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黑格尔 哲学 | 邓晓芒:康德与黑格尔的重新审视

        在今天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中,超过60岁以上的人大概还会记得,当初国门大开的年代那一场关于“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大讨论。那是1981年,适逢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发表200周年和黑格尔逝世150周年,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康德、黑格尔学术讨论会”所提出的主题。

之所以提出这一主题是有原因的。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基本上只看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直接相关性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康德则一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通常是将他的不可知论和二元论作为反面教材和攻击的靶子,无暇顾及对其哲学的其他方面进行客观细致的探讨。

这种情况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已经厌倦了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连带也累及多年来的“显学”黑格尔哲学。

这个口号式的主题的含义十分明确,就是要把黑格尔打入冷宫,而将关注点转移到康德哲学上来。其实这个主题在前一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召开的“德国古典哲学讨论会”上已经涉及,其会议的论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首篇就是李泽厚先生那篇脍炙人口的雄文《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其中的一段话最贴切地表达了当时的学界为什么会开始热衷于康德的思想。

康德在某些方面比黑格尔高明,他看到了认识论不能等同也不能穷尽哲学。黑格尔把整个哲学等同于认识论或理念的自我意识的历史行程,这实际上是一种泛逻辑主义或唯智主义。这种唯智主义在现代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例如像存在主义即使没有提出什么重大的认识论问题,却仍无害其为哲学。

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存在的内容、深度和丰富性?生存、死亡、烦恼、孤独、恐惧,等等,并不一定是认识论问题,却是深刻的哲学问题。它们具有的现实性比认识论在特定条件下更为深刻,它们更直接地接触了人的现实存在[1]8,9。

当然,李泽厚先生的意思并不是说康德就解决了或者谈到了存在主义所提出的那些问题,而是说康德为讨论这些问题网开一面,留下了余地。当康德说“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2]时,这里的“信仰”(glaube)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信念”。

然而,康德虽然已涉及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如确立起人的道德上的“尊严”),但还是在极其抽象空洞的意义上的涉及,在这方面,甚至黑格尔都比他做得更多,后来的存在主义者也大都从黑格尔出发,谈到康德时都是作为陪衬。

康德只是从限制理论理性和科学知识方面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而已,即使是他的“审美判断力”,也并不具有存在主义的含义。由此看来,靠康德哲学来建立“主体性论纲”是不成功的,事实也证明,后来的思想热点在转向主体性,即转向叔本华、尼采和存在主义(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时候,早已经把康德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在关于康德和黑格尔的那两次全国性的大会之后,学术界所走的路却恰好是既不“要康德”,也不“要黑格尔”,人们认为那都是老掉牙的、过时了的东西,谁还在研究这些老古董,就会被人讥为“古典气息太浓了”。

在此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学界一直都在“追新赶后”,义无反顾地奋力追赶西方哲学的最新动向。

直到进入本世纪,人们才突然发现,西方学界现在再也没有什么新东西提供出来,让翘首以待的中国学者一饱眼福了,他们居然又回到了早已被中国学界抛弃了的黑格尔!这不免让紧跟西方最新思潮的中国学术界一下子乱了阵脚,那些一直在引领中国学术潮流的学界大腕们,现在有的去恶补希腊文和拉丁文,崇尚“古典学”和“博雅教育”,有的转向自己历来不怎么看好的“国学”,有的干脆不搞哲学了,搞政治学,反正不再回到黑格尔。

但由于多年疏远和拒斥“古典气息”,他们的“古典学”搞得很不像样子,回过头来搞黑格尔,他们又不具备功底,这不是一两天补得起来的。思来想去,还是搞“国学”最省事,用最时髦的西方哲学术语装点中国传统的范畴,对内可以唬住那些不懂外语的冬烘老朽,对外又可以镇住那些不懂汉语的西方大孩子,现在他们才是国际学术界所要追赶的“最新思潮”和“后后现代”!一种“中国特色”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然而笔者以为,一个康德,一个黑格尔,是中国当代学术跨不过去的坎。当然其中还应该包括费希特、谢林等人,但最重要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和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费尔巴哈尽管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但他的思维方式是非思辨的,严格说来不属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而属于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的过渡。

但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那个问题现在又摆在了面前:在两者之间,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已不再具有当年那种情绪化的偏向,而是需要进行一番冷静的客观评价,即康德和黑格尔对我们今天的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各自具有哪些优势和软肋?

先看看康德。众所周知,康德历来被看做一个“蓄水池”,以往的哲学都流向康德,从康德又流出后来的哲学(安倍能成)。在西方哲学界,康德的地位不像黑格尔那样大起大落,而是两百年来从未动摇过。之所以如此,必有其中的原因。在笔者看来,这原因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体现出康德哲学的三大优势。

首先,康德哲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当代只有胡塞尔现象学可以与之相比,而胡塞尔现象学恰好来自康德,继承了康德的“先验的”,也就是普遍的理性精神。一般说来,真正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本身就是理性精神,这正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人是理性的动物,由此也可以说人是具有最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动物,他不但可以超越自己的肉体本能和感性需要,而且甚至可以超越人类本身而向上帝或彼岸敞开怀抱,因为他的理性可以使任何有限的东西无限化、普遍化、原则化,并从这个原则的高度来支配和分析一切有限的东西。

在康德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哪怕是极有限的东西是被完全否定和抹杀了的,他只不过是从先验的法规出发,将这些东西各自放置在它们合理的位置上,限定了它们各自的边界而已。

实在没法放置的,他也为之留出了空位,比如对“知性直观”的设定,尽管他认定人类不可能有知性直观,但却并不排除上帝或天使或许会具备这种直观。这种巨大的包容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黑格尔所继承,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所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哲学是被完全否定了的,被否定的只是这些哲学的绝对性,也就是它们在每个时代所占据的至高无上的位置;但作为后来的哲学中的某个适当位置上的环节,这些哲学全都保留在哲学体系的整体中,起着它们应有的作用。

但由于黑格尔不承认有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因此使他的包容性受到了某种限制,他的理性是排斥感性、排斥不可言说的“意谓”的,他的怀疑(这被看做消极的理性环节)是最终被扬弃了的,在他那里没有什么可以“存而不论”的东西。

因此,如果完全相信黑格尔的话,那么黑格尔以后的人就什么也不用干了,甚至都不用活了,只需按照他已经制定的程序去做就行了。

这就是黑格尔的体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哪怕所有的哲学都在他的哲学中,但所有的哲学都只能由他来解释,不能有别的解释。相反,康德的开放性则包含一种真正的宽容,从康德出发,你的创造性或者突发奇想不会受到限制,你的怀疑不会得到终极的解决,而会成为突出重围的动力。

正因为康德没有包打天下,而只交给了你一种普遍的法则,并且没有排除还可能有其他合理的法则,你就可以凭借这种法则来寻求和开拓自己新的领地,同时又还使这一领地继续保有普遍性,而不只是神秘莫测和过眼烟云。

其次,康德哲学的确又是直指人心的,即他是立足于人的知、意、情三种心灵能力来建构自己的整个哲学体系的,因此他明确把自己的全部哲学称之为“人类学”。在这种意义上,说他关注人类的“主体性”也未尝不可,虽然由于现象和自在之物的二分,这种主体性在他那里并没有真正完整地挺立起来。

但毕竟,康德在理论理性方面的“哥白尼式革命”使“人为自然立法”的思维模式取代了传统“反映论”模式,为自然科学后来的发展、特别是从爱因斯坦到霍金的宇宙观提供了哲学上更为合适的图型;而在伦理学方面的“人为自己立法”(意志自律)则为后世资本主义的法权社会和人本主义的道德原则建立起了普遍的形而上学基点。

特别是后一方面,在今天西方宗教意识形态式微、传统道德伦常陷入混乱的情况下(如同性恋问题),康德的道德原理几乎是惟一可以出来救场的理论资源,而且这一原理似乎并不与传统基督教道德直接冲突,在康德的富有睿智的处理下,它居然像是两千年来西方宗教意识形态底下所隐藏的真正核心和精髓。

而由此所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的有关世界“永久和平”的未来理想,竟然在当今的欧盟政治实体的局部实验上得到了辉煌的体现。康德的哲学的确是适合于人性的哲学,这不仅是指它高度发扬了人性中高尚的、神圣的、合理的一面,而且也表现在它承认并容纳了人性中的一切恶劣的、卑下的甚至是有罪的和疯狂的性状(读读《实用人类学》),并为这种性状指出了一条不断自我克服而走向自由的、充满现实感的艰难历程。

相比之下,黑格尔所鼓吹的人性本恶只有依靠世界历史中的上帝之手才能把人类引向自由意志的提升,在这种眼光之下,人类自身的良知和道德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笑话,只有国家之间的战争才能搅动起人性这一潭腐臭的死水;他的法哲学原理整个是一套永恒静止的设计,并不具有把人提升到道德完善的内在机制和最终目的。

他看重的不是人的道德完善,而是上帝的完善,人类的道德只是上帝实施自己的“理性狡计”的工具而已。

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黑格尔所做的贡献也乏善可陈,他过于热衷于到牛顿物理学中去挖掘内在的神秘主义的精神意味,从“自然哲学”的眼光来看固然不是没有意义的,但在自然科学本身的进展上却很容易闹出笑话(如色彩理论)。

第三,康德哲学的保守性使人类的理想主义不因过激的行动而丧失信用,而是超然于现实生活的功利性评价之上,并成为现实生活的一种不断努力的目标和永恒的批判性标准。这一点历来被作为康德哲学的“软弱性”而遭到无情的嘲弄和批判,但时至今日我们看到,还真是只有康德的人性理想没有因为在现实中遭到失败或扭曲变质而破灭,他的“目的王国”是植根于人性深处、虽然永远无法实现却时刻激励人们去接近的理念目标。

他反对以暴力抗恶初看起来似乎极其窝囊,他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仅限于思想和言论范围也显得十分无力,但从历史发展的长远来看却不失为一种大智慧,因为他立足于人都是有理性的、人的行为都是有意识的这一不可动摇的终极信念。

在他看来,只要通过不断地启蒙而把人类的这一点灵明开发出来,人类历史本身就会缓慢而曲折地展示出它自己向前进步的方向。

所以他的这一信念虽然是超历史超现实的,但的确合乎东西方人类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展现出来的大趋势,即人类总是要从野蛮逐步上升到更加文明。

对历史的这种预测经过法国大革命的血腥而证明了康德的远见,而且在康德以后,人类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目前还面临灾难性的环境问题和核威胁,包括共产主义在当今世界所遇到的危机,所有这些都无损于一个康德式的人性理想所带给人类的未来希望。

人类不能没有理想,而在今天,一个历经沧桑而仍然怀抱理想主义情怀的人从康德那里能够得到最坚定的支持。这是一副对人类邪恶经验的解毒剂,是在一个堕落的、日益功利化和实用主义的社会中保持人性的纯真向上的希望之星。

在这方面,黑格尔显然就要世俗得多,他对人性从恶向善的努力总是抱着一种看险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自以为从中看出的只不过是上帝的“理性的狡计”。

在他的历史观中是没有道德的评价标准的,眼光固然老辣而透彻,但对具体的人是冰凉冷漠的,毫无希望的。他更加欣赏的是马基雅维利式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和拿破仑式的野心勃勃,历史的终极目标在他看来不过是上帝在国家形态上的体现。

黑格尔的理性是一个在现实中必定有所作为的上帝的理性,这既有它的积极意义甚至“革命”意义①(①:根据海涅对黑格尔的描述,“我有一天对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感到不高兴时,他怪笑了一笑,然后对我说:‘也可以这么说:凡是合理的必然都是现实的。

’他连忙转过身来看看,马上也就放心了,因为只有亨利希·贝尔听到了这句话。”(参看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61页)。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充分肯定了黑格尔这一命题的革命意义。),同时也有它的局限:它也许会促使人们像服从上帝那样服从“理性”、“规律”和必然性给自己规定的宿命。康德的理性却是一个虽然植根于人性本质之中、却由于人的感性限制永远也无法完全实现的原则,因而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但正因为如此,人的自由选择并不受到命运的束缚,而在现实中起着更带决定性的作用。

下面再来看看黑格尔的优势。也可以分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与康德相比,黑格尔最大的优势不是在理想方面,而是在对现实的理解方面,也就是在他的历史观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是第一个把逻辑和历史看成一体的哲学家,他的逻辑不是形式逻辑,而是从现实生活中看出来的历史必然性;他的历史也不再是一些经验材料的偶然堆积,而是一个有某种规律的必然过程。

后来马克思说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并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来颠覆以往一切形而上学,最初的想法就来源于此。这种观点很容易被人们理解为历史决定论或历史宿命论,而这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消极方面。

但人们往往忽视了,黑格尔的历史观还有另一个积极的方面,就是他对“现实”(Wirklichkeit)的理解其实是立足于每个个体的自由行动、激情和欲望之上的,他对这方面抱有极其强烈的兴趣和“巨大的现实感”。

他赞赏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这些人物往往可以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和个人素质影响历史的进程,而上帝给他们所规定的命运正是借他们之手而实现出来的。

甚至可以说,上帝、历史必然性在现实中只不过成了这些历史人物的自由意志行动所打出的旗号,或事后对他们的行为的加冕,人的个体能动性则以上帝的名义得到了极大的发扬。没有上帝的保障,个人的自由意志只不过是偶然的发作,不可能具有普遍的本体论意义;但有了上帝的担保,人的主体性就成为了世界历史的能动的创造者。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黑格尔才真正确立起了“主体性论纲”。主体性论纲绝不可能是为所欲为和内心独白,而应该是以个体性为基础的个体性和普遍性的矛盾统一体。

因此,这种历史观固然有可能陷入历史决定论的一面,但其实并不排斥历史创造论,而是在个人和历史规律、英雄和人民大众、主观意志自由和客观现实必然性之间保持着一种张力。

黑格尔的失误在于他为了完成自己的体系,最后把这种张力扬弃在他的理性神学中;但在此之前,他对这种张力的阐发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超越了在他之前所有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相对而言,康德在这方面就逊色得多,他的历史中的“天意”(vorsehung)固然暗示了某种历史中的理性法则,但抽象的“纯粹”理性如何能够实现为现实的历史过程而呈现出这种天意来,这完全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

当然,说不清楚的事情就不说,这是康德的谨慎之处;但能够说清楚的还是要尽量说清楚,这就是康德的不足了。他之所以无法说清楚,还是与他预先设定的思维模式即固执地停留于知性思维有关,而这正是黑格尔比他更加高明之处。

这就要谈到黑格尔的第二大优势,即对理性思维的根本性的深化,也就是辩证思维的确立。如果说,康德是把知性思维发挥到极致的哲学家,他在这种思维的极限处撞上了辩证法,于是就退缩了;那么黑格尔则突破了这个极限,而将理性思维与人的自由合为一体,熔铸为一种方法论(逻辑)、认识论(真理论)和本体论(存在论)三统一的完备体系,这就是辩证法的体系。

一般谈辩证法的人很少有人谈到这一层,即辩证法其实是理性法则与人的自由相同一的表现,因此也是逻辑法则与历史进程相统一的结果,在辩证法上,理性表明自己的最深根源就是人的自由。

通常人们限于顾名思义,以为“辩证法”只是人在面对外界对象时主观上采用的一种方法,这种理解不可避免地把辩证法看做一种诡辩术(变戏法);还有人把辩证法仅仅理解为一种不可违抗的历史规律,于是历史人物的失败往往被称为“个人意志抵抗不了历史的辩证法”。

这两种理解都是片面的。真正的辩证法是自由意志本身的行动所表现的法则,抹杀和无视人的自由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谈辩证法。

黑格尔只不过是看出一般形式逻辑和康德的“先验逻辑”底下其实隐含有人的自由意志的规律,从而把这种隐藏在内容中的规律揭示出来,而创建了一种新型的逻辑,这就是辩证逻辑。

所以辩证逻辑不是单纯思辨的逻辑,而是行动的逻辑、自由的逻辑,正因此它也是历史的逻辑。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发展,是千百万民众自由地追求自己的自由的结果,这里面有冒险、有概率,也有范畴,历史的范畴就是体现在每个时代精神中的思维层次,这种层次一旦达到,就不再能够倒退回去,而是显现为历史中的逻辑必然性。

由这种观点回头再看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康德的先验逻辑,可以看出它们都是由辩证逻辑中分化出来的,即形式逻辑是辩证逻辑的形式方面的固定化、孤立化,或者说是辩证逻辑的形式环节;而康德的先验逻辑虽然赋予了形式逻辑以内容,即作为认识对象的范畴,但仍然局限于认识论,局限于仅仅从形式方面来规范现实经验内容。

惟有辩证逻辑是让内容自己通过概念的矛盾运动而把自己展示出来,呈现为自我意识在自相矛盾中不断上升的过程,自我意识由此而体现了它的自由本质。在黑格尔看来,自由的内在结构就是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反身性)和自我扬弃,这同时也是自我意识的结构,它就是一切运动、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最深刻的秘密。

毫不奇怪,只有当他建立起这种辩证理性的法则,他才能提出“历史理性”的概念,而康德也正因为没有把辩证理性当做真正的理性(只是当做纯粹理性的“训练”),他在历史问题上就只能够限于“猜测”。

黑格尔哲学的第三大优势在于,他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在这方面几乎无人能与他相比。由于辩证逻辑的创立以及对待现实生活的“巨大的历史感”,他将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运用于任何对象时都感到得心应手、所向披靡,无论是世界历史、东西方文化、时代风云、各种思潮和学说、各民族风俗习惯,还是各大宗教、科学、文学艺术乃至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发展沿革,他都如数家珍。

正因为他拥有极高层次的方法论来驾驭浩瀚的历史材料,他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在他心目中,既然现代人类是几千年人类文明史的产物,要深入了解人类的精神,就必须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形成过程进行一番历史的考察和设身处地的洞察。他特别强调的“教化”(bildung)概念正是出自于这一角度,他把人类精神的形成看做是分层次的,是在自我教化过程中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提升起来的。

因此他从不用现代人的观念去强加于古人,而是在每个历史发展阶段都能够准确把握当时的思维水平处于何种层次,并将那个时代的整体氛围如身临其境般地描述出来。

而所有这些描述又都是通往今天的思维水平的,都为今天的更高的层次奠定了基础,都能够在今天人类发展了的精神生活中找到它深藏于底下的最早的来源。

他的巨著《精神现象学》就是人类的一部精神发育史(或“精神的胚胎学”——恩格斯),全人类的精神发展阶段几乎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意识形态所占据的位置。他对基督教作为“天启宗教”的分析堪称经典,后来的布·鲍威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大体接受了他的分析;他对希腊艺术和近代艺术的评论被专业的艺术评论家所认可,并对后世的文学艺术批评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些都是康德所远不能及的。

康德自认为对文学、艺术是外行,曾拒绝了哈勒大学以高薪(高出他原来收入的一倍)聘请他去当美学教授的请求,他虽然写了鉴赏力的批判,但内行认为他自己的实际鉴赏力只相当于一个普通小市民,他的《判断力批判》的贡献只限于美学的哲学基础方面。

另外,康德对宗教的考察,例如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书中,也只限于厘清宗教与人性善恶的关系,而并没有深入分析基督本身诸多教义中的哲理(如原罪、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等的哲学含义,那些在他看来都属于“理性范围外”的话题),更不用说通过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来阐发基督教哲学的意义了。

他的宗教批判基本上还只是启蒙精神的体现,即体现为简单地否定宗教(“砍掉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海涅),尽管他表述得比较缓和,还是遭到宗教界和行政当局的训斥和禁止。

我们读康德的书,总是感到他不食人间烟火,高居于抽象思辨的云端不肯下来,尽管涉及面也很广,却色彩单调,缺乏血肉和生气。相反,黑格尔的书即使是《逻辑学》这样高度抽象的概念思辨的作品,读来也感到里面有种厚重和深邃,《精神现象学》则是把整个西方文化精神都包含在里面了,我们中国人没有一定的西方历史文化知识积累,读起来简直就像“天书”。

所以这些年笔者讲康德和黑格尔,觉得对康德的书、例如《纯粹理性批判》进行“句读”,只要搞清楚了里面的逻辑关系,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参考资料,头一天看一看,第二天就可以上讲台;但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做句读则大不一样,有太多的言外之意,要查很多的资料,讲一次课至少必须准备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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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的康德和黑格尔各自的优势,同时也就是他们各自对方的软肋,可以看出他们在不同的方面各有长短。那么现在可以回到我们的问题:在今天来看,究竟是“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

这个问题本身是简单化了的,它只代表一种总体倾向,即更加看重哪一方,而不意味着真的要捡起一个,抛弃另一个。所以笔者如果也要简单化地回答的话,笔者主张两个都要,而且真正说来,没有一个,就没有另一个,或者说不要一个,就会失去另一个。

记得大约是在2007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笔者宣读了自己翻译为德语的论文《康德黑格尔论伪善》,有德国教授向笔者提问说,你更加赞成黑格尔还是康德?笔者回答是想用康德来补充黑格尔。

其实,现代西方哲学所走过的历程也证明,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要想把任何一方一劳永逸地当成“死狗”都是不可能的。就大陆哲学来说,新康德主义成就了胡塞尔现象学;但当现象学运动走向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时,就已经半遮半掩地向黑格尔哲学靠拢了;而到了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则在更高层次上全面返回到了黑格尔主义。

英美分析哲学虽然直接继承的是休谟的传统,但他们的问题意识显然还是从康德来的。康德把科学知识限制在可能经验的界限内,视为先验逻辑范畴与后天经验材料结合的结果,而宣称超验的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也认为离开实证的经验对象就没有科学,自在之物不只是不可知,而且是“无意义”的。

然而,后期维特根施坦也好,奎因之后的分析哲学也好,都已经开始意识到单纯把超验的东西宣布为“无意义”并不能解决问题。本世纪英美哲学开始向黑格尔有条件地回复(主要是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方面)也证明,只要接受了康德的某个前提,理论自身就会自动地延伸到黑格尔,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不仅如此,康德和黑格尔不可偏废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各自的优势所反映的其实都是人类理性的优势,也是德国古典哲学本身的总体上的优势。如上所述,德国古典哲学表明:人类理性本身具有最大的包容量;人类理性指向人类心灵的最深刻的本质;人类理性超越一切世俗暂时的经验而具有永恒性;人类理性在个人实践活动和人类历史中显示出连续性和贯通性;人类理性展示为人类自由的阶段性的辩证发展;人类理性在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各个方面无不占据有支配地位——这就是康德和黑格尔以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所高扬的哲学精神。

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受到现代非理性哲学的冲击,但是正如胡塞尔所说的,现代一切非理性主义其实都是理性的。我们今天还可以说,当代一切后现代主义其实都是现代主义的变种。

所以理性主义是绕不过去的,而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的最集中的代表,所以德国古典哲学也是绕不过去的。当然这里需要区分完整的理性主义和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后者只不过是前者的一个片面的分支,而现今一切“反理性主义者”(irrationalist)都仅仅是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者。

因为逻各斯主义在完全的理性精神中只代表它的外部形式方面,而不能完全囊括理性的内核即努斯精神。

努斯和逻各斯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统一,而必须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暗示最初是由康德哲学提供的,如他的自我意识的“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既是逻各斯(先验逻辑及其范畴)的最高条件,又是认识活动的能动的自发性的生长点。

这正是黑格尔(以及费希特、谢林)从康德那里所吸纳的最重要的成分。这种具有张力的统一体一直贯穿了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进程,它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从总体上所坚持的完整的理性的含义。

没有人能够和完整意义上的理性主义作对,而所谓的“非理性”(unreason),也只不过是对理性的消极的逃避,或者对理性缺乏自我意识,甚至是掩耳盗铃式的偷运理性。这都是德国古典哲学之所以在西方哲学史上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

最后,就中国学界而言,我们传统中最缺乏的恰好就是理性精神。中国的“理”(天理)不是理性,而只是现成秩序和既定规范(“天经地义”),它是不需要动脑筋(判断推理)而只需要服从的。因此我们长期以来也把西方的理性理解成抑制和放弃自己的自由而服从外来规范(“以道制欲”),因为“天理”是不会错的,也是天然善和美的,至于为什么这样,是不能问的。

这是我们民族文化基因中固有的缺陷。我们学习西方的理性精神则是治疗中国当代文化危机的不二法门,而对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入手。

笔者曾经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称之为中国人“思维训练的夏令营”,其实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都是如此。康德的“纯粹理性”将理性思维的出发点交到我们手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历程向我们展示了理性本身在整个宇宙范围内五彩缤纷而又井然有序的活动的作品。

中国人直到今天还不大会思维,而基本上是“感情的动物”,他们太长久地压抑了自身本质中最可宝贵的潜能。

这导致中国人至今不会合理地设计自己的经济活动、政治制度,归根到底,不会合理地筹划自己的现实人生,以应对已经大大改变了的世界格局。而在这方面,德国古典哲学是中国人在当代所必须经受的“科班训练”,未经这套训练而匆忙引进各种外来的最新时髦,只能是食洋不化和“野狐禅”,是立不起来的。

最近几年康德哲学在中国有一个小小的热潮,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对黑格尔的研究相对而言仍然有些滞后,这可能与国外康德学仍然是当代最主流的学术话题有关。但我们不能老跟着国外的潮流跑,还要着眼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单纯研究康德而不顾黑格尔,这并不能够完整地把握西方理性精神的全貌,也不利于我们掌握完整的理性思维。

因此笔者的结论是:既要康德,也要黑格尔。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