宫当上皇帝开始,溥杰一直没有见过溥仪。直到溥杰10岁那年,他才在祖母和母亲的带领下进宫和溥仪“会亲”。“会亲”,本来是指皇后以下宫眷的亲属被召入宫中会见亲人而言。对皇帝来说,无所谓会亲,因为清朝历代皇帝,差不多都是父死子继,不可能在宫廷外面还有直系亲属。但因为溥仪不是光绪所生,所以才有了“会亲”。
在溥杰看来“我和溥仪,名为兄弟,实际上是君臣,我叫他‘皇上’(背后也是这样称呼的),他叫我‘溥杰’。在北京、天津、伪满时代,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来到苏联,都是这样叫的。经过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十年改造,我才叫他哥哥,他也叫我弟弟。”
二、“御弟”溥杰在日伪军营
“1935年6月29日,溥杰以优秀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裕仁天皇亲临的毕业典礼上,溥杰又激动,又高兴,觉得自己并未辜负皇帝的一番培养。显然,溥杰对自己的军人生涯也有所期待。”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不仅是溥仪研究的专家,对溥仪家族也有很深的研究。
同年9月11日,溥杰以及润麒等踏上归程,并于14日下午抵达当时称作“新京”的长春,像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受到伪满洲国宫内府和伪满洲国军政部的热烈欢迎,当地报纸纷纷报道。两天后,溥杰和润麒前往伪满洲国军政部报到,随即任职:溥杰为步兵中尉,润麒为骑兵中尉,他们于9月20日双赴沈阳(当时称奉天),开始了在陆军中央训练所的一个月见习生活。见习结束,分配具体工作岗位,溥杰被安排在长春伪禁卫队步兵团任第一营第二连第二排排长。该“禁卫队”担任“帝宫”外围的警卫任务,溥杰留学数年,终于能以军人的资格和姿态,站在保卫“康德皇帝”的岗位上了。
一年之后,溥杰再度赴日,进入千叶县陆军步兵专门学校,在教导队从事包括联队炮(山炮)和速射炮(对战车炮)在内的步兵炮、重机关枪及一般教练等军事研究,当然是“深造”了。从1936年8月18日抵达东京算起,到1937年9月14日返回长春,溥杰这次在千叶进修整整一年。对溥杰来说,这是个甜蜜的年份,因为它还包括了溥杰和嵯峨浩的初识,婚礼和蜜月。
回到长春以后,溥杰的军职严格照规定顺提一级,他成为伪满陆军的步兵上尉了,仍在禁卫队步兵团,任第二营第三连连长。在长春市内当时称作杏花村的附近的街路上,溥杰上尉有了自己的家,夫人嵯峨浩还在1938年2月为他生下了一位美丽、聪颖的女儿,然而这一切都未能令他定居下来。
1938年9月,溥杰被派往伪满驻日本大使倌,任武官室勤务。那次他是带着新婚妻子嵯峨浩和出世未久的女儿慧生一起赴任的。临行,溥杰对送站的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等人说,东京是他常年居住的地方,到那里去“执行勤务”,就像回乡一样,十分快乐。
作为勤务,溥杰的职责是协助武官和辅佐官,遇有交际、宴会、视察等场合,处理相关的杂务。如武官或辅佐官因公出而不在馆内,溥杰可以勤务身份在武官室代行一切。溥杰白天在使馆工作,晚上还常常有社交活动,他时而偕夫人出席招待会。在东京,溥杰安设了临时的家,愉快地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光。
1939年9月,溥杰返回长春,由此开始了两年的军校教官的生活,头8个月在陆军训练学校任教官,嗣后担任陆军军官学校预科生徒队第二连连长。溥杰在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预科一连为三期学生担任连长是在1941年至1942年。此前溥杰已经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过学,加上他显赫的家族背景,以及日本军国主义者专为溥杰安排了婚姻,并制订了《帝位继任法》(规定溥杰和他的日本籍夫人嵯峨浩所生的男孩可以继承伪满洲国的帝位)的角度看,溥杰应该在伪满军校担任要职。为何才是一名普通教官呢?史家叶祖孚先生认为,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来说,要晋升官职,是要经过严格训练的;同时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伪满洲国会覆灭得这样迅速,像肥皂泡一样,很快就破灭了。
在溥杰初到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工作期间,爆发了“12·30事件”。即1941年12月30日,日伪警方同时在东北逮捕了一批爱国志士,先后100余人被逮捕。溥杰担任连长的第一连第三区队的学生常吉、孟宪昌、崔黎夫也在被捕判刑之列。这时作为连长的溥杰,在全连师生聚会上没有讲过一句对学生责备不满的话。以后也没有看到外松内紧,加紧控制的蛛丝马迹。溥杰只是单独找到和事件有关的同学谈了一次话,嘱咐他们“你们年轻,要好好学习。”从这个角度看,溥杰还是很善于保护学生。而下面的这件事情,则可以看出溥杰很善于维护学生的利益。
有一次在餐厅取饭时,日本二期学生和中国三期学生的值周生相遇,日本学生傲慢地指责中国学生应向上级生敬礼,双方发生口角,中国学生第一连、第二连和日本学生大打出手,顿时乱作一团,结果中国学生大获全胜。被打败的日本学生向校方哭诉。由于是日本学生挑衅在先,更主要的是第一连连长溥杰和第二连连长张挺(溥仪密友)二人极力维护自己的学生。使得校长南云亲一郎从中日学生以后的长远关系考虑,没有责备任何一方。
从1942年8月起溥杰进入伪满洲国治安部参谋司,任第二科科员。直到伪满洲国垮台,溥杰的军人生涯也没迎来过“辉煌”。
1950年8月1日,溥杰与溥仪一起,在绥芬河口岸被前苏军移交回中国,被押往抚顺战犯管理所。途经长春时,溥杰与负责接收解送的中方人员田羽(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学生)相遇,并有过一次简短谈话。1957年,溥杰随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的战犯参观团再次回到长春,这是他最后一次踏上长春的土地。
1959年和1960年,溥仪和溥杰相继从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以后,两人都得到了国家妥善的安排,尤其周恩来总理更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溥仪逝世后,溥杰无形之中继承了溥仪先生原有的地位,成了满族人士中最高的代表性人士,并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994年2月28日,溥杰在北京逝世。消息传来,原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的一些学生通过唁电的方式,向溥杰致哀,以表哀思。
三、溥杰公馆的流年碎影
今天的西民主大街在伪满时的名字叫西万寿大街,当年这条街刚刚开发不久,但它居于待建的新皇宫附近,一般老百姓也无缘在此居住。那么,居住在此的伪满上层人物是怎样看待这块新建成的住宅区呢?不妨从溥杰及其家人的流年碎影中找找答案。
1937年4月3日,身在日本学习的溥杰与日本华族出身的嵯峨浩在东京举行了盛大婚礼。9月,溥杰回到长春。一个多月后,有孕在身的嵯峨浩第一次来中国。东条英机夫人和张景惠夫人在长春站上欢迎她。
在溥杰与嵯峨浩结婚前,关东军强迫溥仪做出了一件事——在《帝位继承法》上签字。这使得溥仪的内心更加惶恐了,根据《帝位继承法》的规定,“溥杰若是生了儿子,溥仪随时随地有可能被日本人害死。”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说:“溥杰与嵯峨浩的婚姻,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更像是一桩政治婚姻,嵯峨浩却一心一意地与溥杰过日子。”但也避免不了,别人对嵯峨浩的猜疑。溥仪就是众多猜疑者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溥仪对这种政略性的婚姻心存警惕,甚至怀疑浩是日方派在他身边的密探,平时见面时总是坐得远远的,在一桌吃饭时也不吃一口浩制作的饭菜,实在不得已时,只好在溥杰下过筷的地方,勉强夹一口尝尝。”王庆祥说:“从这里还能看出溥仪多疑的性格和他对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担忧。”
当嵯峨浩来到西万寿大街117号的溥杰公馆时,看到的景象与她印象里的完全不一样。嵯峨浩在日本的时候看过报纸上的溥杰新居,报纸上的溥杰公馆是一栋钢筋水泥的两层楼洋房,可眼前的公馆却是一排五间平房,孤零零的,没有第二家人家。嵯峨浩来时,房内墙壁还没有干,周围也没有砌围墙,房内没有电话。王庆详一语道出了个中原因,“因为报纸上的房子是把伪满洲国外交部长谢介石的公馆摄下像来冒充溥杰的新居。”
对于这个公馆,溥杰也是不满意的。他在回忆中写到,“这里原来是一个蒙古王的牧场,周围杂草丛生,野兔、獐子出没。据说过去这一带还有土匪,谁也不愿意到这个危险的地方来,现在长春作为‘新京’,需要开发,才在这里盖了房子。是浩带来的女佣人直接找了关东军联系,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下了命令,才为我们围上了围墙,装上了电话。我俩的家具运来时,日本宪兵完全不懂得轻拿轻放,随便磕碰,一些好端端的桐木家具都被砸坏了。浩已经看出来,住这样简陋的房子,对待我们这样粗暴无礼,难道这是对待满洲国皇帝御弟的待遇吗?我也觉得脸上无光,正式向关东军提出意见,希望为我扩建一下住宅,房屋实在狭窄,不够住。”
关东军的一位军官对溥杰说:“中日战争已蔓延到中国境内,日本军队正要准备攻打南京。日本国内正在进行总动员,‘满洲国’也要为这神圣的战争作出贡献。你是一个满洲军队的中尉,难道就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吗?”
1938年2月26日,溥杰与嵯峨浩的长女慧生诞生在“新京市立病院”的产房里。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溥杰给她起名“慧生”,取其“智慧高深”的意思。并给这个刚刚诞生的小公主写了首诗:“卒步三十二,今兹儿始生。马蹄身半老,蜗角愧浮名。久薄贪嗔障,偏深父女情。亲心何处在?呱尔夜啼声。”
据说慧生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她温顺聪明,整天在家里看画册,和小猫小鸭在一起玩。有一次,一只小鸭雏被黄鼠狼咬死了,她伤心地哭了起来,还给小鸭雏修了个坟墓。
王庆祥介绍,嵯峨浩以为嫁到爱新觉罗家,就是个中国人了。她要做一个中国人家的好儿媳妇,所以她努力去适应这种陌生的生活。
“我常和护士推着婴儿车带着慧生,到预定修建皇宫的空场(今文化广场)上去散步。每星期都要到最繁华的市街去逛逛商店,买点东西,这也是我生活中的一件乐趣。假若我不出门的时候,奶妈们会坐着马车买回来很多中国式的玩具、中国点心和各种食品。这个奶妈从小就在醇亲王府,是溥杰的乳母。”嵯峨浩对长春的这段生活记忆非常深刻。
每到夏天,嵯峨浩“经常带着从东京带来的英国爱犬,推着婴儿车同慧生出去散步。顺天公园(今朝阳公园)是我们常去的地方,那里有个水池,佣人们常把竹篓里放进饭团子,系上一条长绳扔到池里去,不到三十分钟就可以捞上来许多小鱼。再看那些垂钓的人们和躺在树荫下乘凉午睡的人们,真给人一种悠闲自在的感受。”
在顺天公园里,嵯峨浩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从前,日本人没来这么多的时候,一元钱能买一筐鸡蛋,现在只能买四、五个啦。从前我家每月有10元钱就过得很好,现在是100元还觉得挺苦,你说这是为什么?”听多了类似的话,嵯峨浩开始对日本倡导的“共存共荣”这块招牌不由得产生了怀疑。
要说起嵯峨浩“缺钱”,也许很多人不信。堂堂一个王妃,怎么会如此窘迫呢?可是嵯峨浩在回忆中,却非常真实地记录了这个问题。“我最苦恼的是‘满洲国’的各路要人赠送的礼物,而我们却无法还礼。更令人苦恼的是天皇弟弟的御妃从日本来到这里,带来那么多珍贵的礼物,为了维护皇弟的体面,在还礼问题上,使我感到特别为难。因为我们手头太不宽裕了。”
这时,嵯峨浩想起了东条英机的夫人胜子,原因是“胜子曾对嵯峨浩说过,‘有困难时尽管来找我好啦。’”胜子答应从关东军参谋长机密费中想想办法。据说当时东条英机已决定支出50万元机密费,但不久却调任日本陆军次官。这笔费用也就无从谈起了。后来,在溥仪的帮助下,这件事情才算圆满的解决。
嵯峨浩在回忆中感慨,“我从有生以来,从来没有为金钱而费尽心机,但是自从和溥杰结婚之后,却感到钱是怎么回事了,这倒是一个矛盾的现实。”
嵯峨浩虽然圆满地解决了对日王妃的还礼问题,但也留下了很多骂名。有人说她是“酱油公司小姐”,有人说她是“50万元买来的”。听到这些坏话后,嵯峨浩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1941年3月,嵯峨浩在顺天堂医院分娩,诞下次女嫮生。嵯峨浩回忆,“而我由于有亲人在旁,感到无限安慰,虽然是逆产也没受多大痛苦反而很喜悦。”
从医院到家时,慧生看到小妹妹感到十分高兴,总是愿意站在枕头旁边看大人们给婴儿洗澡,“溥杰夫妇没办法,只好给她买个胶皮娃娃叫慧生拿着洗澡玩儿。”王庆祥对溥杰的家世了然于胸。
日本战败后,溥杰跟着溥仪等一起被押到了前苏联,嵯峨浩等人则流浪在通化等地。1946年,嵯峨浩等人被国民党军队押回长春。这时嵯峨浩等人已经不能回到溥杰公馆了,但嫮生还天真地问嵯峨浩:“为啥不回西万寿大街的公馆去?父亲在那里等着呢!”
嫮生再次回到“西万寿大街”已是2005年,只是斯处早已物是人非,留下的只能是一些追忆和缅怀罢了!
四、溥杰之女曾回长春寻旧居
溥仪研究专家王庆祥先生与溥仪家族的很多人都保持着联系,2005年,溥杰之女嫮生从日本曾到长春寻找过溥杰旧居,当时就是他陪同的。王庆祥向我详细地介绍了这次不同寻常的经历。
2005年6月4日,王庆祥家中来了几位日本客人,他们是日本NHK电视台的一位编导和两位制片人。“他们主要是想以溥杰小女儿嫮生重返中国为线索,走一条路线,回忆那段历史。他们向我提出一些问题,主要是溥杰、浩归国团聚事件,与当时中日关系,以及此状与中国国情的关系。”
王庆祥回忆“NHK强调的是:早些年,溥杰长女慧生致周总理的信,开启了战犯与家属的通信。嫮生北京之行,则开启了中日民间文化经贸关系的大门,促进了两国邦交正常化,而嵯峨浩致周总理的信,对于特赦战犯也起了作用。因此这不是一人一家庭的小事,而是两国之间的历史一页。可以为此排列起有顺序的线索。”
日本NHK电视台要拍摄的这部专题片名为《我的祖国——中国和日本》,在2005年7月走进了长春,溥杰之女嫮生和其丈夫福永健治同行。7月15日,王庆祥与嫮生夫妇在昔日溥杰公馆遗址(今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门前见面。这一行人一起进入院内,拍了几个镜头。经介绍王庆祥和嫮生夫妇互致问候并交谈。嫮生对王庆祥说:“家父在世时有所叨扰,非常感谢!”王庆祥回答说:“溥杰先生对我多有教诲,感恩不尽!”
嫮生还谈到她儿时在此居住的一些零星记忆。王庆祥向嫮生介绍了溥杰公馆没有拆迁之前的一些状况。“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里原宅还在,由医大幼儿园使用。该房宅正对着原长春地质学院西门,在原地院礼堂的南侧。原宅应该就是在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院内,我问过当地几位老人,认定无误。”
“嫮生1941年生于长春,1945年8月母女开始逃亡,1946年6月婉容逝后逃亡至葫芦岛,返日本;1961年5月回国与父团聚,其后单独回日本,结婚,生五孩。嫮生于其父去世后,已将北京护国寺四合院捐赠给全国政协了。”王庆祥介绍,“遗憾的是嫮生之夫已于2006年去世。”这也让王庆祥格外珍惜他与嫮生夫妇在昔日溥杰公馆遗址前的合影。
今日再度回忆起溥杰公馆的旧事,王庆祥不无感伤地说:“上世纪90年代来此的印象还历历在目,连当年溥杰的浴盆还在窗下放着。而如今,老宅已无,新楼耸立,这里的年轻人则全无旧印象了。历史沧桑之感油然而生,见证溥仪人生轨迹的历史人物李淑贤、李玉琴、李国雄……都渐行渐远了!”
五、伪满军校中的“皇族”们
曾在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担任过区队长的孙宪治老先生说:“溥仪当上伪满洲国皇帝以后,时刻都在梦想着恢复大清江山。在创建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时,他有意识地将一些皇族和清朝遗臣后裔分派到伪军校从事教育工作或者学习。”那么,有哪些和溥仪相关的人在伪军校任职或读书呢?我们不妨看一看:
溥杰中校,曾在伪满陆军军官学校预科学生队任连长。
赵国圻少校,清末杀害秋瑾的绍兴知府赵景祺之子,是溥仪的四妹夫,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在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预科生队任连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去了台湾,任国民党空军上校,1988年回到祖国大陆。
毓慈,溥仪的侄子,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生,毕业后在伪满部队任职。
张挺,溥仪的好友,是清末第八镇统制张彪之子。辛亥革命时,张彪正率部驻防武昌。新军起义后,他一枪未放便逃往汉口刘家庙躲藏起来。后来张彪在天津张园做了寓公。溥仪住进张园后,张挺与溥仪年龄相仿,意气相投,便被派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伪满时,曾在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任连长。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型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时,他还和溥杰等人被聘为摄制顾问。
于静纯,曾在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任战术教官。1945年,日本投降后,参加了解放军。其父于冲汉为张作霖时代辽阳政界的领袖人物,其弟是伪满兴农部大臣于静远。
佟志彬,伪满宫内府侍卫处长佟济煦之子,曾任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战术教官,中共地下党员。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印迹,这些人在伪满时期因为与皇室和溥仪有着特殊关系,在一个群体中受到了人们的格外关注。今天,在我们回眸历史的时候,再次关注到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在伪满军校的一段特殊经历,而这段经历对于他们自身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许不用追问当事人,人们也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