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与袁伟民不睦 远非个人积怨

全运会前夕,在老部下何慧娴的安排下,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一反在任时的低调风格,频频亮相媒体,为自己的回忆录《袁伟民与体坛风云》造势。在媒体报道中,多以“袁伟民暗指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选举等问题上多次‘不听招呼,自作主张’”为着力渲染之处,何振梁偶有简短回应,一句“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的感叹,又引舆论热议。

两位中国体育功勋级重量人物的矛盾,究竟因何而起?背后有没有复杂、微妙的隐情?

日前,我得以有机会分别与何振梁、袁伟民进行了交流,何振梁更是第一次正式回应书中的指责。尽管二人在一些关键节点上各执一词,“真相”尚远,却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纷争的梳理和认知。

何振梁与袁伟民的不睦,体育圈早有传闻。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二人之间的私人恩怨。在打电话向一位在任领导申述时,领导安慰何振梁:“你又受委屈了。”

所谓“又”受委屈,事出有因。两年前,前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李志坚曾在《中国体育报》撰文称,“由于宣传走偏”,造成了“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名实不符,所指显然是何振梁。

早在中国第一次申奥前后,另一位前国家体委的实权人物也对何振梁多有不满,他甚至在公开场合单单没有与何握手。

对于袁伟民书中的指责,何振梁觉得“很离奇:2008年6月,何振梁的《艰辛的辉煌——我的申奥日记》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又经节选在国内出版。对于袁伟民质疑的事件,何振梁书中都有记述,其中也明确了联署提名金云龙与“支持”的区别,他也提及自己事先与好友罗格的充分沟通。整个经过并不存在背叛和阴谋。

何振梁说自己在国际奥委会工作了20多年,“不听招呼”的时候也有,但都是出于为国家利益考虑。比如讨论北京奥运会设项的时候,何振梁按国家体育总局的既定思路在为武术争取空间,这时有关领导又传话过来,要求也要为女子垒球争取一下。何振梁觉得无法同时为中国去争两项利益,便没有听从总局的指示。还有,总局方面在申奥的时候想成为主导者,何振梁则认为,北京市才应该是申奥的主体。

在中国体育界,何振梁的身份有些特殊,作为国家体委的外事干部,他从1980年代初开始进入国际奥委会这个非官方组织。1985年,何振梁的双重身份都升级了,他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又当选国际奥委会执委。

在国际奥委会,何振梁善于协调各方关系,曾被评价为罕见的、没有敌人的委员,但在国内,矛盾总是不可避免。

对于总局领导所认为的“不听招呼”,何振梁的妻子梁丽娟的解释是:“外事工作许多时候需要当场做决断,什么事都层层汇报,怎么可能?”何振梁则不满地表示:“一些人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何振梁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既要履行政府体育官员的职责,尽可能争取国家利益,又要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考虑。可以想见,二者会有一些发生矛盾的时候。无论当事者如何富有平衡的智慧,也难以让所有利益相关方满意,误解与隔膜也不可避免。

连何振梁自己也不讳言,无论是国家体育总局还是北京市政府,都会有一些官员对他有意见。

何振梁的工作,是在东西方文化间做沟通,而且更多的层面上,需要引导中国有关方面熟悉、理解和适应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游戏规则。中国与国际接轨,无疑是一项比修建两条铁路更艰难的任务。对于每一个中国政府的相关人员而言,这难度不仅存在于技术上,也存在于内心情感上。

做了近20年体育记者的罗宏涛说,何振梁经常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的同事,如何与国际奥委会的人打交道,有哪些是不妥的。这种交流方式肯定要得罪很多人。罗宏涛就曾亲自听到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表达对何振梁的不满,其言谈中包含的意味是:有国际背景了、知道一些外面的规矩,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吗?就可以指手画脚吗?李志坚在他的那篇见报文章中也说道:“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是不是奥林匹克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的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聊天……”

中体产业的部门经理王奇回忆了一个细节:某届全运会的开幕式,国际奥委会一位高官携夫人出席,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走上前来,首先与这位高官握手,何振梁在一旁提醒,应该先和高官的夫人致意,局长的神色显带尴尬。

与绝大多数官员的难以接近不同,何振梁是以国际奥委会的价值理念面对媒体,他是一个很受中国记者欢迎的人物。他总是尽量配合记者的工作,并给予记者充分的尊重。王奇也曾是资深体育媒体人,他说自己认识何振梁20多年,对其充满敬意。在他眼中,这位长者与人交往,体现的是一种“国际化的范儿”。而采访国家体育总局的其他高官,则难比登天。

媒体这些年给了何振梁很多荣誉,这让其他一些认为自己也做了大量工作的官员们自然会觉得“不公平”。

在中国,作为政府部门的国家体育总局与作为社会组织的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挂着不同的牌子,事实上在人员和工作上多有重叠。行政力量、国家意志与民间组织的交织,注定了何振梁难以得到他所期望的内心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