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正边疆 【边疆研究】马大正:不断深化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研究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不但拥有辽阔的中原腹地,而且拥有广袤的陆疆和海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

推动这种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朝代,都面临着边疆治理问题。边疆治理不仅直接影响一朝一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边疆治理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着物与人两个要素。边疆治理内涵十分丰富,包括边疆治理大战略、边疆地区行政体制、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机构与运作机制、边防(国防)、边境管理、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文化政策、教育政策、经济开发和社会整体发展、周边外交等。新形势下,不断深化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研究取得诸多共识

具有百年积累的中国边疆史研究,随着我国边疆和周边热点问题频现,近年来开始不断升温。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边疆史研究突破了仅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的范围,开始将中国古代疆域史等作为研究重点。同时,学者们将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相结合,直面当代中国边疆(当然离不开边界线外侧的周边诸国)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从而将构建中国边疆学提上议事日程。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特别是古代治边政策研究得到长足发展,取得了诸多共识。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古代治边政策自秦汉到清朝逐步发展完善。在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自己的治边政策,经隋、唐、元、明等王朝的充实,到清朝时已经比较完善,可以说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治边政策体系。清朝治边政策可谓集中国封建王朝治边政策之大成,是中国特殊国情的特定产物,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地域的广阔性、内涵的多样性、影响的深远性四个特点。

中国古代治边政策有助于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国古代治边政策的直接目的是为一朝一代的政治利益服务,但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视角来考察,其历史的积极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二是协调了民族关系,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发展;三是有序进行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推动了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

研究中国古代治边政策应重视治边思想研究。治边政策总是在治边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研究中国古代治边政策,要充分认识到“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古代边疆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汉唐两代致力于完成统一大业,把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孕育的大一统要求变成现实。

元朝统一规模比汉唐两代更大,疆域也更加辽阔,元朝所形成的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清朝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作出的历史贡献尤为重要,清朝之前的任何一个王朝对疆域的有效控制都比不上清朝。

清朝的治边政策未能正确应对由“内边”防务到“外边”防务为主的根本性转变。中国古代疆域之边有“内边”和“外边”之分。中国疆域内的大小政权的“边”,可称之为“内边”。明代以前的治边主要是指“内边”,明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明代的倭患持续了近200年。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崛起,西方殖民势力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我国沿海地区和东北、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一些边疆省区的外患日益突出。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可称之为“外边”之患。

应该说,明代以后,在中国“内边”防务问题依然严重存在的同时,现代意义上的边防即“外边”防务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但清朝统治者面对边疆防务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仍然沉迷于治理“内边”的传统治边政策而不思也不会防备外患。清朝后期治边政策的全面破产,是清朝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一个重要因素。认真研究清朝治边政策的成败得失,对于维护国家统一、边疆安定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研究带来的深刻启示

以史为鉴、经世致用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研究中国边疆史尤其是边疆治理时,目的也在于以史为鉴、经世致用。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深刻启示。

边疆是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部分。边疆的发展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边疆的稳定关系到国家稳定大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充分证明,内地和边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宁失千军,不失寸土”这个古训,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广义的边疆治理包含管理和开发两个方面,开发旨在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这是保证边疆社会稳定的基础。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王朝如汉、唐、清在治理边疆时均注意到这一点。但封建王朝的治边政策毕竟有极大的历史局限性,如清政府在边疆治理中更多的是重稳定、轻发展,致使边疆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历史启示我们,为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必须使边疆地区有较快发展。

中央政府的权威是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最为重要的因素。边疆治理要依靠实力或者说是综合国力,实力包括军事力量,也不可轻视中央政府的权威。中央政府的权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有形的,就是政权的统治系统;二是无形的,就是权威本身文化和思想的号召力、凝聚力。

从中国历史上看,边疆地区发生动乱往往是在中央政府统治能力下降之时。中央政府有权威,统治就有效,边疆地区即使有乱也难成气候,影响不了全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必须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必须强化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管控力。

边疆治理的形式可借鉴创新。中国历代王朝在边疆治理中采取了各种形式,不少形式至今仍有可供借鉴的成分,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并结合现实情况加以创新。对于一些形式需要辩证分析,如历代民族政策中的因俗而治,既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也有“因俗”过度的教训值得汲取。因此,只有对历代治边政策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才能真正以史为鉴、借鉴创新。

大力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中国古代的边疆地区特别是一些与内地文化有较大差异的边疆地区,往往具有自身的特征,简言之:一是地缘政治上的孤悬一隅;二是经济发展上的相对滞后;三是文化心理上的多重取向。这些特征对于在边疆治理中如何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提出了很高要求。今天的边疆地区当然已经大为不同,但我们仍然要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上多下功夫,让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深入人心。

边疆官员的治理能力关系边疆治理是否得当。中国古代的边疆地区远离统治权力中心,且情况复杂,边疆的事情有时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边疆官员的治理能力直接关系边疆治理是否得当。今天,边疆地区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依然是边疆治理是否得当的关键要素。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研究面临深化与拓展的重任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面临深化与拓展的重任,当前尤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坚持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对于边疆治理这样一个在一定程度上牵动着中国历史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历史的局部考察得愈准确,对于历史整体的认识才愈有可靠的依据。但是,我们不应满足于微观研究,还必须对中国边疆治理进行宏观考察。应从宏观上考察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以便真正把握寓于历史事实中、隐于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本质。

不断深化传统内容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中国古代边疆治理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但诸如朝贡体制、藩属制度、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边疆地区的治边政策及其影响、中国传统边疆观和治边观等,仍有深化研究的空间。同时,在宏观上总结从秦到中华民国边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尚待研究者上下求索。

从更长时段来拓展研究视野。随着中国边疆史研究的深入,依托历史、面向当代研究边疆已成大势。因此,立足现实进行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研究应成为研究者努力的方向。我们要研究古代(王朝国家)边疆治理与近代(民族国家)边疆治理的异同,关注当代边疆治理中的发展与稳定、边疆多元文化的冲突与协调、边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地缘政治与边疆地区的涉外关系等。有了这样的宏阔视野,才能进一步深化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研究。

注重中外边疆治理比较研究。综观世界各国,疆域范围内真正可以称之为边疆地区的除了中国,主要还有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大国。当前,将中、美、俄三国从历史到现实的边疆治理进行比较研究很有必要,而比较研究的前提是对美国、俄罗斯的边疆治理进行扎实的个案研究。概括国外边疆治理的基本模式,总结国外边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就有可能将中国边疆治理放到国际比较的视野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推动研究方法多元化。长期以来,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属于历史研究范畴,研究者大都是史学工作者。随着研究的深入,仅仅依靠史学研究方法显然远远不够。因此,在边疆治理研究中引入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已成大势,唯有如此才能将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

理顺研究与决策的关系。研究与决策有着密切关系。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是进行正确决策的重要基础,这就要求学术研究必须科学求实。决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决策者应为研究者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保证;研究者则应发扬中国边疆史研究的爱国主义和求实精神等优良传统,为正确决策提供扎实可靠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