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松生态美学 西方生态型美学:领域构成、美学基点、理论难题

所谓生态型美学,就是用生态世界观去看待美学问题的美学。生态世界观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尖锐地意识到由西方引领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经过几百年演进把地球推进了生态危机的快速道之后,产生出来的一种共同思想。这一思想从雷根(Tom Regna)的“动物权利主义”到施韦兹(A.

Schweitzer)的自然中心主义,从利奥波德(A. Leopold)的“大地伦理”到罗尔斯顿(H. Rolston)的“环境伦理”,到奈斯(A.

Naess)的“深层生态学”,同时交迭关联地合奏出了宏壮的生态世界观的思想交响曲。生态世界观作为一种新范式的出现,从学科演进来说,这就是由生物学进入到生态学,从思想演进来说,从培根-洛克-笛卡尔型的对事物进行实验室式的隔离研究的科学观进入到超越实验室型的整体研究的科学观。

以生命为中心的生态学的整体论比起由物质性和数理性以及由系统论而来整体论,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从以物质为中心的思维转成了以生命为中心的思维(这是新世界观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这一点上,物质的哲学开始转向生命哲学)。

以生命为中心“研究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生态学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自然中一切非物与生命化形成了内在关联,(在这一点上,西方思想与非西方思想也进入到了本质层面的汇通),二是人与其它生物的同质化,在人所生存的生态系统中,如果这一系统的其它生物(如森林)和非生物(如温室气体)发生了变化,人也与之休戚与共地发生变化(这也是新世界观中非常重要的一点,这里,生命哲学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是以生态系统为中的万物平等和万一体)。

这样西方科学\理性世界观的三个基础(第一是实验型真理论。实验室型世界模型,世界万物只有进入实验室才有真正的真理,只有纳入与实验室相一致的逻辑才能成为真理。

第二是主客二分论。真理是创造了实验室又外在于实验室的人和创造了逻辑又外在于逻辑的人在实验室中发现的,由此产生了西方型的主客二分的思想模式。

第三是物质还原论。世界万物,要在实验室中才被证明为真理,实验室的基本方式就是把一个整体解剖成为部分,把生命的整体分解成非生命的最小单位。分解为物质。物理之物可以本质还原,生命之物是不能本质还原的。人用实验室的还原代替了生命在宇宙中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都在生态世界观中遭到质疑。

在6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的生态转型体现在美学上,从三个领域涌现出来,这就是文学上的生态批评、美学上环境批评和景观学科的生态美学。三者的学术关注在大问题上相同,从哲学上讲,都是要从人类中心转向生态中心,要以生态的新范式看待整个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美学上讲,都是要建立生态型的审美观,但因领域不同,又各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言说论域、学术进路。

提到生态批评,出现的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格罗费尔蒂斯(Cheryll Glotfelty)默菲(Patrick D.

Murphy)……提到环境美学,出现的是伯林特(Arnold Berleant)、卡尔松(Allen Carlson)、瑟帕玛(Yrjö Sepänmaa)……关于这两大潮流,国内美学学人曾繁仁、陈望衡、王诺、刘蓓、杨文臣等,已有详尽的介绍,而景观学科则一直由与美学界不通气的风景园林学界在言说,并未进入美学界的视野,本应多讲,但笔者已另有专文,这里就叙其大概。

Landscape一词,在希伯来文化中与景观之美相关,在印欧语方中与土地及其关联的整体性有关。18世纪荷兰风景画用了此词,传到英国,带出了英式的风景画、田园诗、风景园林,出现Landscape-Gardening(造园)和Landscape -Gardener(造园家),由之而来的“如画”成了自然风景和风景造园的美学法则。

进而在19世纪传到美国,并把造营美学成功地扩展到城市公园绿地、广场、校园、居住区及自然保护区的规划设计,并于20世纪初,由奥尔姆斯德父子(Ferederic Law Olmasted和F.

L. Olmasted Jr)与夏克利夫(A.A.

Sharcliff)开创了美国的landscape architecture学科。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含义不能按字面翻译成景观建筑学(虽然这样的中译时有所见),以孙筱祥为代表的老一代学人将之译为“风景园林”,以俞孔坚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包括台湾学界)译为“景观规划设计”,孙筱祥认为按理想应译为“大地规划”。

中译怎样为好,至今仍为未了公案,一般称LA学科。只要知道了landscape architecture来源于landscape gardening,进而来源于内蕴着美学法则的荷兰风景画,可以知道与landscape相关且在西方影响甚广的LA学科及其广泛的社会实践,更突出landscape的审美一面。

然而,landscape作为印欧语本没有scenery的美学含义而只是要突出land(土地)具有立体性的整体性质。这一印欧语的主流在德国学界得到发展。经地理学家洪堡(A.

Humboldt)、施吕特尔(O. Shluter)、帕萨格(S. Passarge)的一系列发展,托尔(C. Troll)1939 创景观生态学(landschaftsoecologie,英文为landscape ecology)一词,形成以航空摄影测量学、地理学和生态学合一的综合研究。

这样,与美国的LA学科从偏于艺术和工程的方向演进,让landscape洋溢着所罗门城市/荷兰画派/英国园艺的美学气韵不同,德国的LE学科从地理学和科学的方向拓展,让landscape流动着这一印欧语词本有的整体性和科学性[[1]] 。

在60年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巨变中,景观学科的重要性突显出来,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以LE学科为代表的的整体观对人们用新观念来看环境以理论支持;二是面对新的思想转变,LA学科开始重新思考景观设计的美学原则。

麦克哈格(Lan McHarg)《设计结合自然》(1969)、斯皮策(Klaus Spitzer)《城市中的绿色》(1981)、科欧(Jusuck Koh)《生态美学》(1988)等,都是这一转向的理论体现,当环境美学从美学上对西方传统自然美观念发起冲击,景观学科与之相汇,并在这一相汇中以自身独特优势以“生态美学”这一词汇来聚焦、反思、改进、提升整个landscape的美学思考。

生态型美学在西方的三面,环境美学、生态批评、景观学观,各有自己的演进路径。景观学科,美国为代表的LA和以德国为代表LC,都有既包含自身学科性质又与时代思潮共进的非常丰富的演进历史[[2]] 。其与生态型美学其它方面的交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根本思想上走向生态世界观,具有共同的思想立场。

在观念上都从“以人为本”转为“以自然为本”,以“天人合一”作为最高境界。二是在景观设计上具有互补性,景观学科具有非常强的科学性(在进行景观设计的时候,需要非常具体的设计地域的气候条件、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动植物资源的具体知识)、场所性(需要非常具体的设计地域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人的活动特点、行为方式等等)、艺术性(需要非常丰富的景观设计历史知识和艺术美一般法则和文化模式,从中找到相关借鉴并加以创造性的运用,以找到与科学性/场所性相适应的艺术形式),这三点一方面要落实为一种具体的技术性操作,另方面要上升到生态整体的境界。

环境美学的进路,是从生态理论的框架出发去重新论述审美对象,审美主体,审美过程,而这三个方面对是以生态型的自然为其立论的出发点,然而把由之得出的美学原则推广到社会的日常生活和艺术中去。

其对美学史的重新论述,也是以此为基本视点而进行品评,进而书写出一个新的美学史。生态批评的进路,主要是在文学上,从文学中的自然书写(可称为纯自然)进入,然后扩大到自然与社会交织在一起的环境(可称为半自然),最后扩大到以社会-文化为主文学(可以称为非自然),无论在那一类,都关注文学中是如何安排“人”和“安排世界”,其核心,一是看作品中人对自然有着怎样的态度,二是看此作品怎样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正是这一基本立场,决定了生态批评对西方文化传统的进行生态型批判,并以生态世界观的原则来重新梳理文学史,并确立新的文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