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谈中国知识分子 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思想改造,是1949年以后新政权对中国知识分子长期采用的基本政策,这个过程相当漫长,有近三十年时间,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较少再提这样的口号。作为一种对知识分子进行控制的主要方式,思想改造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运动。

但本文所研究的思想改造运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改造,而是特指1951到1952年主要发生在中国各高等院校中的思想改造。因为这次思想改造是以集中过关的方式,在短时期内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强制改造,所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更由于这次思想改造发生在新政权开始多次政治运动的重合期,特别是由此所带来的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对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与思想状态有很大影响,所以对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评价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这是一场完全的政治运动,在性质上,它与中国发生的所有政治运动都有其相似性。

一、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

从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通常是没有好感的。有些研究者把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他早年在北京大学作图书馆管理员的经历联系起来,可能有一定道理。他在延安时,曾对来访的斯诺说过,他当时受够了那些教授的气,他特别提到了罗家伦和傅斯年。

这是学术界经常提到的。早年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不大愉快的,1949年以后,毛泽东一次也没有去北京大学。那时北大校长马寅初很想让毛泽东到北大去讲一次,但毛泽东不去。

1951年9月11日,毛泽东在马寅初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1毛泽东一生对北大没有什么兴趣,对马寅初的邀请并不放在心上。那时新北大总是想贴近毛泽东,但毛泽东对此较为冷淡。

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对北大邀请他参加五四纪念会,也是很快拒绝了。他说:“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2后来毛泽东虽然给北大写了校名,但他对北大看来是不大热情的。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后来的命运。

在毛泽东眼里,知识分子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他从没有把他们看成是具有独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体。对于知识分子,他一直有成见,总是不信任他们,这个评价,不仅是毛泽东个人,也可以从一个政党的体制化行为中看得很清楚。

194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曾做过一个《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所谓1933年的两个文件是指:一、“怎样分析阶级”;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48年重印这两个决定的目的,是因为这两个决定只有一小部分当时已不适用,删去一点后,其余全部在当时土地改革工作中,基本上适用。

在这两个决定中,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也就是后来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而且在以后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中,还没有达到这两个决定的认识水平。

在“怎样分析阶级”的决定中,对于知识分子是这样说的:“知识分子不应该看做一种阶级成份,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份决定,其本人的阶级成份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一切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应该充分使用他们为民主政府服务。

同时教育他们克服其地主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当著作家、当艺术家等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民主政府法律的保护。3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就是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讲话的第五部分是“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中也有极小部分人,是坚决跟反动派跑的,但是极大部分人看到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种种腐败反动,而对国民党统治和美帝国主义侵略表示不满,对于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抱着某种程度的同情,或持中立的态度,这些人是可能争取的,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的。

4 这个认识,到了五十年代,就变成了毛泽东的“皮毛论”。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体现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评价。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最集中体现在四十年代他在延安的两次讲话中。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演说《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一文中说:“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知识分子特别宝贵。

中央文件又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战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这是很对的。因此知识分子就很光荣,土包子就吃不开。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

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5毛泽东在演讲中说了许多讽刺知识分子的话,从他的讲话风格上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没有好感。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的判断,就成了这样的评价:“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了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格不入的。

”6到了《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虽然对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有相当的肯定,但他的最终结论还是:“今后政府应有计划在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与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这个态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以后曲折经历的思想背景。

1947年底 ,毛泽东筹划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时,他极为关切民主党派在中国未来政治体制中的地位问题,因为中国的民主党派,大体上是知识分子群体。为此他特向斯大林发出一份绝密电报,对斯大林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在谈及中国的政治形势,重点是中共对待民主党派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时,他怀疑反蒋人物与美国有联系,毛泽东说:“美国人和蒋介石打算通过宋子文同我们开始和谈,是在玩弄手法,目的是迷惑群众。美国人和蒋介石担心我军可能强渡长江,尽管我们当前并没有这样的打算。

在香港的李济深将军和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和其他反蒋人物,同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将来他们可能受美国利用并为美国和蒋介石利益服务。我们对这种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时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

”7毛泽东说:“随着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向不再存在。民盟成员中有同情我党的人士,然而他们的领导者大多数是动摇分子。正是他们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解散了民主同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在中国革命取得最终取胜时,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全部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样能大大巩固中国革命。”8从四九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一系列打击中,可以肯定地说,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是符合他“一步一步地拋弃他们”的立场的。

由于斯大林的反对,才出现了后来所谓的联合政府,但这也埋下了毛泽东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他连李济深、冯玉祥这样的国民党左派都不相信,其它人就更可想而知了。特别是毛泽东对民主同盟的反感(主要是民盟高层领导如罗隆基等人),种下了1957年“反右”时,民主同盟从中央到地方领导几乎无一幸免的前因。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四十七条中就已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意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9也就是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是一个早晚、一个以什么样方式来完成的问题,改造是必然的。

二、延安整风与思想改造

1949年后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可以从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延安整风中找到源头,无论是运动的指导思想,还是组织方式以及具体的工作作风,延安整风实际成了1949年以后新政权整个意识形态的主要来源。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学委会的几个关键人物,在四九年以后,都成为身居要职的领导如陈云、康生、李富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等等。

另外,1952年在新政权当中,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完全是延安知识分子,特别是当年延安马列学院的知识分子,如胡乔木、周扬、李维汉、艾思奇、范文澜以及地位在他们以下的于光远、胡绳、邓力群等,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些延安知识分子是居于领导位置的。

由于他们当年都经历过延安整风和审干部运动,所以在新时代,他们对于延安早年的政治运动并不陌生。

在思想改造运动起来以后,这些当年延安的理论家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比毛泽东还左,后来发生的“《学习》杂志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作者另有专文论述这一事件,此处从略)。

因为延安整风历来都获得极高正面评价,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是从不容怀疑的,就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中,周扬依然对延整风给予了高度评价,由此可见这一政治运动的历史地位。其实五二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过是把当年延安整风和审干那一套东西,用来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演一遍而已。

延安整风的主要目的,是毛泽东要在党内完全排斥掉以王明为代表的有留苏背景的革命知识分子,然后建立自己新的意识形态。在延安整风时,虽然各级干部都不同程度受到了打击,但那些有过留苏背景的知识分子是最容易被以教条主义为名而排斥的。

1942年冬春之交,延安各机关、学校在听了康生作的传达和动员报告后,纷纷成立了整风领导机构,基本停止了日常的业务工作。早已习惯遵从上级指示的干部们正兴趣浓厚的按照上级的布置,制定各人的学习计划,日夜精读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时延安似乎又再现了前几年的景象,成了一所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学校。

10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

11当时成立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与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时各高等院校负责改造知识分子的领导机构,在名称上都完全一致。1942年3月至5月,毛泽东亲自选编了干部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下令所有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干部,必须对照文件精神,联系个人思想和历史经验,写出整风笔记。

12不但要写,还要派出检查团专门抽阅干部所写的个人笔记,以了解他们对整风运动的真实态度。

毛泽东利用新成立的各级学习委员会,使这个新设组织成了各级党组织的核心,借助学习委员会高效、有力的组织措施,毛将自己一系列新概念强制性地灌输进广大党员的头脑,初步打击了党内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为下一步的思想改造奠定了心理方面的条件。

13“写笔记”和由学习委员会来审查“笔记”,这些延安整风时,由康生、毛泽东等人发明的办法,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全部照般了过来;康生在延安整风时首创的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经由毛泽东首肯以后,成了新政权意识形态的重要法宝。

毛泽东说:“康生同志在前几天动员大会上所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是整个的,但自我批评就是说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

”14这些极其虚伪的所谓思想方法,在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强加给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强大压力下所做的思想汇报和检讨格式(以无限制地自毁为基本特征),也来源于延安整风和审干运动,当年王若飞、吴玉章、王思华、范文澜等人所写的检讨,可以说就是后来知识分子的样板。15包括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些最为人熟知的提法,也都来自延安整风。比如“脱裤子,割尾巴”,就是毛泽东的发明。

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是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文学作品,虽然是小说,但纪实的成份很大。她在小说的前言中说:16