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剑著作 宪政学者蔡定剑舍官位当教授 弥留之际惦念工作

收到蔡定剑儿子克蒙发来的短信时,蔡定剑的助理,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刘庄正在食堂吃包子,剩下的一口就怎么也咽不下去了。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泪水止不住地掉下来。”刘庄说。

11月22日凌晨3点半,医生拔下呼吸机,54岁的蔡定剑与世长辞。

媒体用“世间已无蔡定剑”描述这个日子。蔡定剑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其网站网页在这一天将颜色更换为黑白色。

蔡定剑:使命未尽而斯人已去

□本报记者 刘炜

□实习记者 赵曦荣 朱 茜

人大研究第一人

1955年11月27日,蔡定剑生于江西省新建县,家中兄妹五人,他排行老二。农家子弟出身的他,在老家务农至18岁,然后当兵,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事。

1983年,79级法大本科生蔡定剑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时,已经28岁,时任副校长江平称他是“79级非常优秀的学生”。3年后,蔡定剑又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大学期间,蔡定剑关注当时最为热门的法学范畴理论争议,他的第一篇法学核心期刊论文,名字即为《浅论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特征》。

从北大毕业后,蔡定剑被分配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先后任职于研究室、秘书处秘书组,官至副局级。

期间,他专司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的研究。

在1992年,蔡定剑撰写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出版,其后又陆续再版5次,他也因此被学者们誉为中国人大研究第一人。2002年时,他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传媒人林楚方回忆,当时,蔡定剑与时政记者走得比较近,而时政记者要找到较权威的官方报道时,一般也会去找他。

“他这样做,与人大的机关风格就不是很融合,因此可能也面临了一些压力。”林楚方说。

而同为当时的时政记者的十年砍柴则回忆,常有立法相关的问题向蔡定剑请教,他特别认真,认真到如果记者没有做好功课,就会感到不好意思。

“他是一个比较纯正的人,所有跟你的谈话,10句里有9句都是专业的东西,还会给你讲很多例子;他活得比较认真、沉重,一直是那种皱着眉头,认真思考的人。”十年砍柴说。

人生转身

仕途本被看好的他,却在2003年年底,选择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秘书组副局长一职上离开,到中国政法大学成为一名全职教授。这一年,他48岁。

十年砍柴认为,在人大常委会,他是一个孤独者,因为他不会做官。“其实很多人都这么觉得,他不在机关呆着,最后选择做教授,大家一点都不会觉得惊讶,很正常,蔡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对此,江平也认为,蔡定剑对官位看得很轻,不要官位而从事教育,实在难能可贵。

不过,学者熊伟认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7年,是蔡定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岁月。

此后接近两年,蔡定剑才第一次公开自己离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原因。他说,职务越高,越不应该发表个人的看法,在机关工作,条件、环境都不错,但自己的研究涉及的都是政治法律领域一些敏感的问题,如果总以官员身份表达个人意见很不妥当,不如选择做学术研究。

回到法大,也确实让他有更多机会关注基层实践。蔡定剑曾如此评价自己:“我读书没有书斋型学者那么多,文章也没有呐喊型学者写得那么好,但我的每项研究都带着实践精神在做,都同当前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着。我的目标可能比较具体,但却努力地去推动它实现,可能只是一小步,但却能走出非常扎实的、真正留下历史印痕的一小步。”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在当时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而蔡定剑,正是马怀德担任院长期间引进的“最杰出最优秀的一位教师”。

“他是政法大学教授中,举办学术活动最多的一位,他的敬业和勤奋,应该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马怀德说。

舆论前线

离开全国人大机关的蔡定剑,开始走向舆论前线。

在中国政法大学同事焦洪昌眼中,蔡定剑涉猎的学术领域,开始走宽,泛及历史变迁、民主法制、财政税收、观念价值。而近些年来,蔡定剑还抨击腐败,扶助弱势群体。

蔡定剑关心选举治理。他曾做过大量调研,继而得出结论,公民的文化素质,并不能决定他的政治参与能力,“说农民素质太低,搞不了选举,这完全是一种主观想象。”

财政预算公开也是他极其关心的领域。据媒体报道,每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他都会对媒体反复讲解《预算法》,还说全国预算问题的重要性应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而实际上,近两年来发生的四川罗江县人大代表创新、四川雅安党代表改革、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等政改事件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他多次撰文、发表演讲,推政府预算公开,使得政府预算公开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也激励了上海、深圳的律师、民间人士参与这项事业,深圳甚至出现“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这样的民间组织,一些从事会计、审计工作的人实践着对政府财政预算的监督。

也因此,蔡定剑的所有时间都扑在工作上。蔡定剑的助理刘庄回忆,他第一次去蔡定剑家时,发现他家其实不大,满是书和报刊,略显逼仄。“这让我好生讶异,教授的生活也太不讲究了。我沿着书架仔细看这些书,多是哲学、政治学和法律的,而多数蔡定剑都阅读过”。

自回到中国政法大学至今,在宪法、行政体制改革、预算法、反歧视就业、拆迁条例、城管执法、官员财产申报等制度建设和社会热点问题上,蔡定剑的檄文、时评常常见诸各大报刊,成为中国社会政治进程的观察家和建言者。

而最近两年,因为忧心于社会上用人单位的不良风气,蔡定剑做起了反就业歧视的工作。与常规思路不同,他从培训媒体着手:在2009年和2010年,他与南方周末等媒体合作,每年招收25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向他们讲授反就业歧视的理论、方法和国外实践,并要求记者回去完成“作业”——每人写一两篇报道就业歧视的稿件。

“活动的效果是明显的,由媒体主导,社会上在2009至2010年间形成了一股观念转变的小风潮。在社会各界的一起努力下,2010年初,国家取消了公民入学就业体检乙肝五项检查。”刘庄说。

听闻蔡定剑逝去的事情后,马怀德非常伤怀。马怀德说,如果不是这么玩命工作,也许蔡定剑还能多活几年。“老天不公,这么快夺去了他的生命。”

中国民主与法制播火者

蔡定剑与民主与法制社多有渊源。2006年,蔡定剑即为第13期《民主与法制》杂志撰写卷首语《期待基层人大选举走向竞争》。

在文章中,蔡定剑写到,应当真正尊重选民、候选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不是将他们当作选举的看客,当作可以任意操纵、摆布的群民。

而在2009年12月,《民主与法制》创刊30周年之际,蔡定剑还在杂志上撰文缅怀彭真同志的民主思想。

在文中,他写到,今天,我们看到亿万农民实行民主的伟大创造,在全国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了,村民自治制度正在广袤的农村大地生长成一片绿色。可以说,是彭真同志开掘了干旱荒芜的土地,种下这颗民主的种子,它已经生根发芽,正在茁壮地成长。

蔡定剑还多次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采访,仅仅是在近些年,在《民主与法制时报》上,涉及反就业歧视、拆迁条例等公众事务的多篇稿件里,都可见蔡定剑的身影。

在今年8月21月,蔡定剑还给《民主与法制时报》全体编辑、记者做了一场“中国民主法制历史与未来”的讲座,为《民主与法制时报》在2010年10月全新改版提供不少建议。蔡老师上课时谈笑风生,当时,多数编辑、记者对蔡定剑的病情并不知晓。

《民主与法制》记者李蒙曾多次采访过蔡定剑,在李蒙眼中,蔡定剑是中国民主与法制“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令李蒙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当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后,蔡定剑开始对媒体采访有求必应。李蒙说:“感觉他是拼了命地要把想法告诉媒体,传播出去。”

最后16个月

去年6月份的一次例行体检,蔡定剑被查出胃癌已转移肝部,且已到晚期。

一开始,蔡定剑家人并不愿意将实情告诉他,但后来,蔡定剑还是知道了。但知情后,并没有让蔡定剑的工作进度停滞下来。

在治疗期间,蔡定剑还主编了两本学术著作,目前样书已定,只等其再次审阅后出版。“他是个刻苦、勤奋、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人。”蔡定剑妻子刘星红如此评价丈夫。

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宝成最后一次见到蔡定剑,还是在10月26日的一次拆迁立法会议上。会议结束,蔡定剑握着陈宝成的手说,推进征收变法,媒体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拜托各位,大家努力,把会议消息报道出来。

而此前三天,刘庄因为要启程去英国学习,带师妹施睿与蔡定剑见上一面,希望自己不在的时候,施睿可以帮忙料理一些急事。

刘庄回忆,当时蔡定剑精神不错,跟他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又说起了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的历史,“咱们在北大的中心建得挺早的,办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最开始我还没有助理啊,总自己往北大跑。”

再往前三个月,蔡定剑在北京市鼓楼外大街的歌华开元酒店组织了大学生就业情况新闻发布会。那时候的蔡定剑,面带微笑,看上去气色也很好,但有记者注意到,那天他是光头。

当天的发布会散去后,有不少媒体记者主动留下,希望与蔡定剑做一个长时间的专访。这也是蔡定剑最后一次接受媒体记者专访,而蔡定剑这部分有关中国民主问题的受访内容,据当时的采访记者称,非常精彩,只是发出时,蔡定剑已经逝去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