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散文 苏童获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作家奖项

年度最具潜力新人———作家李锐女儿笛安:郭敬明是非常好的出版人

刚开始写小说,她投稿时把姓氏“李”去掉,只保留了名字笛安,因为李代表她的父亲李锐。她说这就像尼古拉斯·凯奇隐去自己的本姓科波拉,因为他是以《教父》和《现代启示录》等片闻名于世的大导演科波拉的侄子,而他要证明“我不靠这个姓也可以在这一行出人头地”。

现在,笛安的新小说《西决》在依托郭敬明公司的推广后,据说已销售50万册;而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又似乎为小说的文学价值打上了一个保险的戳印。

求学巴黎求学帮助我更深刻地理解母语

记者:你曾在巴黎求学8年,在人们印象中,巴黎是最浮华的世界影像,而你却选择在这里攻读社会学,一项并不热门的人文学科,你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笛安:其实留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多浪漫的考虑。巴黎对很多人来说是繁华的代表,对我来说却比什么都荒凉。我在那里见识过了最残酷的生活。所以我当初选择专业的时候,只能考虑我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个专业好不好考,门槛高不高,等等。

当然我想过的,我可能只能在那个国家待那么几年,有什么专业能让我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个国家的很多事。社会学能够帮我打开一扇门,帮我看看那个国家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当初就想得很简单。我的社会学给了我一种视角,一种全新的截然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这很重要。

记者:我们之前了解的双重文化背景的写作者里,诗人张枣的诗明显有区别于国内诗人的异质,法国的求学对你的中文表达有什么影响?

笛安:这个———很难讲。其实我也总是在问自己,什么叫文化差异,什么叫文化,所谓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到底指的是什么。这都不是那么简单的。硬要说我自己感觉的影响,学习外语的过程的确可以帮助一个人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母语,这是确实的。

阅读西方文学的影响体现在我的作品里

记者:看得出你的阅读还是西方和中国现当代比较多,中国传统文学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你怎么看待接续传统的问题?

笛安:有的。其实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小说是《红楼梦》。那是完美的同义词。但是说到影响———我觉得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欣赏起来是需要阅历的。西方的经典著作很多拥有非常强烈的情感的表达,以及冲击力。特别容易吸引年轻人。况且我本人是个性格激烈的人。所以可能在现阶段,西方文学对我的影响比较容易体现在我自己的作品里,但是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寻求中国传统里面的力量,也许我已经开始寻求了。

记者:国内外哪些作家对你的写作产生了直接或者重大的影响?

笛安:很多。比方说我很喜欢19世纪的一些欧洲作家,还有俄罗斯的,他们是真正的高峰。20世纪的一些美国作家也很好,有种特别磅礴的生命力。中国的作家,对我影响最大的,张爱玲吧。

写作我不介意别人知道我是李锐的女儿

记者:你毕业后专职写作,也说过自己对写作可以奋不顾身,甚至不理解父亲那种“爱写就写不爱写就不写”的态度,是否想过你为什么如此热爱写作?又为什么把写作当成纪律性很强的工作?

笛安:我父亲也不是爱写就写,他是把每部作品都看得特别神圣,一定要超越自己,不然不写。我不是,我是真的很爱写,我知道自己进步的速度绝对赶不上我想要倾诉的欲望。所以我倾向比较大的创作量,在这个规律的创作中寻求突破,突破不了也没关系,我会一直一直努力下去。不过我纪律性也不强,没有很规律的时间表。

记者:怎么个“很爱写”法?

笛安:在巴黎写《告别天堂》的时候,为了赶稿我每周只出门两次。出门过马路的时候,即使没有车,我也还是神经质地要等红绿灯。我想的是,我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被撞死,因为我的小说还没写完。

记者:不写小说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神经质吗?

笛安:还好吧。我基本上算是正常人。挺好相处的,没有那么多人们认为的作家脾气。

记者:为了摆脱与老爸的关系,你的小说署名刻意把姓抹去,但估计现在你的读者没人不知道你是李锐的女儿吧。还会介意吗?

笛安:不介意了。知道就知道吧。那反正是事实。我挺开心有一点,真心爱我的读者看我的书是因为喜欢我的故事,不是因为我爸爸。

记者:你父母真的认为你没有写作天赋吗?还记得第一次写了什么,父母又给了你什么评价?

笛安:曾经他们一直都觉得我做不了这行。直到我第一次写完一个中篇小说,处女作,他们看完了很认真地跟我说:你继续写吧,但是你记得这很辛苦。那时候我特别高兴,我觉得我的人生从此不同了,我找到我要做的事情了。

记者:纳博科夫说风格是作家唯一的追求,你是否觉得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对于风格你有怎样的追求?

笛安: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有,可是我很难说那是什么。我没有刻意追求过,我每次写小说脑子里只想要追求完整的表达,塑造出我想要的人物,我投入了, 我的风格就出来了,因为我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呀。所以要自信一点,没必要刻意追求不同的,你把自己完全地表达了,自然就是不同的, 就是风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