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为伴的著名学者张耀杰

《中国话剧史》、 《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人间悲剧》、《影剧之王田汉: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等等,历数张耀杰出版的十余部著作,让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位与书为伴的著名学者严谨的态度与刻苦的精神。

     幼读《论语》饿出来的学问

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张耀杰,1964年出生于禹州市梁北镇大席店村。从农村走出来的张耀杰,留在他记忆深处的只有“饥饿”两个字,他风趣地称自己是“饿出来的学问”,“就是小时候吃不饱饭,想了一些事情”。当年,他之所以千方百计选择从农村出来,就是为了吃饱饭,而且希望搞明白更多的事实真相。

回忆自己家史时,张耀杰总是提到饥饿,如同挥之不去的梦魇。当年,他的爷爷因为舍不下一辈子用血汗钱置办的田产,原本已经在县城里经营着小钱摊,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却选择回到乡下参加土改,挑起担子走街串巷当卖货郎,于1959年冬天活活地饿死了。

他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师范毕业生,上世纪50年代当过小学校长,当时家里拥有不少书,在“文革”期间却被交出来当众烧毁了,侥幸留下来的也只有寥寥无几。认识了一些字后,张耀杰便在饥寒交迫中自己动手找书读,父亲反复强调的一句老话“不好好读书,长大连媳妇也讨不上”一直在他耳边萦绕。

七、八岁时,张耀杰常常捧着一本线装本的《论语》,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着看。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里,他和哥哥妹妹们经常哭喊着、打闹着争抢食物吃。然而,正是读书使他初步明白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知识。

当年的中国社会,有许多事情都偏偏是反常识、反文明的。童年时代,张耀杰玩过“扯羊尾巴”游戏,唱过“日头落,狼下坡,老人小孩跑不脱”的宗教谶语式童谣,据说这些都是从土改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流传下来的。

与这首童谣相配套的,还有一首童谣:“孩儿,孩儿,快点长,长大当个大队长,穿皮鞋,披大氅,抓着喇叭哇哇响。”所谓“扯羊尾巴”,在有些地方叫“老鹰抓小鸡”,无论是狼吃羊还是鹰吃鸡,都是由最弱势无助的成员来充当牺牲品的。

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期,为了抗拒土地和财产充公,许多农户流着眼泪杀死了自家的牲畜,然后聚在一块偷吃牛肉,边吃边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吃牛肉了。”而在事实上,牲畜被大批宰杀和农具被大量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直接导致了大批农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历史上的这些东西,给张耀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小养成的“历史癖”

1971年,张耀杰和哥哥一起上小学。第一堂课,老师教大家学习“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张耀杰不明白什么叫“接班人”。放学回家,他问父亲,父亲随口答道:“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小孩子嘴快,张耀杰接茬就说:“毛主席死了,林副主席就接毛主席的班……”话音未落,父亲的一记耳光就甩在张耀杰脸上,打得他眼冒金星。

“可那一下子把我打明白了。”张耀杰说,从那以后,别人喊口号、唱颂歌,他只当旁观者。“那些老头老太太,牙都没了还在使劲唱,确实很难看。”张耀杰笑着说。从此,张耀杰不追求“进步”了,又因为身材瘦小,打架也打不过别人,没别的事可做,就整日看书。

1978年,张耀杰离家到梁北高中读书,最好的口粮是葱花麦面饼子,到了青黄不接时就只能吃玉米面饼子。1980年,他考上漯河师范学校。学校的教师都是当地高中里抽调过来的,课堂上教的知识,张耀杰在高中都已学过,顿觉无聊。

他便整天躲在宿舍里睡懒觉,或者跑到图书馆里看闲书,尤其看欧美各国的小说与历史书籍,曾多次被班主任从被窝里拎出来过。那时,别的同学都很爱看中国古典名著,张耀杰却不喜欢,他读的全是巴尔扎克、雨果,还有《红与黑》、《巨人传》、《十日谈》、《莎士比亚全集》……“我就是觉得外国书里有很多人性的东西,和我们国家的文化不一样。”

提起漯河师范的学习经历,张耀杰总结说:“吃饭、睡觉、看闲书,两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鸿畅乡当了一名农村教师。也正是在那一年,父亲去世。张耀杰的一点儿工资要养活几个弟弟妹妹,强撑着熬了几年,弟弟妹妹们没有一个考上大学,而他也没有更大能力养活全家。

无奈之下,他产生了放弃当老师,继续学习走出农村的念头。他省吃俭用攒了几个月的工资,跑到郑州花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台录放机,开始自学英语,并读了许多英语书籍。

正是从这些英语书籍中,张耀杰从侧面触摸到欧美国家的历史事件和文明常识。当了七年农村老师后,1989年张耀杰顺利考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攻读戏剧学;1992年毕业后一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工作。

来自胡适的不惑之光

2000年夏天,由于投稿的关系,张耀杰认识了《黄河》杂志的谢泳。在一次争论中,张耀杰坚持认为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比胡适要深刻得多,也高明得多。谢泳对他说:“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还是应该多读一些胡适。”

谢泳的话语并没有说服张耀杰,他的诚恳宽厚反而深深打动了张耀杰。随后的时间里,张耀杰集中阅读胡适,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终于找到足以点亮自己的不惑之思:“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

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

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自从被胡适的不惑之思点亮之后,张耀杰一直觉得自己有义务去点亮现代中国的历史盲区和社会盲点,进而点亮更多的朋友和更多的读者,使他们能够从鲜活生动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中,“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在张耀杰看来,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世界上没有无水之源和无根之木,前生前世的老辈人的悲欢离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下社会的根源所在。张耀杰所要点亮的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主要偏重于每一位人物和每一例事件的历史局限性。

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告诉给更多的朋友和读者;另一方面是为当下社会所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性的解释。换言之,他所点亮和讲述的虽然是老辈人的旧情往事,所要发扬光大的却是21世纪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

多少年来,张耀杰倾心专注于自己的戏剧研究和历史研究。看书写文章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乐趣,在他家里到处都是书,最醒目的是,他将学校宿舍用的双层单人床拿来搁在家中,上面堆的全是书。继出版《影剧之王田汉》、《戏剧大师曹禺》之后,他觉得现代话剧史已经没什么好写的了,便把更多精力转向广泛的人文思想史。

他翻看大量的史料,只写自己看到的东西。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写作态度是:任何人物都有多面性,不管研究鲁迅、胡适,还是陈独秀、孙中山,首先都要找到他们的局限性,然后才能够更加准确深刻地认识到这些人物的正面价值和历史地位。

他发表了《鲁迅的神思新宗与曹禺的蛮性的遗留》、《俞梅荪与新民权运动——中南海秘书成了民间代言人》、《胡适笔下的杨铨之死》、《林纾与<新青年>的文化之争》等诸多文章,足以显现张耀杰现代学者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