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于洪军 原武大校长刘道玉给清华大学的公开信
原武大校长刘道玉给清华大学的公开信
作者:刘道玉 来源:凯迪网络 来源日期:2011-4-24
清华,您好!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做出贡献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在中国,清华大学有着“中国麻省理工”之称的美誉,说明贵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认为,清华大学是我国重点大学的“排头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这说明,贵校重任在肩,千万不要辜负了自己所承担的重大使命。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迎来了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我看了两校为庆祝校庆的安排,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据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然而,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5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3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
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自去年以来,该校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了国外去了。
去年,该校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的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反思有过很多的论述,他说:“哲学认识的方式只是一种反思”。:因此,反思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进行反思。不经过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不能认清教育的规律,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也就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既然没有看到清华大学的反思,那么我作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责任感的驱使,不妨替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重提5年前发生在清华的一件事。
2005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主持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演讲,演讲完毕赠送礼品时,校长念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年》诗时,由于不认识小篆的“侉”字而语塞,并进一步导致举止失措,把赠送礼物说成了“捐赠礼物”,接受对方礼品后又忘记说声“谢谢”。
这本来是很庄严的场合,却闹出了大笑话,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评。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谁都有念错字的时候,我也念过错字。我们无意苛求科学家要会认识篆体字,一定要懂得古诗文,但作为大学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
对此,著名的文化学大师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评说:“大学校长由对人文科学茫然不晓的理科教授担任,而此种现象导致大学文科奄奄无生气,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件事并不能怪罪校长,而只是暴露了我们遴选大学校长标准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把遴选校长的权力交给学校的教授委员会,相信他们能够选举出符合教育家标准的校长。
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刘达、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要么成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头衔),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话:“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至今仍然被我国教育界所传诵!
这几位校长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其业绩和教育思想,都已载入我国高等教育史册。
对比起来,自8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85年以前曾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
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指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吗?”问题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而且有些部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
也许,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建个人的学术汕头,像世界那些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
根据过去的经验,从国家部委或省市的领导人中,选拔那些既受过良好教育(假博士不要)又有民主作风的人,到部分大学担任校长,也许比直接从教授中选拔要更好一些。
第二,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在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的确存在着怎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请问:你们对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吗?你们又给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多少的独立和自由呢?如果你们真的有独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陈丹青先生又怎么会辞职呢?反倒是,他离开清华以后,才真正获得了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这难道不值得你们认真的反思吗?
第三,一流大学应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绝不能贪大求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她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媒体实验室”,这是一个被称为“创造的摇篮”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发明创造,而非科技产品化的开发。
正因为他们注重原创性的研究,所以才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旋风电脑”、幽灵隐形轰炸机、第一个拥有人类感情的机器人等成就。同时,他们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可能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他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
可是,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
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1997年该校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足不出户,用7年时间证明了困扰世界数学界358年的费马大定理,从而创造了世界学术界的奇迹!
这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色,我们应当反思“大而全”的办学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误区,我们最终可能建设不出真正达到美国研究型那样一流水平的大学。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学风?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他们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下,都正值风华正茂。王国维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间词话》,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
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风。“独上高楼”是什么意思?就是进入“象牙塔”,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志向,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高深学问之研究。当今,我们的大学做不出传承千百年的学术成就,就是缺少了这种精神。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
去年,曾有学者质疑贵校一位文学教授有学术剽窃之嫌,尽管学术界不停的呼吁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但贵校态度一直暧昧。对待学术抄袭和剽窃,决不能姑息迁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查处,要不然怎么体现你们严谨治学的学风呢?另外,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拒绝一切形式主义,不能把国外退休的名家或ZF的高官聘请到学校装饰门面,把他们供奉起来养尊处优,这种做法只会有害而无益处。
在《参考消息》上,清华大学是作广告最多的大学,凡是广告都吹嘘或夸大其词,这是与严谨学风相悖的,必须制止以赢利为目的的广告。
第五,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精英大学贵在精,贵在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清华大学应当是这类大学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学问?它是指影响世界未来的前沿问题,能够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能够引起科学和技术领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发明和创造。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放弃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指导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发扬安贫乐道的精神。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
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本来,大学是分为精英型的和大众化型的,也有纯学术性的和应用型之分。我理解阿伦特的话,是针对极少数精英大学而言的,这是繁荣学术的需要。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我认为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重点大学,应当放弃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这是使我国科学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的需要!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为了表达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创造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的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从事发明创造。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
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后的60多年里,清华大学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著名思想家。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
我顺便强调一下,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摒弃我国只注意硬件(各种硬性指标的统计)的观念,必须重视一流水平大学的质量标准,不能像某重点大学党委书记所说,他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相似性,所以就能够很快的建成一流大学。
这完全是误导,相似性仅仅只是按照形式比较,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内涵,如众多的诺贝尔奖和世界各学科大奖的获得者,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没有几个科学学派,培养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尽管各项硬件指标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称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观察和反思只不过是一点皮毛,更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反思,必须由局内人士来作。借百年校庆之机,希望清华大学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和广泛而严肃的反思,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断的超越自我。
为了再次说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学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3年前就职典礼上的一段话,她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
” 她勾画出了一流大学的精神,阐明了反思(即回头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问题的方法必须与当下关心的功利主义相对立。这是多么高屋建瓴的办学理念,我国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几所世界一流达到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几所大学,应该给自己准确的定位,走出为国家眼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走进象牙之塔,致力于解决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课题。
至于为经济建设服务,则是众多的普通大学或者技术学院能够而必须承担的任务,而一流大学应当肩负起提高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
颜昌海的博客 2011-04-25 10:41:50 浏览 21704 次
评论 109 条
清华迎来其百年华诞,据说清华这次百年校庆准备了5年,耗资上亿。
据悉,一位曾出席过德国海德堡大学600年校庆的清华领导感慨说,海德堡大学的校庆隆重简朴,文化学术味十足。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也出席了校庆,但学校只是礼节性的给了他5分钟发言时间表达祝贺,校长的发言时间也只有15分钟。
校庆的主角是教授和学生,主题演讲是大学最有声望的教授,发言时间有一个多小时。反观清华,国家领导人视察清华园,在千米之外就拉起警戒线,学校停止所有教学活动,甚至不让学生打开窗户。更有甚者,近来清华竟对学生进行“精忠报党”的教化,北大则对“思想偏激”的学生进行会商。
今日中国的高等教育界,怪象遍地。科研条件日益完善,学术剽窃、学术欺诈事件却越来越多,博学广识的大师级人物却逐个凋零,无以为继;大学教师的文凭越来越高,然而附庸政治权贵的“教授”、“专家”的社会形象却一落千丈,失去公信力,沦为公众奚落、嘲讽的对象;教育产业化,让教师只注重创收赚钱,而学生则越来越无志于学术,走向物质化、功利化和娱乐化,道德下滑。
曾因经挑选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指出,最近十多年来,虽然国家名义上在实行高等教育改革,但大学教育的行政化其实愈演愈烈,有真才实学的教授,越来越难以发挥聪明才智,而一些拥有权力和地位的“大腕”则把持了大学讲座的讲坛。
大学的根本弊病在于将大学当成了行政机构来管理,大学的书记、校长都是上面任命的官员,“官文化”充斥整个大学校园,不仅存在于学校管理层中,还蔓延到了学生会等自治组织中。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本应是大学主导者的教授们没有什么话语权,只能想方设法地去迎合权力,或者主动投身官场谋求出路。
世界知名的大学都有他们自己的校训,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哈佛的校训是,“让你与柏拉图为友,让你与亚里士多德为友,重要的,让你与真理为友”,这就是哈佛的精神;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和光明”;斯坦佛大学的校训是“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
民国时期,清华的校训原本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大陆建政后,1952年对清华进行院系调整,把一个具有文、法、理、工、农五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东裁西剪成一个单一的理工科工业大学。先后的校训有“又红又专”、“听话出活”、“工程师的摇篮”和“做党的驯服工具”等。
1990年代,清华欲恢复原本的校训,但是却将16个字腰斩,变成了8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没有了“精神”,没有了“思想”,因为如果有独立精神,就不会甘于做奴才,就不会轻易被驱使,就不会只做工具和炮灰。
如果有自由思想,就不会唯唯诺诺人云亦云,就不会溜须拍马趋炎附势,就不会全国只用一个脑袋想问题。所以,腰斩的校训,实质上当然还是甘愿做“听话出活的奴才”和“忠诚驯服的工具”。
20多年前,清华就发誓,要在校庆100周年也就是2011年的时候,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清华在校庆100周年的时候,离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远。
且不说世界一流大学,仅就“大学”而言,清华还远远不够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