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思工蜂 蚁族工蜂 廉思与他的课题组六年调查历程
从“蚁族”到“工蜂”,再到“城市新移民”,廉思课题组已走过了6个年头。6年来,这个由廉思在人大、北大母校及周边院校的师弟师妹们组成的调查团队,先后有几百人加入,分别来自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课题组的二十来位核心成员,白天上课或上班,晚上聚集在麦当劳24小时店或大学咖啡馆里,通宵讨论着他们调查的学术话题,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让他们很HIGH很享受。
6年来,他们很苦、很累,在物质上收获无几,廉思甚至倒贴了不少家里的钱,不过,共同的理想兴趣,平等自由的交流氛围,让他们一路相拥走来,收获了友谊与信念。也许有怨,但却无悔。即使现在很多人已经离开,但这段共同的青春时光,将铭刻进他们永生的记忆。
组建团队:为理想为责任为爱
“兄弟,对不住了,我误导你了!”
“我们这个不是房地产项目,你跟着我,可以让你学东西,但不能挣很多钱。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没那么多钱,每分钱都得掰碎了花,所以你们都想清楚了!”
在2008年年底的第二次“蚁族”调研团队招募大会上,廉思的这番话一说完,下面报名的一百多学生,瞬间走掉一半。剩下的七八十人,经过面试、考核,有的科研能力不行,有的专业不对口(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优先),留下的,也就不到20个。
有个别落选的同学,会天天给廉思写邮件要求加入,最终进入了这个团队。之所以先到人大招募,是因为廉思从本科到博士,一直在人大,而且他曾担任校学生艺术团团长、校研究生会主席,是曾经的校园风云人物。老主席回到母校招募,师弟师妹们很给面子。
“留下的都是真正喜欢学术研究,有着理想情怀的年轻人。”廉思回忆说。2007年组建的15人研究团队,成为廉思课题组的雏形和开始。6年来,有人加入,有人离开,跟随廉思至今的,仍然有5个核心成员。
“大家都是为了理想去做,为了热爱去做,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去做。”廉思称,这些人大及周边高校的研究生们,跟着他一年半载,也就挣几千块钱,但跟着导师干,一个月就能有这个数。做高校青年教师(即“工蜂”)研究时,招募了好几个理工科的学生写自己的老师,这些学子们跟着导师干活,一个活就能挣上七、八千。
课题组成员丁诚在《背后的故事》中,写到廉思研究“蚁族”的初衷:“大学生是掌握知识的阶层,掌握知识的阶层过不好,说明这个社会真的出了问题。有人说是高校扩招的恶果,有人说是劳动力市场结构的问题。这些观点是不是有事实基础,有没有说服力,我想更仔细地去调查研究。”
对于如何让这群各个专业的精英学子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吃苦受累,廉思说自己只能身先士卒带动他们,每次调研都去最远的地方,报告不比任何人写得少,大事小事啥都管。他在唐家岭陆续租住了一年,有三年的除夕都是与“蚁族”们一起度过的。
课题组成员描述当年唐家岭租住的地方“跳蚤蟑螂遍地,厕所全是臭味,夏天蚊子冬天屎都结冰,一般人受不了。最简单的,三天洗不上澡,你就不行了。”在课题组成员於嘉眼里,廉思学术水平很高,却又不迂腐,不太像北京人,倒像是个山东汉子。
后来成为课题组核心骨干的冯丹,2008年进入蚁族调研团队时,刚上人大的研究生。河南农村家庭出身的他,高中辍学打工两年后,于2004年考上本科,依靠希望工程资助完成大学学业。“受着社会恩惠去接受了高等教育,我想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尽自己的能力来回报社会,这可能是我参加团队研究青年问题的内在动力之一”冯丹称。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冯丹觉得是廉思个人魅力的感召。2008年考取人大研究生来到北京,廉思的家是他唯一去过的北京人的家,2008年的中秋节,是他至今过得最感动的中秋节。从“蚁族”课题开始,他一直跟随廉思,逐步成为核心成员。
2010年冯丹毕业,在一家国企和研究所之间选择就业。考虑到已经积累两三年的研究和廉思师兄的孤军奋战,冯丹选择了收入相对较低的研究所。签完三方后,打电话给廉思,廉思说:“兄弟,对不住了,我误导你了!”
调查实践:掏心掏肺掏钱
“这么大年龄还向父母开口,真是不好意思啊!”
2008年年底,还在北大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廉思,带领他在人大招募的学生调研团队,进入了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地,开始了第二次“蚁族”调研。
此前一年,他受相关部门委托,已经在2007年年底组织了第一次调查,写成了4万余字的报告,并把这个群体命名为:“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2008年年底的第二次“蚁族”调查纯属廉思的个人行为,只能自筹资金。在人文社科领域,社会调查是最花钱的,仅印刷问卷,购买赠品,交通及误餐费,就高得惊人,一份问卷的成本最少也要200元左右。而北京地区至少要500份以上的样本量才有意义,人大社会学系的冯仕政教授给廉思算了一笔账,没有15万这个调研绝不可能启动。
由于各项目组的组长和调研员自觉节省开支,这个项目最终仅花费了7万多元。廉思北大的研究中心资助了3万元,家里人贴补了4万多。问卷是课题组自己设计的,前后改了几十版,最后由廉思登门拜访了几位学术权威进行免费修改。调研员每天1百元酬劳,多从网上招募,很多人做完问卷调查后主动参与别的工作。课题组是没有工资的,不过廉思常以个人名义请大家吃饭。
第二次的调研,由于想了解较多的信息,廉思和团队设计了长达40页的两份问卷,受访者做完需耗时1个多小时。为了减少拒访率,廉思和课题组“大管家”沈路跑遍了中关村的各大商场,最终选定了一款性价比较好的U盘作为赠品。
调研报告和深访文章完成后,廉思拿着这些“成果”,一家家上门找出版社,吃了很多闭门羹。最后,廉思出了三万的出版费,书稿才得以在广西师大贝贝特出版。《蚁族》出版后,很多书商都对他说,没想到他真能火。
之后,廉思耗时半年在2010年组织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7个“蚁族”大规模聚居城市,共发放了5千余份问卷。这次,课题组有了十几万的国家社科基金支持,不过项目总共花费了80万元,廉思等从各种渠道自筹资金,父母又帮他垫了一些钱。
再后来的高校青年教师与城市新移民调查,情况就好些了,有科研项目的资助,有学校资金的支持,再加上廉思的个人收入,基本做到了收支平衡,没有再向家里伸手。“这么大年龄还向父母开口,真是不好意思啊!”廉思向记者表示。
立论报告:挨冷挨险挨寂寞
“也许伟大的作品就在麦当劳里产生了!”
几次“蚁族”调查,都是在寒冷的年底。调研员们顶着寒风,奔走在城市聚居村的大街小巷,寻找着调研对象。有人曾质问廉思:“你们吃饱了撑得没事干吗?大冷天的跑这儿做什么调研?”
有时,还会遇上想不到的险情。《蚁族》一书有收录课题组成员沈路写的《唐家岭的“保护费”》,记录了他和廉思、冯丹为了拍照,在早上六点半到达唐家岭后,遇到当地收“水费”的“保安”抢相机的情景。冯丹向记者表示,廉思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很强的应对能力,主动站出来处理“危机”,这次经历拉近了大家的感情。后来在武汉调研,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
现已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社会学博士的於嘉,当时是廉思课题组的成员,她在唐家岭遇上一个男孩,男孩填完长达24页的问卷后对她说:“祝你毕业后能找到个好工作,不用住到这里来。”於嘉一时语塞。虽然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大多不会成为“蚁族”,但偶尔也会遇上毕业一两年的师兄,颇为尴尬。
廉思的朋友提供了人大附近的一个办公楼顶层的休闲室,成员们经常围坐在乒乓球桌前开会。开会时除了廉思交代工作安排之外,大家都很自然地凑成几堆,讨论得不可开交。廉思常常也会被成员们指出这样那样的“错误”。工作后的冯丹,几乎每天骑着自行车从蓟门桥的出租房到苏州街的开会处之间奔波,参与组织团队例会和各类讨论会。例会是在晚上8、9点开始,熬夜成为家常便饭。经常是天亮之前,直接赶回工作单位。
课题组更常用的聚会地点是人大西门的麦当劳店,那里能通宵讨论、免费上网,饿了还可以点东西吃。“刚开始我们觉得很不适应,因为那里就是聊天交友的地方,我们去讨论学术问题不觉得很搞笑吗?”但是长时间后,大家不再觉得难受反而感到自豪,“‘众人皆醉我独醒’,就是这种感觉吧,当许多人已经放弃梦想时,总还要有人怀揣希望,也许伟大的作品就在麦当劳里产生了!”廉思如此描述大家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