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天云的后代 长征中和林彪齐名的余天云为何突然跳河而死2

杜义德将军则认为余天云的心胸狭窄,容易猜忌、忌妒,睚眦必报。他回忆说:在一次战斗后,时任30军89师政委的杜义德被调往31军。余天云蛮横无理地对杜义德说:“你要去31军,得把30军的枪还给我。”余天云一直觊觎着杜义德那支20响的驳壳枪。

杜义德回答:“枪是我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凭什么交给你?”余天云说:“枪是30军的,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杜义德也是个火暴脾气,忍不住骂道:“这枪是红军的枪,怎么就是你30军的枪?老子豁出去不当这个师政委了!

”余天云大怒,不仅扣下了枪,连人也扣下了,还恶人先告状,跑到张国焘那里说杜义德的不是。张国焘皱皱眉头说:“杜义德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徐向前说:“此人16岁参加赤卫军,18岁参加红军,父亲因此让地方还乡团打死了。打仗不怕死,敢拼命。”张国焘说:“那就给他一杆长枪打仗去。”杜义德最后被撤了职,他心爱的手枪也变成了一枝长枪。

除了前面两条外,最致命的是,余天云重视打仗而蔑视政工工作,主张“枪杆子第一”。他认为只有打仗才能消灭敌人,政治工作可有可无,从不把部队中的政工干部放在眼里,动辄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

余天云的口头禅则是:“军事能打仗,能消灭敌人,你政治工作能消灭敌人吗?”

有一次红30军在战斗中受阻,时为30军政委的李先念和一些师团干部正在商议对策,作为军长的余天云不但不跟着出谋划策,却在一旁说风凉话,他笑嘻嘻地对李先念说:“政委,你去给他们上劳动课去,这个山头就能攻下来!”把李先念气得直翻白眼。

芦花会议后,余天云任红四方面军31军军长。由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私自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政令不一,部队怨声四起。

余天云是个直肠汉子,他的牢骚不是悄悄说,而是放声破口大骂。

张国焘以为余天云对自己不满、反对自己南下,就借着总指挥徐向前此前在清江渡会议上批评余天云随意打死号兵和挑夫等事,宣布撤销余天云军长一职。不久,又将他调赴红军大学“学习”。

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学员多为部队中的营团级军官,由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担任校长(但未到职),原红9军军长何畏任政委(后为校长),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也因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而被贬来任总教官。

余天云莫名其妙被撤了职,本来就一肚子气,而何畏和他此前同是军长,两人互相不对付,现在成了上下级关系,余天云气得要命,经常借酒发威,扬言要打何畏。

关于余天云大闹“红大”的种种,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校长何畏是他(余天云)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不服,因此被判处短期禁闭”。

关进禁闭室反省后的余天云情绪十分消沉。

余天云出来后,何畏仍然视他如同犯人,行军时强令他背米。

余天云不服,以行动相对抗,故意制造麻烦,既不肯走路,也不肯骑马,指天划地地大骂:“何畏当政委,凭什么我就当学员?”

战士们没有办法,只好用担架强行抬着他走。

1936年4月,当部队行至西康省的丹巴县(今属四川省)激流边的铁索桥时,被战士们抬着走到了桥心的余天云突然大骂了一声:“去他娘的!”一个想不开,翻身跳到浪涛翻涌的丹巴马河中,就此离开了人世。

这年,余天云只有30岁。

余天云的尸体被打捞上来安葬时,张国焘痛悼余天云的死,褒扬其过去的战功,但着重强调:“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

后来,毛主席极其感慨地说:“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1945年中共七大,余天云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余天云的悲剧已经成为了过去,但余天云的悲剧仍值得今天的党群干部思考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