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日本平民生活极苦 12岁以上女性都要工作

国际在线消息:《世界博览》2005年8月号刊登郭吉军、钉子编译的文章,展示了在二战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日本民众的生活状况。9月2日出版的《文汇读书周报》以《二战中的日本平民》为题,摘发了这篇文章。本报现转摘如下。

在日本平民看来,战争带给他们的是资源短缺、食物配给制、通货膨胀、黑市泛滥和超长时间的劳作。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日本人民遭受的痛苦甚至要超过其他发动战争的民族。他们像机器人一样做着乏味的工作,忍受着折磨。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是为了让这场侵略战争继续下去。

战时的物资匮乏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进口被封锁,日本本土惟一能用于生产的布料仅限于一种叫做“豆腐”的易碎织物,这种“豆腐”布料是用木浆和树皮混合着粉碎的废旧棉布制作的。日本的纺织业曾居世界第三位,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从印度、美国、埃及和巴西进口棉花,但在盟军切断其海上运输线以来,由于原料的缺乏,日本只能生产人造布。

起初纺织工厂曾用从被日军占领的中国运来的棉花作为替代原料,但中国的棉花纤维较短,在专为印度和美国长纤维棉花设计的机器上难以应用。

最终,日本政府销毁了800万个纺锤和25万架织布机,然后命令其余的工厂不断增加“豆腐”布的生产份额,并利用破布、桑树皮和山羊毛来代替对绵羊毛的需求。由于纺织品的极度匮乏,加之橡胶都供应给了军队,木屐重新成为日本最流行的鞋,甚至被政府称为“爱国鞋”。日本国民只有在极其重要的场合才穿上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旧鞋子。

为了满足武器生产对金属原料的大量需求,日本国内实行了严格的物资回收制度。在这一时期,城市居民做出了最大牺牲。各个城市纷纷拆除金属装饰材料,东京的金属路灯支架、铁轨、金属交通指示牌以及建筑上的各种标志牌全部被拆卸下来,就连靖国神社的铜制大门也被放倒,运到军工厂作为生产子弹的原料。

日本神道教的神社献出了铜制神龛;佛教寺庙贡献出大钟和铜锣;建在横滨的日本地震纪念馆陈列着1923年大地震的纪念物,该馆一次性捐献出10吨金属,包括在地震中损坏的公共汽车和自来水管道。

家庭主妇纷纷贡献出家里的生活器具,所有人都把原来的铝制一日圆硬币换成新铸造的锡币。既然日本国内已经没有用来取暖的燃料,政府官员们便纷纷拆下办公室里的暖气上交给国家。

尽管这样,到1944年,日本国内的铝资源还是消耗殆尽。警察倾巢出动,挨家挨户动员人们交出金属器具,到后期更是规定每家只能留下一口锅和一只金属桶。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每天上下班的难度不亚于前线的一场战役。由于缺乏燃料和维修更换的零部件,公共汽车、出租车和小轿车都已经彻底停运了。每天通勤上班的人拥向了城市铁路和有轨电车,但这些仅存的公共交通工具也是朝不保夕,运营次数被缩减到最少,票价也飞涨,排队等车的队伍却越来越长。许多时候火车和电车被军队征用运输军人和军事物资,这时候普通市民只能继续等待。

既然公共交通瘫痪了,上班族便开始骑自行车。不过随着战事的进展,日本国内所有的橡胶都被用于军工生产,这些自行车爆胎之后便不能再使用了,而且车架也被回收炼钢。最后,没有任何办法,人们只能步行。

在战争开始之初,女性还没有大规模投入到工厂的劳动中。日本社会福利部炫耀道“我们的敌人们招募了女性入伍,但是在日本,出于对传统家庭结构的考虑,我们不会让女性参军。”首相东条英机补充道“我们的军人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是因为后方的妻子和母亲们在家中期盼着。

”到1943年夏天,传统也沦为战争机器的牺牲品。为了满足无止境的军事需求,政府政策变更为:男人到前线去,女人到车间去。在全日本境内,女人们承担起许多从前被贴上“男性”标签的工作:火车司机、公司职员、售票员、厨师、理发师和售货员。

几个月后,政府宣布所有年龄在12到39岁之间的未婚女性必须到有关机构登记注册,随时做好工作的准备,以弥补军工厂人力资源的不足。这个新成立的组织被命名为女性志愿者劳动团,它负责安排调动女性劳动力。尽管政府没有硬性要求所有女性加入该组织,但全日本的妇女对这项计划非常支持,不参加的未婚女性会被邻里扣上“不爱国”或“好逸恶劳”的帽子。

在民间,妇女们也自发建立了许多类似的地区性组织,让日本的工厂能继续生产,东条英机的一个女儿也响应号召到工厂劳动。

传统的束缚已经被打破,日本的妇女和女学生甚至接手了许多危险的工作,她们到矿井中挖煤,或者到炼钢厂工作。到1944年,日本国内已经有超过1400万女性成为全职劳动力,她们与为数不多的未被招募入伍的男性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一同工作,也分享他们的艰辛每天在条件恶劣的工厂里工作12到16个小时。到了晚上,她们还要睡在工厂里,虽然工厂规定下班可以回家,但一般第二天的生产从凌晨三点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