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程评价 评论/ 刘亮程研究十年综述

二、人畜共住的村庄——刘亮程散文内容和题材研究

刘亮程散文除他的“哲学”外,另一个大的特色就是他的内容和题材基本上都是关于黄沙梁这个村庄的。内容和题材的单一并没有妨碍刘亮程的创作。用刘亮程自己的话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一根木头旁呆二十年,我同样会知道世间的许多道理。

更何况我生活在黄沙梁这么大的一个村庄里。我肯定会知道得更多一些。”(《一个人的村庄·只有故土》)因此,那只老死窝中的狗,那只下了蛋藏起来孵小鸡的黑母鸡,那场刮过原野的风,那片东飘西荡的云……这些都成为刘亮程笔下的内容。

在鲍尔吉·原野和丁宗皓的一次《关于“新乡村主义”的对话》中,刘亮程被称为“新乡村主义”的代表。并且在这次谈话中鲍尔吉·原野提出了新乡村主义的三个特征:“其一,全面呈现乡村的美,再现和揭示人与自然以及和在这个关系中生成的乡土文化的共生关系。

其二,写作状态的封闭性。新乡村主义割断了乡村和外界的联系,呈现与赞美乡村社会中的经验世界,因此琐屑和细腻是其另一特点。其三,将乡土诗意化,使之还原乡土生活本身。” [10]鲍尔吉·原野的这三个特征或者说标准几乎就是为刘亮程散文量身定做的。

刘亮程的散文充分再现和揭示了乡村中人与动物、植物的和谐关系,正如周立民在《刘亮程的村庄——谈刘亮程的散文》中所说的:“刘亮程的写作扯开了对乡村世界的幕布,以另外一种风景丰富了我们对乡村世界的认识,并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促动我们对家园的概念进行重新确认。

从他的文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宁静的和谐,是人与土地的和谐,人与生物的和谐,是人与人的和谐,这种内心的满足和宁静对于焦躁的现代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甚至求之不得的。

”[14]刘亮程的散文也仅限于黄沙梁这个村庄的人和事,他自己就说“每一个作家都在寻找一种方式进入世界。我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首先是从一个村庄开始的。

”对于他来说,“这个村庄,不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处所,是他终生所要表达和描述的对象,它更多的代表着他的生命与写作方式,是作家在内心深处不断构筑和丰富的一片灵魂领地。”[15]在这个人畜共住的村庄中,那些“灰鸟、虫子、老狗、胡杨树、逃跑的马、挣断缰绳的牛,和那唯一的一边闲逛一边在内心琢磨的扛着铁锨的人构成了一个独特而又无限的生命空间。”[15]

但是,很多人并不看好刘亮程的这种内容和题材狭窄的创作前景,认为进入城市的刘亮程将面临失去创作素材和创作活力的危险。也有人认为刘亮程的对土地的感情虽然绝对是真诚的,但也许正是这种对土地对乡村的绝对真诚与信仰的原因,使刘亮程丧失了对土地对乡村的批判性反思。

如张立国在《乡村哲学的神话》中就说“刘亮程的散文里只有对人性的简单化白描,人性的复杂与丑恶在他笔下完全消失了。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作家在试图逼近中国农村落后地区的真实境况时,不可能只是一味地赞美而缺乏必要的批判和反思。

”[10]陈枫在《矫情时代的散文秀》中也认为刘亮程把生存、苦难和农村诗意化了,他逃离了生活现场的残酷,在逼近中国农村落后地区的真实境况时,只是一味进行想象性的赞美而缺乏必要的批判与反思。这种“质疑之勇气和不从之姿态的沦陷显现了刘亮程人文关怀的阳痿和写作良知的缺失。”[16]

倒是单正平在《亮程散文》中说了句公道话:“葡萄牙作家佩索阿,终其一生,不过写的是他在里斯本当职员的时候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和感悟,内容好像单调贫乏极致。但他思考的独特和深刻,很少有人能企及,因此也成了现代文学中的经典。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写什么实在是他自己的事情。”[10]

三、裹挟着泥土气和牛粪味的诗性语言——刘亮程散文语言风格研究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刘亮程散文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之所以能使读者眼前一亮并兴味盎然地阅读,除了作品本身具有深厚的思想意蕴,能给人启迪和遐想之外,更得益于他魅力十足、风格别样的语言风格。刘亮程是驾驭语言的高手,他可以娴熟地随心所欲地运用语言去表达他想表达的一切。

他的散文语言与众不同,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风格:或细腻,或粗犷;或雅致,或俚俗;或庄重,或谐谑;或自嘲,或调侃,恰如行云流水,令人赏心悦目。

谢宗玉在《解读刘亮程》中说“写诗的刘亮程已把文字练得就像在清澈的河水里淘洗过一样,他的文字常常让你读得心尖尖像被针尖尖在挑,甚至他还能利用文字的魔力,使一些平庸的篇章披上浮华的外衣,让人们去叫好。”[10]孙政在《名作欣赏》发表的《哲理与诗性的开掘——刘亮程系列散文〈风中的院门〉解析》中也说:“刘亮程在散文语言的运作上的确也与众不同——这种语言,如果用一些评论者的话来说,那就是‘一种没有被城市文明覆盖或污染的浑金璞玉般’的语言,是一种‘可以穿越几代人而不消损的情绪性和情感性’的语言,因此而使其散文独具魅力。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