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马思聪在“我为什么逃离中国”的声名中说了什么?他的“叛逃”为什么?

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男，广东汕尾市海丰人。

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台湾交响乐团指挥、广州艺术音乐系主任、上海中华音乐学校校长、香港中华音乐院院长等。1950年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并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音乐创作》主编等职。

我要把每一个音符献给祖国。——马思聪

1912年5月7日，马思聪作为马家的第五个儿子，出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幼石街上的一座深宅大院里，小名艾。马思聪的父亲马育航同广东的风云人物陈炯明是总角之交，后来当上了广东省的财政厅长，这才得以维持9个儿女的一大家的生活。马思聪的父母都不懂音乐，但广东的戏剧之乡海陆丰所独有的地方戏剧音乐深深地影响着童年的马思聪。

1923年，11岁的马思聪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随大哥来到法国，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先后就学于南锡音乐学院、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 。

1929年初，马思聪因家境突变回国。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演出，被誉为“音乐神童”。

后1930年再次赴法，向毕能蓬（Binembaum）学作曲。

1931年，广东省政府官费资助，马思聪再次赴法留学，第二年归国，任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学院”院长，主要在广州、香港、上海、南京、北平等地从事演出；同时，又先后在广州音乐院、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任教。

1932年马思聪与他的女弟子王慕理结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多年转辗于华南、西南各地坚持从事频繁的演出，并先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华交响乐团指挥、贵阳艺术馆馆长等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台湾交响乐团指挥、广州艺术音乐系主任、上海中华音乐学校校长、香港中华音乐院院长等。

1950年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并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音乐创作》主编等职。

由于文革原因，1967年1月经香港出逃，赴美国定居，从事作曲、教学工作。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从北京返回美国，周恩来托其向马思聪转达：“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

1987年5月20日于美国费城逝世。

2007年12月14日，马思聪异国辞世20年后骨灰归葬中国广州，同日《马思聪全集》在广州艺博院举行首发式。

马思聪,这个在文革中“叛逃”到美国的音乐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我国杰出的音乐家、音乐教育家、前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他那坎坷、飘零的一生,他那对音乐的痴迷与追求,以及对当代中国音乐事业的贡献,使他在当代中国音乐史中占据重要的一页。但是,他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史无前例的迫害,被迫含冤出走流亡国外,蒙冤达18年之久的遭遇,也是当代中国音乐史上所罕见的......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

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

“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

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

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

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

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

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

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

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

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

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经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叛国投敌”和流亡生涯

从香港、美国的报纸上得知马思聪已经出走后,中央音乐学院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和“北京公社”,立即派专人追查此案,在马思聪的亲友中进行调查、逼供。“造反派”把初步查到的材料汇总整理后,上报了“中央文革”和公安部。

公安部将这作为要案,于1967年5月成立了“马思聪专案组”,由于马思聪出逃乘坐的电动拖船为“002号”,这个专案组为了保密,就以“002号”为专案组的代号。专案组在审查中,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都被审查,有的被投入监狱,帮助马思聪离开北京的贾俊山、倪景山也被捕。他们当中,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上演了一出株连九族的人间悲剧。

1968年1月18日,在经过8个多月的专案审查后,专案组终于结案了,谢富治、康生批准了专案组的结案报告,将马思聪定为“叛国投敌”,造成了“文革”中的又一冤案。

在国内对马思聪出走进行审查的同时,马思聪正在大洋彼岸忍受着心灵的痛苦和煎熬。

到达美国后,美国先把他一家安排在弗吉尼亚州的农村的一栋别墅内暂住。在此期间,马思聪拒绝了美国方面提供的“政治避难基金”。1967年4月,为了澄清社会上对他出走的众多流言,马思聪首次公开露面,在美国纽约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声明。

马思聪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在这里发出的是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心声,他为自己的祖国正遭受劫难而痛心和悲哀。不久,马思聪迁往美国马里兰州居住,后又迁往费城郊区,在一所高层公寓里定居,直到他1987年离开人世,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间,他仍然以开音乐会和创作为其生活的全部内容。

作为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他多次在美国各地和东南亚、台湾等地进行演出,他坚持以自己的演出收入作为全家的生活费,而拒领美国政府的“救济”。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如舞剧《晚霞》、歌剧《热碧亚》,以及一些小提琴、钢琴曲。在他的演奏作品和创作作品中,蕴含着他浓浓的思乡情结,他将其中的一首乐曲名为《相见时难别亦难》,而他音乐会每次必演的则是《思乡曲》。

1968年,马思聪和夫人王慕理

马思聪和夫人在费城

1982年2月,马思聪和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

历尽曲折获平反

在马思聪于国外年复一年思念祖国的煎熬中,他的祖国也发生了变化。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并开始清理过去的积案,为一大批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昭雪。

1985年1月25日,文化部发出《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表示“我部经过讨论赞成公安部的决定。现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马思聪先生及他的家属,并请有关单位立即着手落实有关平反的各项规定”。2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致函马思聪,通知他公安部、文化部关于为他平反的决定。3月5日,中央音乐学院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宣布了这一平反决定。因马思聪冤案受牵连的有关人员也得到平反。

从被迫出走,到平反昭雪,其间整整度过了十八个春秋。马思聪离开祖国十八年来,心中无时不挂念那块生他养他的热土。获得平反之后,他决定回国看看,甚至想回国定居,叶落归根,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

1987年5月20日凌晨,马思聪因心脏病手术失败,病逝于美国费城宾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75岁。一代音乐大师与世长辞,他至死没能实现回到祖国的宿愿,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1978年5月20日马思聪在费城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